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日讯】谨将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并愿此书成为七千万中共党员的党课教材。
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战线上最大的敌人是修正主义。
什么是修正主义呢？修正马克思主义也，后来演变成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反对修正主义最为激烈，最为卖力的。谁是修正主义者呢？历史上的修正主义者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现代修正主义者是铁托和他领导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赫鲁雪夫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等等。毛泽东首倡把反帝和反修并列，自称“为反全球侵略者，唯余此处一孤家”，自以为“唯我独革”，孤芳自赏，结果使自己极端孤立。中共中央认为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变修了。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里，只有一个恩维尔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紧跟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中央不满意北朝鲜金日成亲苏，在国内称北朝鲜为朝修，我认识一个犯人，他的“反革命罪行”就是“企图投靠朝修”。后来，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错了，改为奉行“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搞好”的政策，引起了阿尔巴尼亚的强烈不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曾经宣称同时“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反对中国修正主义”。
1989年戈巴契夫访问中国，邓小平对戈巴契夫说：“不要翻历史旧账，不去问谁是谁非，而是翻开新的一页，向前看。”不久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紧接着则是“苏东波”，先是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然后是苏联解体，东欧各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谈论中苏分歧还有意义吗？我认为，“向前看”固然可以，但是不等于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毫无是非可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分清是非，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不仅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党中央大有裨益，而且对于这个党重新认识自己的真实面貌以及选择今后的道路也大有裨益。
说到反修，人们自然会回忆起六十年代初的中苏大论战。中共的立场是什么呢？长期以来，对于屠杀了成千上万苏联各族人民的史达林，中共中央始终是爱戴有加，一直把他的肖像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让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敬仰他，崇敬他，而把勇敢地揭露史达林的滔天罪行的赫鲁雪夫却看作是十恶不赦的罪人。由于中共中央宣传机器铺天盖地地故意误导的结果，在广大中国人民心目中，大概没有比赫鲁雪夫更坏的苏联领导人了，甚至在民间，也是对他竭尽污辱谩骂之能事。其颠倒黑白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史达林对待中国特别好，而赫鲁雪夫对待中国特别不好吗？不是，完全不是。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做了长篇讲话。其中他说：“我到过苏联两次，第一次来心情不舒畅，这一次来心情很舒畅。苏联同志很尊敬我们。”我听了以后感到困惑不解。后来和同学们闲谈起这个题目，记得当时刘允若(刘少奇的次子)解释说：那是因为史达林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看不起中国，以恩人自居。在会谈中提出了不少不合理的要求，包括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等等。使我们处处吃亏受欺负。甚至于苏联卢布和中国人民币的比价也是史达林一个人说了算，极不公平，根本不合理。仅此一项，我们就吃大亏了。
经过他这么一解释，我有点明白了。可不是？就拿我们留学生的待遇来说吧。大学生的每月生活费是500卢布，研究生是700卢布，由于货币比价是二比一，我们得到的500卢布就相当于250元人民币，这可是国内正师级干部的待遇啦！这个数位听起来是相当令人羡慕的。国家公派的留学生嘛！是不能太寒碜了。可是实际上这500卢布也只是足以保障个人生活温饱不愁而已，想要买书等等就得格外省着用才行。为什么？就是因为货币比价严重的不合理。表面上看，是苏联每个月给我们发助学金，而这些钱实际上都由中国政府按二比一的货币比价，折合成实物拨给苏方的。而留学生的上述生活费比起委托苏联培养中国留学生的费用来，只占很小的比例。这也是为什么给我们做报告时经常说：“国家培养一个留学生，相当于培养15到30个清华，北大那样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的费用。”正因此，我们也格外珍惜国家花费如此昂贵的学费为我们换来的学习机会。后来我们得知，是赫鲁雪夫主动提出来，把比价改为六比一，才使之变得比较合理。
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是苏联逼债。中共中央故意把“苏联逼债”和所谓的“百年不遇的三年自然灾害”并列，说成是造成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生活极度困难的两大原因。从而挑起中国老百姓对苏联的极度不满。
