【大紀元11月2日訊】謹將此文獻給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並願此書成爲七千萬中共黨員的黨課教材。
中國共產黨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爲，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內部，思想戰線上最大的敵人是修正主義。
什麽是修正主義呢？修正馬克思主義也，後來演變成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是反對修正主義最爲激烈，最爲賣力的。誰是修正主義者呢？歷史上的修正主義者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現代修正主義者是鐵托和他領導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盟，赫魯雪夫領導下的蘇聯共產黨等等。毛澤東首倡把反帝和反修並列，自稱「爲反全球侵略者，唯余此處一孤家」，自以爲「唯我獨革」，孤芳自賞，結果使自己極端孤立。中共中央認爲所有國家的共產黨都變修了。在整個國際共産主義運動隊伍裏，只有一個恩維爾霍查領導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緊跟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中央不滿意北朝鮮金日成親蘇，在國內稱北朝鮮爲朝修，我認識一個犯人，他的「反革命罪行」就是「企圖投靠朝修」。後來，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打倒，中共中央宣佈文化大革命錯了，改爲奉行「首先把中國自己的事情搞好」的政策，引起了阿爾巴尼亞的強烈不滿，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曾經宣稱同時「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和反對中國修正主義」。
1989年戈巴契夫訪問中國，鄧小平對戈巴契夫說：「不要翻歷史舊帳，不去問誰是誰非，而是翻開新的一頁，向前看。」不久後，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大屠殺，緊接著則是「蘇東波」，先是蘇聯共產黨被宣佈爲非法，然後是蘇聯解體，東歐各國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所謂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在這種背景下，談論中蘇分歧還有意義嗎？我認爲，「向前看」固然可以，但是不等於過去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毫無是非可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嘛。分清是非，還歷史以真實面目，不僅具有歷史價值，而且具有現實意義，不僅對於瞭解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下的黨中央大有裨益，而且對於這個黨重新認識自己的真實面貌以及選擇今後的道路也大有裨益。
說到反修，人們自然會回憶起六十年代初的中蘇大論戰。中共的立場是什麽呢？長期以來，對於屠殺了成千上萬蘇聯各族人民的史達林，中共中央始終是愛戴有加，一直把他的肖像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並列，讓廣大黨員和全國人民敬仰他，崇敬他，而把勇敢地揭露史達林的滔天罪行的赫魯雪夫卻看作是十惡不赦的罪人。由於中共中央宣傳機器鋪天蓋地地故意誤導的結果，在廣大中國人民心目中，大概沒有比赫魯雪夫更壞的蘇聯領導人了，甚至在民間，也是對他竭盡污辱謾駡之能事。其顛倒黑白的程度令人歎爲觀止！
這究竟是爲什麽呢？是因爲史達林對待中國特別好，而赫魯雪夫對待中國特別不好嗎？不是，完全不是。
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接見中國留學生時做了長篇講話。其中他說：「我到過蘇聯兩次，第一次來心情不舒暢，這一次來心情很舒暢。蘇聯同志很尊敬我們。」我聽了以後感到困惑不解。後來和同學們閒談起這個題目，記得當時劉允若(劉少奇的次子)解釋說：那是因爲史達林有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看不起中國，以恩人自居。在會談中提出了不少不合理的要求，包括企圖在軍事上控制中國，等等。使我們處處吃虧受欺負。甚至於蘇聯盧布和中國人民幣的比價也是史達林一個人說了算，極不公平，根本不合理。僅此一項，我們就吃大虧了。
