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對《大國崛起》,首先要叫好

李昌玉

【大紀元12月18日訊】一、兩部「大」劇,一偽一真

在剛剛翻過的11月份,CCTV推出了兩部重頭劇,一部是在1頻道播放的46集電視連續劇《大敦煌》,一部是在2頻道播放的12集政論片《大國崛起》。

《大敦煌》拍了上中下三部,以北宋、清末(1900年)、民國(1936年)的三個故事來詮釋敦煌莫高窟的歷史,其中第三個故事,史實本來最為清晰明確,就是1942年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決議,於1943年建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對莫高窟進行研究與保護,但是編導為了不給國民政府「塗脂抹粉」,故意隱瞞,所以採用了杜撰編造的故事。因此我發表了《國民政府保護敦煌功不可沒──評掩蓋真相、偽造歷史的電視劇(大敦煌)》。

《大敦煌》如果不計較反映歷史的真偽,只看故事情節的生動與否,演員的表演魅力高低,那麼,上部最能吸引眼球,中部則次之,加上一般觀眾對於敦煌的歷史,所知極少,象我這樣吹毛求疵、尋根究底的人更是少而又少,所以,能夠一天堅持看兩集,把裝腔作勢、索然寡味的下集看完的人可能很少。

比較之下,《大國崛起》就具有比較深厚的內涵,可以叫人看了再看,給人留下許多反嚼回味的空間。《大國崛起》儘管說的是別國的歷史,但是和中共歷來的定論明顯不同,叫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比較而言,叫人覺得較以前尊重歷史,走進史實。《大國崛起》不是沒有敗筆,最大的敗筆是關於蘇聯的一集,假若編導非要屈從官方主流的意見,不如不拍。蘇聯的解體,是一個無法掩飾回避的歷史,卻非要用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邏輯來解說一個可以自圓其說的事實,理不直,氣不壯,滿篇假話,言不由衷。蘇聯究竟是為什麼會垮臺的呢?作為同樣的社會主義中國,這是不是「我們的明天」呢?蘇聯是中國的「宿命」嗎?難道這不是「崛起」之後必然要引出的問題嗎?編導一味歌頌蘇聯,連挽歌也不會唱,不把蘇聯拍成一部「資治通鑒」、「警世箴言」,雖然依順投合了權勢者的胃口,但卻是一部沒有價值的作品。編導能夠回避「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走俄國人的路」這樣無法回避的拷問嗎?

在市場經濟方面,編導頗為欣賞那只「看得見的手」,極力推崇,當然是為了迎合執政當局。德國、蘇聯還不是前車之鑒嗎?

但是,總體看,功大於過,比《河殤》有提高,這是可喜的進步,因此我認為首先要叫好。歷史學教授袁偉時認為:「《大國崛起》體現學術界進步,不應‘過度解讀’為中共史觀變化。」(張潔平《專訪: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著名歷史學者袁偉時──不應回避制度選擇》)雖說如此,但和十幾年前中共大批《河殤》,必欲置之死地的態度相比,現在能夠默許《大國崛起》播映,仍然是一點進步。

不過,我們可以回顧幾十年來的歷史。中共其實是一個極端保守的政治集團,對於任何的新思維,都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異端,一定要斬盡殺絕,可是過了若干年,他們不得不默認那些人說的是真話,不得不在事實層面默許,甚至還要採納。例如,1957年的右派言論,關於市場經濟的建言,關於《河殤》,都是如此,現在所謂民主黨派的建言獻策,參政議政,和張伯鈞提出的「政治設計院」豈不是異曲同工?但是,中共領導集團絕對不會認錯,也不會「平反」。雖然普遍認為《大國崛起》是《河殤》的翻版,但絕對不會讓《河殤》重播。這道理就不是我可以說的了。

二、《大國崛起》和「狼奶」唱了反調

「冰點」事件,大家記憶猶新,它不過是因為歷史學家袁偉時教授指出中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灌輸了錯誤的歷史思想。他認為:今天的中國應該是和世界文明接軌,但是,中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還在繼續給學生「餵狼奶」。就是這樣的諍言,也引起了當局者的震怒,一怒之下,查封了《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