提到所谓苏联逼债，不禁要问，中国什么时候欠下苏联政府的债呢？原来是“抗美援朝”期间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欠下的债。什么债呢？购买武器的债！我在这里暂且不谈这场战争的性质。就说当时的形势，北朝鲜政权已经岌岌可危，苏联建议中国出兵援助，史达林为了“师出有名”，连名字都给中国起好了，就叫做“志愿军”。简单的说，就是中苏双方商定，为了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由中国出兵，由苏联出武器，那麽，等于说是中国代替苏联去朝鲜打了一仗。既然如此，如果史达林真是个“国际主义者”的话，他哪里能要中国出钱买他的武器呢？他应该说，中国同志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全局利益而出兵朝鲜的。他们承担了最大的牺牲。我们仅仅出点武器又怎么可以向中国要钱呢？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不这样做是很不地道的，也是很自私的。史达林再一次表现出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来！结果变成了中国不仅要出人，而且还得向苏联买武器，打下来这场恶仗。苏联只是扮演了军火商的角色。中国用无数中华儿女的鲜血和生命去浇灌“中朝(北朝鲜)友谊之花”，还因此欠下了一屁股的债。那麽，那个时候苏联是谁掌权呢？是史达林。要不是他如此自私，如此欺负中国，抗美援朝的债务又从何而来呢？
据说金日成曾经说过：“苏联老大哥跟我们要钱，我们还还得起；如果中国同志要让我们还人，我们就还不起了。”当然，我们无法考证，金日成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当时欠下苏联政府债的不仅仅是中国一家，而且还有北朝鲜。史达林当政时期对中国和对北朝鲜的援助既不是无私的，更不是无偿的。
既如此，欠债还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呢？所以，后来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中国政府没有理由不还，苏联政府也没有义务不要。凡是债务，一般来说是有期限的。到了规定日期不还钱，这叫失信用。反之，如果不到规定日期就要求还钱，这叫无理取闹，你尽管拒绝就是了。他那官司到哪儿也打不赢。所以所谓”“苏联提前逼债”是根本说不通的。至于，到了规定日期该你还钱，你就应该主动地按时还，否则以后别人还怎么和你打交道？其实，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人际关系一样。张三欠了李四的钱，到了规定期限。张三还钱有困难，就和李四商量，希望允许缓交。如果两人关系很好，李四又没有什么急用，就可以同意通融缓交。反之，两人关系紧张了，那就不客气，公事公办，照章办事。没什么抱怨的。但是，即使在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恶化到那种地步时，苏联也没有“斩尽杀绝”。人们不妨读一遍丁抒写的《人祸》。其中详细地分析了所谓“苏联逼债”的真相！请看：
‘从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灾害”之外，中共又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是造成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祸首。理由是，苏联一方面“背信弃义”地单方面中止执行数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包括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对中国“逼债”。中国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苏联去还债，以致食物短缺、发生饥荒。“好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用民族主义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泽东成功地挑动起人民对“苏修”的仇恨，转移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其实，苏联的“逼债”并不如官方公开场合下说的那样无情冷酷。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九六一年曾说：“去年没搞好，我们应该给苏联的猪肉也没有给，什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的也没有给，这个很不好。好呵！你们是大跃进，欠了人家的东西不给，你什么大跃进啊？”
可见，苏联并非如中共告诉人民的那样“逼债”，一点余地不给。至于那个时期苏联向中国供应数十万吨粮食一事，知情的中国人恐怕连千分之一都不到。那当然要归功于中共中央的蓄意隐瞒。
至于说到撕毁合同，撤回专家，特别是不再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苏联政府究竟有什么过错呢？人们只要回忆一下中共中央对于反目以后的阿尔巴尼亚、越南、古巴是怎么做的就足够了。完全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也是撕毁合同，撤回专家，不信你就翻翻1964年12月31日报纸上卡斯楚是怎样痛斥中国霸权主义和海盗行径的。
因此，在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党际关系的破裂就不可避免地会直接导致国家关系的极度恶化，丝毫不顾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为什么？就因为是“党天下”嘛！到什么时候也是“党是领导一切的”呀！与党相比，国家永远是附庸。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毫不奇怪。党的关系破裂了，国家之间还好得了吗？既然中共自己一贯就是这么干的，它又有什么资格和权利指责苏联呢？
讲到这里，问题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究竟是什么使中苏交恶了呢？实践已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那一套是既错误，又荒谬，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惨痛的后果，而且直到今天，连一个字的承认错误的勇气也没有。但是，历史教训值得注意。分析一下中苏两党的分歧所在仍然有其必要性。毛泽东为什么要挑起中苏争端呢？先得从反对个人迷信和史达林问题说起。