經過他這麽一解釋，我有點明白了。可不是？就拿我們留學生的待遇來說吧。大學生的每月生活費是500盧布，研究生是700盧布，由於貨幣比價是二比一，我們得到的500盧布就相當於250元人民幣，這可是國內正師級幹部的待遇啦！這個數位聽起來是相當令人羡慕的。國家公派的留學生嘛！是不能太寒磣了。可是實際上這500盧布也只是足以保障個人生活溫飽不愁而已，想要買書等等就得格外省著用才行。爲什麽？就是因爲貨幣比價嚴重的不合理。表面上看，是蘇聯每個月給我們發助學金，而這些錢實際上都由中國政府按二比一的貨幣比價，折合成實物撥給蘇方的。而留學生的上述生活費比起委託蘇聯培養中國留學生的費用來，只占很小的比例。這也是爲什麽給我們做報告時經常說：「國家培養一個留學生，相當於培養15到30個清華，北大那樣國內一流大學的學生的費用。」正因此，我們也格外珍惜國家花費如此昂貴的學費爲我們換來的學習機會。後來我們得知，是赫魯雪夫主動提出來，把比價改爲六比一，才使之變得比較合理。
我們再看另一個例子：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是蘇聯逼債。中共中央故意把「蘇聯逼債」和所謂的「百年不遇的三年自然災害」並列，說成是造成中國人民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生活極度困難的兩大原因。從而挑起中國老百姓對蘇聯的極度不滿。
提到所謂蘇聯逼債，不禁要問，中國什麽時候欠下蘇聯政府的債呢？原來是「抗美援朝」期間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欠下的債。什麽債呢？購買武器的債！我在這裏暫且不談這場戰爭的性質。就說當時的形勢，北朝鮮政權已經岌岌可危，蘇聯建議中國出兵援助，史達林爲了「師出有名」，連名字都給中國起好了，就叫做「志願軍」。簡單的說，就是中蘇雙方商定，爲了避免蘇聯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由中國出兵，由蘇聯出武器，那麽，等於說是中國代替蘇聯去朝鮮打了一仗。既然如此，如果史達林真是個「國際主義者」的話，他哪裡能要中國出錢買他的武器呢？他應該說，中國同志是爲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全局利益而出兵朝鮮的。他們承擔了最大的犧牲。我們僅僅出點武器又怎麽可以向中國要錢呢？可是，他沒有這樣做！他不這樣做是很不地道的，也是很自私的。史達林再一次表現出他的大國沙文主義來！結果變成了中國不僅要出人，而且還得向蘇聯買武器，打下來這場惡仗。蘇聯只是扮演了軍火商的角色。中國用無數中華兒女的鮮血和生命去澆灌「中朝(北朝鮮)友誼之花」，還因此欠下了一屁股的債。那麽，那個時候蘇聯是誰掌權呢？是史達林。要不是他如此自私，如此欺負中國，抗美援朝的債務又從何而來呢？
據說金日成曾經說過：「蘇聯老大哥跟我們要錢，我們還還得起；如果中國同志要讓我們還人，我們就還不起了。」當然，我們無法考證，金日成是否說過這樣的話，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當時欠下蘇聯政府債的不僅僅是中國一家，而且還有北朝鮮。史達林當政時期對中國和對北朝鮮的援助既不是無私的，更不是無償的。
既如此，欠債還錢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呢？所以，後來到了應該還債的時候，中國政府沒有理由不還，蘇聯政府也沒有義務不要。凡是債務，一般來說是有期限的。到了規定日期不還錢，這叫失信用。反之，如果不到規定日期就要求還錢，這叫無理取鬧，你儘管拒絕就是了。他那官司到哪兒也打不贏。所以所謂」「蘇聯提前逼債」是根本說不通的。至於，到了規定日期該你還錢，你就應該主動地按時還，否則以後別人還怎麽和你打交道？其實，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人際關係一樣。張三欠了李四的錢，到了規定期限。張三還錢有困難，就和李四商量，希望允許緩交。如果兩人關係很好，李四又沒有什麽急用，就可以同意通融緩交。反之，兩人關係緊張了，那就不客氣，公事公辦，照章辦事。沒什麽抱怨的。但是，即使在中蘇兩國的國家關係惡化到那種地步時，蘇聯也沒有「斬盡殺絕」。人們不妨讀一遍丁抒寫的《人禍》。其中詳細地分析了所謂「蘇聯逼債」的真相！請看：
