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30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郭玫兰台北特稿）“中国大陆是个无法无天的环境！”、“我聘用的大陆干部把我的公司占有，抢了台商却都没有事情，这个人也不会被抓！”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为邦，现在谈起几年前他公司被强占的经历，依旧是满腹怨气。
台商企业在扩展大陆经营事业版图时，除了要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对内如何管理好大陆干部更是一门重要学问。
有台商因为聘用大陆干部担任高阶主管，后来自己公司的经营权被“陆干”抢走，严重时连自己的性命都赔上了，可说是“人财两失、欲哭无泪”。
类似的事件就发生在高为邦的身上。他谈起自己的亲身遭遇，直接总结心得就是“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做生意，聘用大陆干部当高阶主管，抢走了台商工厂，根本不会有事，也不会被抓起来”、“但是，如果是在台湾，员工抢了工厂，后果无法承担，谁会敢这样做？”
高为邦说，有些台商习惯用台湾的法治观念来看待大陆市场，这是错误的，这代表台商不认识大陆投资环境。他指出，两岸人民思维不同，企业管理方式也不同，他的结论是：很难相信大陆人。
ㄧ九九八年，来自北京、大学刚毕业两、三年的曾念庆受到高为邦的赏识，进入他的企业服务。高为邦说，当时他决定在河北燕郊开发区投资设厂，生产玻璃纤维强化塑胶产品，有一半原因就是这个年轻人。
高为邦将这个年轻人当成自己的徒弟，将大陆公司业务委由他负责，尽可能提供所有资源来培训他，甚至教导他如何和美国客户接触，帮助他提升外语能力。
原本高为邦以为他会懂得感恩回报，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他会兴起贪念，用尽方法抢走他公司的资产。
工厂经营一年多之后，一九九九年二月大年初六，政府机关还在放年假时，曾念庆带领中意玻璃钢公司总经理岳红军、法院的朋友和高级主管，分乘三部轿车抵达厂区，并且带了四十名工人及十六辆大卡车。
岳红军的两名法官朋友以执法为名，命令警卫开门，将他的公司工厂所有财物，包括成品、原物料、机器设备、模具等，全部强行搬运到岳红军在石家庄的工厂，继续生产同样的产品外销到美国。
高为邦说，这样一场“假执法、真抢劫”的戏码，赤裸裸地在距离北京首善之都三十公里处发生，丝毫不顾及国家法律的尊严，令人叹为观止。
他因此蒙受五十万美元的损失，但到公安单位报案后，曾念庆曾遭拘留三十多天，但当局后来通知高为邦说，侵占案无法成立。他这几年寻求政治解决，但迄未收效。
中国大陆有相对廉价的劳工，这是当初使台商动心决定到大陆投资的主因之一，但是，中国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诚信和伦理道德遭到摧毁，而这样的遗毒还存留至今。
台商想要拔擢重用能力好的大陆人才，但一方面又得担心他的道德操守，一不小心，就会把台商企业害的血本无归，有厦门服装台商曾经反映，企业内部曾发生过秘书、会计挪用公款。
还有台商企业内部的高阶大陆主管将训练好的中阶干部全部带走，另外成立一家新公司继续经营，反过来争夺市场。
海峡交流基金会经贸服务处人员陈新雄说，台商最常犯的情况，就是将公司法人登记为大陆干部，也就是台商为取得税率等方面的便利和优惠不惜违法，找“人头”成立内资企业。
在台商公司成立初期，有些大陆干部为了想从中学到技术，对台商百依百顺，但是等到公司赚钱，就想尽办法将台商企业占为己有。
陈新雄说，上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零售业，中国大陆的司法单位认定只能算是台商和“大陆人头”的借贷关系，不存在大陆人强占台商资产问题；因为法人代表是大陆人，而非台商，大陆人便顺理成章接收了台商企业。
“在中国法治还没有走上轨道之前，在贪污腐败、特权仍然横行之际，在个人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去投资”这是高为邦给台商朋友的建议，他强调，尤其是中小企业及个人，即使一时投资成功，最后也可能破产入狱。
顾问业台商汉邦咨询昆山分公司的总经理李仁祥说，大陆人担任高阶干部，容易发生权力滥用的情形，问题容易出现在金钱交易过程中。他的台商客户盖工厂时聘用大陆人担任副总经理，以高价发包工程，和发包商共分回扣，致使公司造成损失。
他说，由于公司干部已经和发包商签下合约，具有法律效力，台商不能不认账，因此台商要注意，在中国大陆，公章是经过公安局备案，代表公司最大的权利，不能随便交到公司干部的手上。
在大陆经营事业，人才管理朝向本土化是必然要走的方向，但是企业的销售、管理可以由大陆干部主导，财务则必须要找自己亲信、可以信赖的人来掌管。
较有经验的台商都知道，到中国投资经营要防范企业被大陆高阶干部强占、或人身安全受害的情况，必须注意“本人、本钱、本业”的“三本”原则。
也就说要凡事最好本人亲自经手，公司经营权要自己握在手上；要有足够的资金，因为中小企业台商在大陆贷款很困难；而且台商必须是要经营自己的本业，别做自己不熟悉的行业。
后面两项也跟“本人”的原则有关，因为如果到大陆做的不是本业，又需要较多资金，需要仰赖当地人的地方就比较多，受害的风险也比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