赫鲁晓夫揭露史达林的种种违法乱纪，滥杀无辜的暴行和罪行，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对于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兔死狐悲。他意识到接下来的下一步就是反对对他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了。不仅是国际大气候的压力使然，而且中国国内和党内的有识之士也会积极推动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搞个人迷信，让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对他顶礼膜拜，俯首贴耳，那就像是贾宝玉身上的通灵宝玉一样，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宝贝。没了它，他哪里还能蒙骗住广大人民群众呢？进一步说，没有了它，他哪里还有本事发动什么文化大革命呢？即使他真的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硬要蛮干的话，也不至于那样顺利啊！觉醒了的国人还会那样盲目地服从和执行毛泽东的那麽多的荒谬绝伦的“最新指示”吗？他又凭借什么来把八亿中国臣民支配得团团转呢？真要反对个人迷信的话，毛泽东岂不等于孙悟空没棒耍了吗？那对于毛泽东来说，简直是不堪设想的灾难。
大家回忆一下当时的政治气氛。在那样的条件下，赫鲁雪夫敢于提出反对史达林的个人迷信和揭露史达林的累累罪行，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行动，也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二十大以后不久，中共八大对于苏共的做法也是充分肯定的，而且明确表示要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但同时又强调说在中共内部并不存在个人迷信问题。这明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毛泽东本人呢？在八大闭幕后不久，就推翻了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不但擅自改变了当时中国主要矛盾的概念，给已经灾难深重的祖国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而且变本加厉地大搞其个人迷信。这股歪风愈演愈烈，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论是毛泽东对斯诺的讲话中所说的“有点个人崇拜是必要的”，到他和林彪的对话：“还是你说得对，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处处显示出他一心一意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盲目崇拜，盲目服从他个人。因此，给中国大陆人民带来无穷祸害的个人迷信完全是毛泽东自己有意识地培植出来的。不是别人把他推到神坛，而是别人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情愿擡轿子而已。亦步亦趋地追随史达林和效仿史达林大搞个人迷信的祸首恰恰是毛泽东本人！
提到”大反史达林”，不妨再说一个小小花絮。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以后不久，就决定把史达林的遗体从列宁史达林陵墓中迁出，加以火化，把他的骨灰盒安置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里面。对于这件事，中共中央可以说是做尽了文章，把事情说成是赫鲁雪夫对史达林焚尸扬灰，形同鞭尸，连死人也不放过，残忍之至。
但是关于焚尸扬灰之说，事情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请听听中共中央的好朋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的解释。当西方记者就此提问时，他的回答是：“西方国家就这件事大做文章。其实是极大的误解或曲解。苏联同志认为，史达林作为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犯有一系列严重的错误，他的位置不应该和革命导师列宁并列，而是应该和他生前的同志和战友们葬在一起。“由此可见，即使是相当亲中共的艾地也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件事。难道说，毛泽东和他的下属们的认识水平会远远低于艾地吗？当然不是。他们故意就此大做文章，用这种办法进一步煽起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苏联，对赫鲁雪夫的极度不满和敌视心理。这一手果然奏效。从此，赫鲁雪夫在中国人民印象中已经成了一个再坏不过的符号了。
毛泽东的这一手法，令人联想到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所采取的手段。明明已经理屈词穷的毛泽东，为了争取同情，居然把彭德怀的万言书中的“始作俑者”延伸到下面一句“其无后乎？”，故意把事情说成是彭德怀企图借题发挥，用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这件事来讽刺他断子绝孙，说这话时他连眼眶都润湿了。结果果然奏效，激起了全场对彭德怀的义愤填膺，至此，彭德怀的败局已定，中国人民的特大灾难也就不可避免了！而这一回毛泽东只不过是又一次故伎重演罢了。
在这里，不妨提一下远非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根据广泛的民意调查，在前苏联人民心目中，在所有的党政一把手当中，对赫鲁雪夫的评价是最高的，对他的印象是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五五开。这五五开本身就说明了赫鲁雪夫远非完人，决不是十全十美。所谓好与坏，也仅仅是相对而言。再说，在共产党这个大酱缸里混了这么久，爬得这么高的干部中间，难道还可能有什么完人吗？借用林彪的经典名言说：不说假话难道还能幻想成就什么大事？
凡是参观过莫斯科新贞女公墓的人都会看见，赫鲁雪夫全身像的墓碑是由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构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前苏联的许多领导人的评价逐渐改变了，而对赫鲁雪夫的总的评价始终不变。其中，大反史达林的个人迷信和揭露史达林的累累罪行则是他万古不可磨灭的功绩。这就是历史的公正！
总之，尽管中苏分歧反映在许多方面，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维护史达林的个人崇拜。维护史达林搞个人崇拜的实质是维护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
接下来我们看看，在国际事务中中苏两党的主要分歧。例如，按照苏共的逻辑，把美国政界的头面人物分成鹰派和鸽派，认为在两个总统候选人中由甘乃迪这样的明智派上台要比像戈德华特那样的战争狂人当总统比较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中共中央则强调，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两个党的候选人都是代表资本主义寡头的利益，二者毫无本质区别，不论谁上台都一样。因此只能寄托希望于美国人民，而不应对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抱幻想。对美国总统抱幻想，实际上就是对帝国主义抱幻想，是对帝国主义讨好和献媚，只能起到麻痹自己、麻痹人民的有害作用。（试问，如果麦卡锡上台也一样吗？）所以，当赫鲁雪夫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路线时，中共中央痛斥其为修正主义的“三和政策”，认为这是苏联共产党被美帝国主义的核武器和核威胁吓破了胆，不得不在美国面前屈膝让步，一再退却，搞投降主义。