『從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災害」之外，中共又說蘇聯「修正主義者」是造成中國經濟嚴重困難的禍首。理由是，蘇聯一方面「背信棄義」地單方面中止執行數百個援華合同，撤走在華專家，包括在中國核工業部門及其研究院協助中國研製原子彈的專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對中國「逼債」。中國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蘇聯去還債，以致食物短缺、發生饑荒。「好東西都運到蘇聯去了。」用民族主義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澤東成功地挑動起人民對「蘇修」的仇恨，轉移了人民的不滿情緒。』
「其實，蘇聯的「逼債」並不如官方公開場合下說的那樣無情冷酷。當時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一九六一年曾說：「去年沒搞好，我們應該給蘇聯的豬肉也沒有給，什麽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民主德國的也沒有給，這個很不好。好呵！你們是大躍進，欠了人家的東西不給，你什麽大躍進啊？」
可見，蘇聯並非如中共告訴人民的那樣「逼債」，一點餘地不給。至於那個時期蘇聯向中國供應數十萬噸糧食一事，知情的中國人恐怕連千分之一都不到。那當然要歸功於中共中央的蓄意隱瞞。
至于說到撕毀合同，撤回專家，特別是不再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蘇聯政府究竟有什麽過錯呢？人們只要回憶一下中共中央對於反目以後的阿爾巴尼亞、越南、古巴是怎麽做的就足夠了。完全一模一樣，毫無二致：也是撕毀合同，撤回專家，不信你就翻翻1964年12月31日報紙上卡斯楚是怎樣痛斥中國霸權主義和海盜行徑的。
因此，在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下，黨際關係的破裂就不可避免地會直接導致國家關係的極度惡化，絲毫不顧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準則。爲什麽？就因爲是「黨天下」嘛！到什麽時候也是「黨是領導一切的」呀！與黨相比，國家永遠是附庸。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毫不奇怪。黨的關係破裂了，國家之間還好得了嗎？既然中共自己一貫就是這麽幹的，它又有什麽資格和權利指責蘇聯呢？
講到這裏，問題又回到原來的地方，究竟是什麽使中蘇交惡了呢？實踐已經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堅持的那一套是既錯誤，又荒謬，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其慘痛的後果，而且直到今天，連一個字的承認錯誤的勇氣也沒有。但是，歷史教訓值得注意。分析一下中蘇兩黨的分歧所在仍然有其必要性。毛澤東爲什麽要挑起中蘇爭端呢？先得從反對個人迷信和史達林問題說起。
赫魯曉夫揭露史達林的種種違法亂紀，濫殺無辜的暴行和罪行，提出反對個人迷信，對於毛澤東來說，實在是兔死狐悲。他意識到接下來的下一步就是反對對他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了。不僅是國際大氣候的壓力使然，而且中國國內和黨內的有識之士也會積極推動反對個人迷信的鬥爭。可是，對於毛澤東來說，搞個人迷信，讓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對他頂禮膜拜，俯首貼耳，那就像是賈寶玉身上的通靈寶玉一樣，是須臾不可或缺的寶貝。沒了它，他哪裡還能矇騙住廣大人民群衆呢？進一步說，沒有了它，他哪裡還有本事發動什麽文化大革命呢？即使他真的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硬要蠻幹的話，也不至於那樣順利啊！覺醒了的國人還會那樣盲目地服從和執行毛澤東的那麽多的荒謬絕倫的「最新指示」嗎？他又憑藉什麽來把八億中國臣民支配得團團轉呢？真要反對個人迷信的話，毛澤東豈不等於孫悟空沒棒耍了嗎？那對於毛澤東來說，簡直是不堪設想的災難。