這件事不難理解。我們可以推想,不用說中國現在的一般青年,即使是掌管全國宣傳工作大權的中宣部長閣下,他就是「喝狼奶」長大的。心理學告訴我們,接受知識有先入為主的特點。今天中國位高權大的袞袞諸公,50幾或60幾歲,他們誰不是「喝狼奶」長大的?不但在小學中學大學喝的是「狼奶」,而且社會教育幾十年一貫的是批右派、批自由化、批精神污染、批《河殤》、批《走向共和》,意識形態的極左化是幾十年來一以貫之的政策。這些高官他們本人就是發動主持批判的批判者。他們自己先是做「愚民」,然後做成了「愚官」,再去培養「愚民」,如此惡性循環,往復無盡。

我手頭有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編輯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世界近代現代史》。它的觀點就和《大國崛起》大異其趣。我們從中可以看看「狼奶」是什麼樣的「奶」。

這本教科書說起西班牙和葡萄牙,題目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擴張》,而不是「崛起」。教科書說的是他們的殖民擴張「給亞非拉美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因殖民者的屠殺、折磨、奴役,以及歐洲傳染病的侵襲,種族幾乎滅絕;土著居民勞動力銳減,又引起罪惡的黑奴貿易。同時,源源流入歐洲的巨額財富,成為歐洲資本原始積累的主要來源之一,加速了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擴張史自然是一部罪惡史,而不是文明史。

關於哥倫布航行美洲的評價,教科書列舉了肯定、否定與持中三種觀點,編者明顯地傾向於持中的觀點,為「具有建立在非正義行為基礎上的客觀的歷史進步性。」

而《大國崛起》唱的就是另外一種調子。《大國崛起》認為:「海上之路使葡萄牙擺脫了貧窮和落後的境遇。」「航海家恩裏克」是「發現海上之路的英雄」。特別是對於哥倫布,提供了被共產黨的歷史教育薰陶的中國人聞所未聞的知識:

解說詞道:葡萄牙依靠海權的迅速崛起,讓整個歐洲嫉妒得紅了眼,但財力、物力和人才的缺乏使所有的國王、貴族、商人們望而卻步。雄心勃勃的伊莎貝爾女王用23年的時間締造了統一的西班牙,現在,她開始成為西班牙遠洋探險的總贊助人。

哥倫布與西班牙王室的談判進行了三個月。

出生在布商家庭的哥倫布,從小就耳濡目染討價還價的商業行為,在葡萄牙的八年航海經歷又給了他提高價碼的理由,哥倫布理直氣壯地為自己爭取足夠的權益。

而女王也並不認為與一個普通百姓坐下來討論利益分配的問題有什麼。

1492年4月17日,雙方簽訂協議,國家的意志同航海家的願望最終結合在了一起。

哥倫布被任命為發現地的統帥,可以獲得發現地所得一切財富和商品的十分之一併一概免稅;對於以後駛往這一屬地的船隻,哥倫布可以收取其利潤的八分之一。

8月3日,帶著女王授予的海軍大元帥的任命狀,哥倫布登上甲板,對女王資助給他的三艘帆船下達了出航的命令。

歡迎儀式十分熱烈,伊莎貝爾女王兌現了向哥倫布允諾的所有物質和精神獎勵,哥倫布在六個印第安人的簇擁下,舉著五彩斑斕的鸚鵡招搖過市。……

《大國崛起》著眼的是「照亮人類文明的進程」,因此,它不但要全面肯定哥倫布,而且還要告訴我們哥倫布是在和女王議定了條件之後才出航的。哥倫布和女王,或者女王和哥倫布的關係,在程式上,和我們熟悉的習慣的中國傳統做法,和共產黨的傳統做法,就大異其趣。他們之間不是君臣之間命令與服從的關係,而是買賣雙方平等的討價還價關係,契約關係。《大國崛起》的價值,就是給我們提供了許多這類新思維,因此我們不應對它求全責備。