中共中央认为，战争并不可怕，原子弹是纸老虎，其他更先进的核武器也是纸老虎。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不要战争，但是我们也不害怕战争。一旦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头上时，我们就横下一条心，针锋相对地和他们作斗争。一旦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大不了死掉一半人口，人类也不会灭绝。将要灭亡的是帝国主义制度，胜利的人民将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世界上最美好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来。
出于这样的思想和理论的指导，毛泽东到处宣扬他的战争并不可怕的主张，问一些东欧小国的领导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回答说：“我们国家小，人口少，像你们说的那种战争前景，我们连想也不敢想啊！”本来嘛，如果真的“大不了”死掉一半人口的话，像东欧那些小国岂不从地球上被抹掉了？这是正常人的思维，是常人见解，可是中共中央却把它当作修正主义害怕战争的典型，在党内和国内大肆宣传修正主义分子被战争吓破了胆云云，竭尽嘲笑挖苦之能事。
正是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方针，中苏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是完全相反的。其中尤其以所谓加勒比海危机最为突出。鉴于美国曾经策划和支援古巴流亡分子对古巴(好像叫猪滩吧？)进行了长达七十二小时的突然袭击，古巴领导人和苏联商定，把苏联导弹运进古巴，准备对付美国可能的入侵。此事被美国侦察卫星发现后，局势骤然趋于紧张，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定，苏联同意美国对开往古巴的船只进行船靠船的检查，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但向古巴保证，一旦古巴遭到入侵，毫不袖手旁观。此外好像还有一条是美国保证不进攻古巴。可是中共领导人则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苏联的做法，给它扣上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帽子。而且，我们不止一次地在内部报告里听到中央领导干部直截了当的鼓吹战争边缘政策，说是“美帝国主义搞战争边缘政策，我们也搞战争边缘政策嘛！针锋相对嘛！怕什么？敌人就是这样，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怕有什么用？”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敢于发动万炮轰金门的攻势的主导思想。
我们再看，中共中央是如何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和输出革命的。
1956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极力怂恿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反抗。毫无疑问，苏联是元凶，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中共中央在幕后起了极其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当赫鲁雪夫尚在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的时候，是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亲自秘密访问苏联，进行了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痛陈利害关系，才催生了后来那血腥的一幕。
中共中央惯于拿帝国主义来吓唬人，不仅吓唬中国人，也用它来吓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家回忆一下，中共中央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曾经“语重心长”地“开导”兄弟国家的人民说：“这些国家的人民应该想一想，如果没有苏联的存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将会怎样对待这些国家的人民。(大意如此)”时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实践证明了什么呢？苏联早已不复存在了，匈牙利人民早就摆脱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结果怎样了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究竟怎样对待这些国家的人民了呢？“亡党”以后的匈牙利人民是否“亡国”了呢？是否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了呢，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胜于雄辩”啊！雄辩的事实只证明了一点：当年苏联在中共的极力怂恿下悍然出兵镇压匈牙利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是绝对错误的，是明目张胆地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愧对匈牙利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才能鼓起勇气向匈牙利人民说一声“对不起”呢？
中共中央满脑子是输出革命的思想。它轻视并嘲弄“和平过渡”的主张，坚持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作唯一的成功法宝向全世界兜售。具体表现为对世界各地的兄弟党进行煽动，敦促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武装)斗争”，在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兄弟党内则扶植亲毛力量，办学习班，到处传播毛泽东的谬论，培养大批军事干部，出钱出武器，培训人员打游击战。可以不夸张地说，真的是把魔掌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特别是亚非拉各国。其中东南亚是受害最深的重灾区之一，甚至延伸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再谈。