大家回憶一下當時的政治氣氛。在那樣的條件下，赫魯雪夫敢於提出反對史達林的個人迷信和揭露史達林的累累罪行，是需要極大勇氣的行動，也體現了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的遠見卓識。二十大以後不久，中共八大對於蘇共的做法也是充分肯定的，而且明確表示要吸取教訓，防患於未然。但同時又強調說在中共內部並不存在個人迷信問題。這明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毛澤東本人呢？在八大閉幕後不久，就推翻了黨代表大會的決議，不但擅自改變了當時中國主要矛盾的概念，給已經災難深重的祖國帶來了更加深重的災難，而且變本加厲地大搞其個人迷信。這股歪風愈演愈烈，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登峰造極的地步。不論是毛澤東對斯諾的講話中所說的「有點個人崇拜是必要的」，到他和林彪的對話：「還是你說得對，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處處顯示出他一心一意要讓全黨和全國人民盲目崇拜，盲目服從他個人。因此，給中國大陸人民帶來無窮禍害的個人迷信完全是毛澤東自己有意識地培植出來的。不是別人把他推到神壇，而是別人察言觀色，投其所好，情願擡轎子而已。亦步亦趨地追隨史達林和效仿史達林大搞個人迷信的禍首恰恰是毛澤東本人！
提到」大反史達林」，不妨再說一個小小花絮。蘇共召開二十二大以後不久，就決定把史達林的遺體從列寧史達林陵墓中遷出，加以火化，把他的骨灰盒安置在克里姆林宮的城牆裏面。對於這件事，中共中央可以說是做盡了文章，把事情說成是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焚屍揚灰，形同鞭屍，連死人也不放過，殘忍之至。
但是關於焚屍揚灰之說，事情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請聽聽中共中央的好朋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主席艾地的解釋。當西方記者就此提問時，他的回答是：「西方國家就這件事大做文章。其實是極大的誤解或曲解。蘇聯同志認爲，史達林作爲蘇聯的党和國家領導人，曾經犯有一系列嚴重的錯誤，他的位置不應該和革命導師列寧並列，而是應該和他生前的同志和戰友們葬在一起。「由此可見，即使是相當親中共的艾地也能夠正確地理解這件事。難道說，毛澤東和他的下屬們的認識水平會遠遠低於艾地嗎？當然不是。他們故意就此大做文章，用這種辦法進一步煽起廣大黨員和廣大人民群衆對蘇聯，對赫魯雪夫的極度不滿和敵視心理。這一手果然奏效。從此，赫魯雪夫在中國人民印象中已經成了一個再壞不過的符號了。
毛澤東的這一手法，令人聯想到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所採取的手段。明明已經理屈詞窮的毛澤東，爲了爭取同情，居然把彭德懷的萬言書中的「始作俑者」延伸到下面一句「其無後乎？」，故意把事情說成是彭德懷企圖借題發揮，用毛岸英犧牲在朝鮮戰場上這件事來諷刺他斷子絕孫，說這話時他連眼眶都潤濕了。結果果然奏效，激起了全場對彭德懷的義憤填膺，至此，彭德懷的敗局已定，中國人民的特大災難也就不可避免了！而這一回毛澤東只不過是又一次故伎重演罷了。
在這裏，不妨提一下遠非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的一個事實。根據廣泛的民意調查，在前蘇聯人民心目中，在所有的黨政一把手當中，對赫魯雪夫的評價是最高的，對他的印象是最好的。好到什麽程度呢？五五開。這五五開本身就說明了赫魯雪夫遠非完人，決不是十全十美。所謂好與壞，也僅僅是相對而言。再說，在共產黨這個大醬缸裏混了這麽久，爬得這麽高的幹部中間，難道還可能有什麽完人嗎？借用林彪的經典名言說：不說假話難道還能幻想成就什麽大事？
凡是參觀過莫斯科新貞女公墓的人都會看見，赫魯雪夫全身像的墓碑是由黑白相間的大理石構成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前蘇聯的許多領導人的評價逐漸改變了，而對赫魯雪夫的總的評價始終不變。其中，大反史達林的個人迷信和揭露史達林的累累罪行則是他萬古不可磨滅的功績。這就是歷史的公正！
總之，儘管中蘇分歧反映在許多方面，其根本原因是毛澤東維護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維護史達林搞個人崇拜的實質是維護對毛澤東本人的個人崇拜。
接下來我們看看，在國際事務中中蘇兩黨的主要分歧。例如，按照蘇共的邏輯，把美國政界的頭面人物分成鷹派和鴿派，認爲在兩個總統候選人中由甘乃迪這樣的明智派上臺要比像戈德華特那樣的戰爭狂人當總統比較有利於世界和平；而中共中央則強調，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兩個党的候選人都是代表資本主義寡頭的利益，二者毫無本質區別，不論誰上臺都一樣。因此只能寄託希望於美國人民，而不應對任何一個美國總統抱幻想。對美國總統抱幻想，實際上就是對帝國主義抱幻想，是對帝國主義討好和獻媚，只能起到麻痹自己、麻痹人民的有害作用。（試問，如果麥卡錫上臺也一樣嗎？）所以，當赫魯雪夫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的路線時，中共中央痛斥其爲修正主義的「三和政策」，認爲這是蘇聯共產黨被美帝國主義的核武器和核威脅嚇破了膽，不得不在美國面前屈膝讓步，一再退卻，搞投降主義。