三、一個歷史學的悖論

中共的歷史學,充塞了一個邏輯上的悖論。它不是以求真辨偽為學術的光榮使命,而是要屈從某個時期某個政治任務的需要,因此可以肆無忌憚地按照一個先驗的模具改鑄歷史,歷史學家成了整形專家、美容專家,不但可以給你隆胸,還可以給你「換臉」,「變性」,百依百順地滿足「顧客」的願望和需要。中國現在的一些歷史學家,已經不知道學術的良知和學者的尊嚴。為了評定職稱,為了出版著作,為了申請科研經費,只知道如何滿足當局者的需要,編造什麼假事臭事都不在乎。

我不知道世界上的資產階級政黨是否都象中國共產黨這樣重視歷史,不但重視自己的黨史,還重視本國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而且有一套按照自己的歷史觀價值觀編撰的官訂本的大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這套官方版的歷史教科書,是任何人都不能質疑的。任何的質疑都視為冒犯天條,大逆不道。毛澤東時代,為了一個人或一部書,而鬧得整個學術界文化界惶恐不安的事例,舉不勝舉。例如對於一本《忠王李秀成自述》的真偽問題,對於李秀成是否叛徒的問題,本來是一個可以,也應該由學術界討論爭論的問題,卻因為毛澤東讀了《忠王李秀成自述》,批了幾行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於是牽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史學大腕,使一位權威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北大副校長翦伯贊和妻子于1968年12月18日在家中服用安眠藥自殺。周恩來一直到瞑目的一刹那間,最驚懼的就是害怕毛澤東給他以「晚節不忠」四個字蓋棺定論。

這樣,從延安開始,經過長達60年以上的努力,一套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編撰的中國史和世界史,成了詮釋中共造反有理、政權合法的證據。

翦伯贊給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信中說道:「歷史科學必須為政治服務。」在這一點上,當時是各方,包括毛澤東的共識,但是,因為「歷史科學必須為政治服務」是一個偽命題,所以就必然出現了難以彌合的悖論。歷史科學的最高目的是求真辨偽,而「為政治服務」是要叫歷史當成馴順的奴婢,必須百依百順地為自己服務,因此可以恣意強姦,可以真偽莫辨,可以真偽顛倒。在這一點上,即使是馬列主義的歷史學家翦伯贊也難以無條件地接受,因為他畢竟還有歷史學家的尊嚴,最後只有夫妻雙雙自盡。

所謂「馬列主義的史學觀」,就是以論帶史,把歷史事實剪裁得合乎觀點的需要。《大敦煌》雖說是故事片,但不是戲說,它是當成正史演繹故事,卻肆無忌憚地偽造歷史,原因是必須要抹殺國民黨保護敦煌的歷史功績,所以只有偽造史實才是必由之路了。按照市場經濟原則,買賣公平,編導們不過是做了出賣靈魂的靈魂工程師。

中學歷史教科書評論哥倫布,「具有建立在非正義行為基礎上的客觀的歷史進步性。」首先要強調他的「非正義行為」。假若我們采信這種邏輯,對於中共的槍桿子奪取政權,大概也可以視為「具有建立在非正義行為基礎上的客觀的歷史進步性。」但假若是這樣評估就大錯特錯了,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文革中,文革前,誰要這樣說,是要槍斃的,現在國內的媒體也是不敢不能這樣說的。

因此,對待外國的近代史,資產階級發家史,中共的觀點一向就是講罪惡,講剝削,講屠殺,講黑奴買賣。中共的革命其實是一場穿戴了革命服裝的農民革命,所以對於它的師祖,如太平天國,如義和團,就不能不恭敬有加,絲毫不能批評否定了。所以它的歷史觀,採用的是雙重標準,一種實用主義的標準。

《大國崛起》的放映必然會引起廣泛的討論爭論。這是好事。有人攻擊它是新版《河殤》,「迎合了近20年右派營造的主流觀點」,(《大國崛起,新版的〈河殤〉》作者:3XIANG1)這是誤解。編導絕對是站在主流歷史學的立場上,沒有「右派觀點」。動輒在立場上劃分左派右派,找出「敵人」,這是老掉牙的毛澤東整人的手法,動輒揮舞左棍子。若說這是「近20年右派營造的主流觀點」就錯了,作者是在「與時俱進」,「與黨俱進」。

(2006-12-07于山東大學附中)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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