被暂时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自诩比苏联和苏共更加“革命”。他们不无幸灾乐祸地说，苏联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曾经从西欧转移到苏联，而现在苏联变修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从莫斯科转移到了北京。毛泽东才是马恩列斯的真正接班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头已经不复是苏共了。由此可见，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是毛泽东挑起中苏争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恶性发展到不仅要当中国人民的领袖，而且要当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缘故。这种毫无自知之明的夜郎自大，令人不禁联想起普希金的诗歌<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的那位贪得无厌的老太婆。这种人如果不是自我膨胀的野心家，还有什么人够资格拥有这等桂冠呢？
反过来，再看看所谓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中共指责苏共以老子党自居，把兄弟党的关系变成了父子党的关系。而且动不动挥舞指挥棒，组织其他国家的兄弟党对中共的“围攻”。中共中央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意见全说成是“干涉中国内政。”其实，凭心而论，赫鲁雪夫反对中国的什么呢？更确切地说，他反对中共中央的究竟是什么呢？就中共的国内政策而言，以赫鲁雪夫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批评和反对的正是毛泽东提出和坚持的所谓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赫鲁雪夫对于“中国同志”犯的这等低级错误，感到痛心疾首，多次指出中共是在重复苏共当年走过的弯路。其实，就连史达林也没有这样疯狂地胡作非为过！
就拿那臭名昭著的大炼钢铁来说吧！“爱凑热闹的人确实不少，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家的院子里也砌上了炉子。在宋庆龄本人的主持下，秘书、花匠、厨师一齐上阵，成了“钢铁大军”中的一员”。这么荒唐的做法使得当时的兄弟党领袖赫鲁雪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是毛泽东偏偏走火入魔，听不进任何批评意见。赫鲁雪夫在一次报告中痛心地提起此事，说：“咳，让她去煮吧！”完全是无可奈何的态度。可是，这又被中共中央拿来大做文章，故意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作为苏联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攻击我们的大炼钢铁和三面红旗的口实。当时的政治气氛是今天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的。谁胆敢对三面红旗中的任何一项具体措施表示异议，或者表现不够积极，就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而且中共总是故意把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地富反坏右联系在一起。他们的逻辑特别简单：你看，国际上的帝修反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反对三面红旗，国内呢？地富反坏右也反对我们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等等。为什么呢？这是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的。现在你也反对三面红旗(哪怕是仅仅反对其中某一项具体措施)，你在客观上不就是和国内外阶级敌人一鼻孔出气啦？这叫做国际上阶级敌人刮什么风，国内的阶级敌人就掀什么浪，这就叫国内外阶级敌人遥相呼应，想要颠覆我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帽子呢？又有谁愿意戴上“右派”，“右倾”，“阶级敌人”之类的帽子呢？就这样，中共中央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危机，转移了视线，颠倒了是非，硬是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再一次成功地“硬着头皮顶住”了党内外和国内外正确的批评和理智的呼声，同时呢，把广大人民对党中央的满腔不满，怨恨和怒火通统转移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头上去，成功的转移到赫鲁雪夫头上去！大家不会不记得毛泽东的一大谬论，叫做“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关于这个理论，毛泽东曾经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他鼓吹，敌人越是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就越是说明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就越要坚持。凡此等等。用这种荒谬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可怕后果，已经足以使最愚蠢的人擦亮眼睛。可是直到今天中共中央还舍不得清算这种谬论，恐怕已经不仅仅是愚不可及，而是有其难言之隐吧！什么难言之隐呢？至少有三。
难言之隐之一就是“邓小平后遗症”。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一个从来没有勇气承认错误的人。1963年，邓小平和彭真曾秉承毛泽东的意志，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直接和苏共中央谈判，以中苏关系破裂而告终。这个历史罪责是邓小平推卸不了的。因此，邓小平对于“反修“这一历史公案始终采取回避的态度。