中共中央認爲，戰爭並不可怕，原子彈是紙老虎，其他更先進的核武器也是紙老虎。我們熱愛和平，我們不要戰爭，但是我們也不害怕戰爭。一旦帝國主義把戰爭強加在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頭上時，我們就橫下一條心，針鋒相對地和他們作鬥爭。一旦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大不了死掉一半人口，人類也不會滅絕。將要滅亡的是帝國主義制度，勝利的人民將在帝國主義的廢墟上建立起世界上最美好的社會，即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制度來。
出於這樣的思想和理論的指導，毛澤東到處宣揚他的戰爭並不可怕的主張，問一些東歐小國的領導人怎麽看待這個問題。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回答說：「我們國家小，人口少，像你們說的那種戰爭前景，我們連想也不敢想啊！」本來嘛，如果真的「大不了」死掉一半人口的話，像東歐那些小國豈不從地球上被抹掉了？這是正常人的思維，是常人見解，可是中共中央卻把它當作修正主義害怕戰爭的典型，在黨內和國內大肆宣傳修正主義分子被戰爭嚇破了膽云云，竭盡嘲笑挖苦之能事。
正是由於兩種截然不同的指導方針，中蘇兩國在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上的態度和做法是完全相反的。其中尤其以所謂加勒比海危機最爲突出。鑒於美國曾經策劃和支援古巴流亡分子對古巴(好像叫豬灘吧？)進行了長達七十二小時的突然襲擊，古巴領導人和蘇聯商定，把蘇聯導彈運進古巴，準備對付美國可能的入侵。此事被美國偵察衛星發現後，局勢驟然趨於緊張，雙方經過談判，達成協定，蘇聯同意美國對開往古巴的船隻進行船靠船的檢查，蘇聯從古巴撤出導彈，但向古巴保證，一旦古巴遭到入侵，毫不袖手旁觀。此外好像還有一條是美國保證不進攻古巴。可是中共領導人則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大肆攻擊蘇聯的做法，給它扣上冒險主義和投降主義的帽子。而且，我們不止一次地在內部報告裏聽到中央領導幹部直截了當的鼓吹戰爭邊緣政策，說是「美帝國主義搞戰爭邊緣政策，我們也搞戰爭邊緣政策嘛！針鋒相對嘛！怕什麽？敵人就是這樣，你軟他就硬，你硬他就軟。怕有什麽用？」這也是爲什麽毛澤東敢於發動萬炮轟金門的攻勢的主導思想。
我們再看，中共中央是如何干涉別的國家的內政和輸出革命的。
1956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極力慫恿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人民的反抗。毫無疑問，蘇聯是元兇，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中共中央在幕後起了極其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當赫魯雪夫尚在猶豫不決，下不了決心的時候，是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親自秘密訪問蘇聯，進行了一番苦口婆心的勸說，痛陳利害關係，才催生了後來那血腥的一幕。
中共中央慣於拿帝國主義來嚇唬人，不僅嚇唬中國人，也用它來嚇唬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大家回憶一下，中共中央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曾經「語重心長」地「開導」兄弟國家的人民說：「這些國家的人民應該想一想，如果沒有蘇聯的存在，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將會怎樣對待這些國家的人民。(大意如此)」時間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實踐證明了什麽呢？蘇聯早已不復存在了，匈牙利人民早就擺脫了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結果怎樣了呢？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究竟怎樣對待這些國家的人民了呢？「亡黨」以後的匈牙利人民是否「亡國」了呢？是否陷入水深火熱的災難之中了呢，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勝於雄辯」啊！雄辯的事實只證明了一點：當年蘇聯在中共的極力慫恿下悍然出兵鎮壓匈牙利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是絕對錯誤的，是明目張膽地干涉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是嚴重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爲。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是愧對匈牙利人民的。「中國」共產黨什麽時候才能鼓起勇氣向匈牙利人民說一聲「對不起」呢？
中共中央滿腦子是輸出革命的思想。它輕視並嘲弄「和平過渡」的主張，堅持把「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當作唯一的成功法寶向全世界兜售。具體表現爲對世界各地的兄弟黨進行煽動，敦促他們「丟掉幻想，準備(武裝)鬥爭」，在不同意他們觀點的兄弟黨內則扶植親毛力量，辦學習班，到處傳播毛澤東的謬論，培養大批軍事幹部，出錢出武器，培訓人員打遊擊戰。可以不誇張地說，真的是把魔掌伸向世界的各個角落，特別是亞非拉各國。其中東南亞是受害最深的重災區之一，甚至延伸到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關於這個問題，以後我們再談。
被暫時勝利沖昏了頭腦的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自詡比蘇聯和蘇共更加「革命」。他們不無幸災樂禍地說，蘇聯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是一成不變的。過去曾經從西歐轉移到蘇聯，而現在蘇聯變修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從莫斯科轉移到了北京。毛澤東才是馬恩列斯的真正接班人。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頭頭已經不復是蘇共了。由此可見，爭奪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領導權是毛澤東挑起中蘇爭端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爲什麽後來他惡性發展到不僅要當中國人民的領袖，而且要當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的緣故。這種毫無自知之明的夜郎自大，令人不禁聯想起普希金的詩歌<漁夫和金魚的故事>裏的那位貪得無厭的老太婆。這種人如果不是自我膨脹的野心家，還有什麽人夠資格擁有這等桂冠呢？
反過來，再看看所謂干涉中國內政問題。中共指責蘇共以老子黨自居，把兄弟黨的關係變成了父子黨的關係。而且動不動揮舞指揮棒，組織其他國家的兄弟黨對中共的「圍攻」。中共中央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批評意見全說成是「干涉中國內政。」其實，憑心而論，赫魯雪夫反對中國的什麽呢？更確切地說，他反對中共中央的究竟是什麽呢？就中共的國內政策而言，以赫魯雪夫爲代表的蘇聯共產黨批評和反對的正是毛澤東提出和堅持的所謂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赫魯雪夫對於「中國同志」犯的這等低級錯誤，感到痛心疾首，多次指出中共是在重復蘇共當年走過的彎路。其實，就連史達林也沒有這樣瘋狂地胡作非爲過！
就拿那臭名昭著的大煉鋼鐵來說吧！「愛湊熱鬧的人確實不少，連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家的院子裏也砌上了爐子。在宋慶齡本人的主持下，秘書、花匠、廚師一齊上陣，成了「鋼鐵大軍」中的一員」。這麽荒唐的做法使得當時的兄弟黨領袖赫魯雪夫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可是毛澤東偏偏走火入魔，聽不進任何批評意見。赫魯雪夫在一次報告中痛心地提起此事，說：「咳，讓她去煮吧！」完全是無可奈何的態度。可是，這又被中共中央拿來大做文章，故意在人民日報上全文刊登，煽動民族主義的狂熱，作爲蘇聯和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攻擊我們的大煉鋼鐵和三面紅旗的口實。