难言之隐之二就是需要千方百计地保持和捍卫那“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说：“老实说，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公开为个人崇拜辩护的事情。”毛泽东为史达林的个人崇拜辩护，是为了维护他在中国国内搞的和准备发扬光大的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中共中央说，史达林始终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悲剧在于，即使当他犯下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时，他仍然以为，那些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当中共中央如此满怀“阶级感情”地为史达林的罪行遮羞时，已经提前做好了日后为毛泽东开脱罪责的准备。
果然，当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他们当真把事情说成是毛泽东受到了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蒙骗。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毛泽东则不仅不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罪魁祸首，反而是无辜的受害者，受蒙骗的替罪羊。和史达林一样，尽管他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动机毕竟是好的，而且错误嘛，谁都可能犯。因此他们的错误虽是令人痛心的，但完全是可以原谅的。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归结起来只有一条：造反有理。”也就是无法无天。旧社会不是讲“刑不上大夫”吗？到了毛泽东时代，就连宪法也是摆摆样子的，哪里能约束得了毛泽东这位开国皇帝呢？只要毛泽东觉得它碍事，随时可以把它弃若敝屣。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1955年他就鼓励使用私拆信件和审查日记的违法手段揪出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他刚刚号召广大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改进党的工作，紧接着就下达内部文件，说是引蛇出洞，一巴掌把55万到300万党的诤友打成右派。一直到毛泽东寿终正寝，也没有对已经遭受22年磨难的右派分子及其家属“施仁政”。1959年召开庐山会议，原来的目的是纠正一些极左的错误做法，可是后来感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对他的统治地位构成了威胁，马上就变脸，从反左一下子变成了反右倾，一下子揪出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抓小彭德怀，拔白旗，把几百万敢于说一点点真话的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是“永世不得翻身”，而彭德怀这位曾经立下赫赫战功，救过毛泽东命的战友终于被迫害致死。到了1966年，毛泽东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全党和全国人民投入他一手造成的十年浩劫之中。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幸免。就像中国谚语所说的那样，“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天真之至的刘少奇还出示宪法，据理力争说：“根据宪法，我仍然是国家主席。”他以为他的话还会有人听从，他还以为在毛泽东的眼里，宪法不是一张废纸哩！
至于反修呢？人们不是常说：国际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吗？痛定思痛，回头看看，毛泽东在国内搞的一系列愚民政策及其可悲后果，再看看他在国际上的极左政策和横行霸道，尤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对待中苏关系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更是自以为是，一意孤行，施展出浑身解数，无非是强词夺理，颠倒黑白，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霸道，之所以如此嚣张跋扈，之所以敢于把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于股掌之中，既有其个人的人格品质方面的原因，更有一党专政的制度上的缺陷。从七大的刘少奇到九大的林彪，无一不是大树特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吹鼓手。他们亲自把轿子里的毛泽东擡到了神坛之上，就像天方夜谭里面的魔瓶那样，魔鬼一旦被释放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再想收回瓶中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擡轿子的人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可是中共中央至今还是没有勇气清算毛泽东的罪行和分析这种丑恶现象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出现的原因，至今仍然藏着掖着，拼命淡化文革问题，拼命鼓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唯恐触及其根本的要害。试问，这哪里像一个严肃而负责任的政党的作为呢？
分清是非，这并不是什么纸上谈兵。试问，不认识错误，不承认错误，不找出错误的根源，怎么能谈到改正错误呢？不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产生类似现象的源头。换句话说，就不能保证老毛病不再重犯。不总结教训，不承认错误，一味地和稀泥，就无法纠正许多党员和人民群众思想上的模糊认识。中苏关系就是无数类似事例的一个。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挑起中苏争端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至今还被中共中央精心掩盖，继续用谎言欺骗广大人民。这就难怪，许多人至今还误以为毛泽东尽管犯有种种错误，起码在处理中苏关系上还是对的，认为他是一个有气节的民族主义者，不向强梁低头，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等等。
正因为这样，对于这个中共谎言的重灾区，有必要进行一番拨乱反正，揭开事实真相，“唤醒工农千百万”，还历史以真实面貌。(未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