當時的政治氣氛是今天許多年輕人無法理解的。誰膽敢對三面紅旗中的任何一項具體措施表示異議，或者表現不夠積極，就有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險。而且中共總是故意把國際上的帝修反和國內的地富反壞右聯繫在一起。他們的邏輯特別簡單：你看，國際上的帝修反反對我們黨的總路線，反對三面紅旗，國內呢？地富反壞右也反對我們搞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等等。爲什麽呢？這是他們反動的階級本性決定的。現在你也反對三面紅旗(哪怕是僅僅反對其中某一項具體措施)，你在客觀上不就是和國內外階級敵人一鼻孔出氣啦？這叫做國際上階級敵人刮什麽風，國內的階級敵人就掀什麽浪，這就叫國內外階級敵人遙相呼應，想要顛覆我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試問，還有什麽比這更可怕的帽子呢？又有誰願意戴上「右派」，「右傾」，「階級敵人」之類的帽子呢？就這樣，中共中央四兩撥千斤，輕而易舉地化解了危機，轉移了視線，顛倒了是非，硬是把對的說成錯的，把錯的說成對的，再一次成功地「硬著頭皮頂住」了黨內外和國內外正確的批評和理智的呼聲，同時呢，把廣大人民對黨中央的滿腔不滿，怨恨和怒火通統轉移到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頭上去，成功的轉移到赫魯雪夫頭上去！大家不會不記得毛澤東的一大謬論，叫做「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關於這個理論，毛澤東曾經有過許多「精闢」的論述。例如，他鼓吹，敵人越是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就越是說明我們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我們就越要堅持。凡此等等。用這種荒謬的理論來指導實踐的可怕後果，已經足以使最愚蠢的人擦亮眼睛。可是直到今天中共中央還捨不得清算這種謬論，恐怕已經不僅僅是愚不可及，而是有其難言之隱吧！什麽難言之隱呢？至少有三。
難言之隱之一就是「鄧小平後遺症」。衆所周知，鄧小平是一個從來沒有勇氣承認錯誤的人。1963年，鄧小平和彭真曾秉承毛澤東的意志，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直接和蘇共中央談判，以中蘇關係破裂而告終。這個歷史罪責是鄧小平推卸不了的。因此，鄧小平對於「反修「這一歷史公案始終採取回避的態度。
難言之隱之二就是需要千方百計地保持和捍衛那「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裏說：「老實說，我們還是第一次遇到公開爲個人崇拜辯護的事情。」毛澤東爲史達林的個人崇拜辯護，是爲了維護他在中國國內搞的和準備發揚光大的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
中共中央說，史達林始終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的悲劇在於，即使當他犯下一系列極其嚴重的錯誤時，他仍然以爲，那些都是爲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當中共中央如此滿懷「階級感情」地爲史達林的罪行遮羞時，已經提前做好了日後爲毛澤東開脫罪責的準備。
果然，當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臺後，他們當真把事情說成是毛澤東受到了林彪和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矇騙。林彪和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對黨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而毛澤東則不僅不是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罪魁禍首，反而是無辜的受害者，受矇騙的替罪羊。和史達林一樣，儘管他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動機畢竟是好的，而且錯誤嘛，誰都可能犯。因此他們的錯誤雖是令人痛心的，但完全是可以原諒的。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馬克思主義千條萬條，歸結起來只有一條：造反有理。」也就是無法無天。舊社會不是講「刑不上大夫」嗎？到了毛澤東時代，就連憲法也是擺擺樣子的，哪裡能約束得了毛澤東這位開國皇帝呢？只要毛澤東覺得它礙事，隨時可以把它棄若敝屣。1954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1955年他就鼓勵使用私拆信件和審查日記的違法手段揪出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1957年，他剛剛號召廣大知識份子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改進黨的工作，緊接著就下達內部文件，說是引蛇出洞，一巴掌把55萬到300萬黨的諍友打成右派。一直到毛澤東壽終正寢，也沒有對已經遭受22年磨難的右派分子及其家屬「施仁政」。1959年召開廬山會議，原來的目的是糾正一些極左的錯誤做法，可是後來感到彭德懷的萬言書對他的統治地位構成了威脅，馬上就變臉，從反左一下子變成了反右傾，一下子揪出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在全國範圍內抓小彭德懷，拔白旗，把幾百萬敢於說一點點真話的幹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又是「永世不得翻身」，而彭德懷這位曾經立下赫赫戰功，救過毛澤東命的戰友終於被迫害致死。到了1966年，毛澤東悍然發動文化大革命，把全黨和全國人民投入他一手造成的十年浩劫之中。就連國家主席劉少奇也不能倖免。就像中國諺語所說的那樣，「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天真之至的劉少奇還出示憲法，據理力爭說：「根據憲法，我仍然是國家主席。」他以爲他的話還會有人聽從，他還以爲在毛澤東的眼裏，憲法不是一張廢紙哩！
至於反修呢？人們不是常說：國際政策是國內政策的延續嗎？痛定思痛，回頭看看，毛澤東在國內搞的一系列愚民政策及其可悲後果，再看看他在國際上的極左政策和橫行霸道，尤其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內部和對待中蘇關係問題上，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更是自以爲是，一意孤行，施展出渾身解數，無非是強詞奪理，顛倒黑白，在此不再贅述。綜上所述，毛澤東之所以如此霸道，之所以如此囂張跋扈，之所以敢於把全黨和全國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於股掌之中，既有其個人的人格品質方面的原因，更有一黨專政的制度上的缺陷。從七大的劉少奇到九大的林彪，無一不是大樹特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吹鼓手。他們親自把轎子裏的毛澤東擡到了神壇之上，就像天方夜譚裏面的魔瓶那樣，魔鬼一旦被釋放出來，就一發不可收拾，再想收回瓶中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擡轎子的人們付出了血的代價，可是中共中央至今還是沒有勇氣清算毛澤東的罪行和分析這種醜惡現象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出現的原因，至今仍然藏著掖著，拼命淡化文革問題，拼命鼓吹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唯恐觸及其根本的要害。試問，這哪裡像一個嚴肅而負責任的政黨的作爲呢？
分清是非，這並不是什麽紙上談兵。試問，不認識錯誤，不承認錯誤，不找出錯誤的根源，怎麽能談到改正錯誤呢？不認真總結失敗的教訓，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杜絕産生類似現象的源頭。換句話說，就不能保證老毛病不再重犯。不總結教訓，不承認錯誤，一味地和稀泥，就無法糾正許多黨員和人民群衆思想上的模糊認識。中蘇關係就是無數類似事例的一個。毛澤東在六十年代挑起中蘇爭端的前因後果和來龍去脈，至今還被中共中央精心掩蓋，繼續用謊言欺騙廣大人民。這就難怪，許多人至今還誤以爲毛澤東儘管犯有種種錯誤，起碼在處理中蘇關係上還是對的，認爲他是一個有氣節的民族主義者，不向強梁低頭，敢於堅持真理，堅持捍衛國家的主權和獨立，等等。
正因爲這樣，對於這個中共謊言的重災區，有必要進行一番撥亂反正，揭開事實真相，「喚醒工農千百萬」，還歷史以真實面貌。(未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