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7日訊】二、高爾基抨擊政治野心家對人民的利用
獨裁政治無一例外要走向恐怖政治，一切極權者的通例皆是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和無法無天的濫權。這樣的極權邏輯顛倒手段和目標之間的關係：目標的存在僅僅是為讓手段合法化。當極權者宣佈：為高尚目標而不得不使用暴力和大逮捕的手段時，在現實政治中發生的，就是用高尚目標為肆無忌憚地使用暴力作辯護。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當然也不例外。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為如火如荼的暴力作辯護，《真理報》上公然宣稱：「為了俄國人民的幸福可以殺死一百萬人。」
高爾基卻反對這樣的辯護。他敏銳地發現，《真理報》是編造和散佈謊言的機器，它的辯護也是純粹的狡辯。高爾基公開抨擊道：革命領袖所宣揚的「創造俄國革命歷史的狂熱」，不過是「卑劣的本能的爆發」；他警告說：「群眾革命」將被「冒險家、盜賊、職業殺手們」所利用，變成政治野心家的掩護。
十月革命的勝利並不是暴力的終止，反而是席捲全俄的紅色恐怖的開始。在一個昏暗而骯髒的地下室中，革命者們槍殺沙皇全家；1918年8月，列寧在演講時遭到刺殺；9月2日，蘇共中央委員會決定：必須由秘密鎮壓轉向公開鎮壓，大搞紅色恐怖。9月5日，公佈了關於實施紅色恐怖的官方決議，把暴力鎮壓宣佈為「國家政策」，所有的蘇共高官都公開號召實施紅色恐怖。
列寧明言：無產階級專政是沒有任何限制的、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依靠暴力的政權。他曾在一項鎮壓富農的指示中規定：「1，起碼絞死（一定是絞刑，讓人看得見）100名頑固不化的富農；2，公佈其名單；3，沒收其全部糧食；4，點出若干人質，讓方圓幾百俄裡的人看得到，受震動……」（這讓我想起中共鎮反時期毛澤東的相關批示）。
托洛斯基也很賣力，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緊隨其後，大聲疾呼用紅色恐怖來對付一切反蘇維埃的分子。就連一向溫和的布哈林也大聲疾呼：必須加強從監禁到槍斃的無產階級強制措施。為了回應德國社會主義者考茨基指責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著作《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托洛斯基再1920年針鋒相對地寫出了最臭名昭著的著作，書名也叫《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
於是，針對地主、富農、教士、資本家、白匪、舊官吏、右翼社會革命黨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一切可疑分子的大規模清洗全面展開，稍有反革命言行就可能被處死。這種官辦殺人運動，很快變成了恐怖競賽，到處都張貼著被執行死刑的名單，不僅要震懾敵人，而且要威懾百姓，讓無所不在的恐怖來馴服整個國家。
面對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不斷發出的恐怖主義叫囂，高爾基針鋒相對地指出：那些革命領袖們想的只是「把政權奪到自己的手裡。」他們只想「讓俄國毫無意義地燃燒吧，讓它化成灰燼吧，只要能作試驗就行。」「所以我斷言：有人在拿俄國無產階級作試驗，而無產階級將為此付出自己的鮮血、生命並長久地對社會主義理想本身感到失望。這是最糟糕的。」
高爾基知道，十月革命前後，紅色恐怖的總策劃是列寧。高爾基指出，列寧等革命者是「盲目的狂熱分子和沒有良心的冒險家」，他們以老爺式的無情態度對待人民，「列寧只是在用他們的皮、用他們的血做試驗」，所以，他把列寧與工人階級的關係比喻為「冶金者」利用「礦石」。換言之，像列寧這樣的政治天才，必定是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狂妄之徒。高爾基指出：「列寧卻在用活的材料進行工作並且在將革命引向死亡。」「列寧主義者把自己想像成社會主義的拿破侖」，自認為「有權拿俄國人民做一次預先注定要失敗的殘酷的試驗。」所以，「他們撕打擲拋，在把俄國最後徹底摧毀，而俄國人民將為此付出血流成河的代價。」
高爾基對無產階級領袖的殘忍和無道的尖銳批判，意在告誡人們警惕那些只在乎權力的政治野心家：「再沒有比統治人的權力更卑劣的毒素了，我們應該牢記這一點，使得權力不至於毒害我們，把我們變成比那些我們終生反對並與之鬥爭的人更卑鄙的食人魔王。」 「人家在把你們引向死亡，在把你們當作無人性的試驗材料使用，在你們的領袖們的眼中你們仍然不是人！」
高爾基預言道：「這一試驗將消滅掉工人的最優秀的力量並長期中斷俄國革命的正常發展。」所以，他呼籲道：「跟著列寧的工人們應該明白，俄國工人階級正在被用來做一次無情的試驗」。而誰追隨這樣的領袖，誰就是最愚昧的馴順的達到極點的「小傻瓜」。
可以說，早在將近一個世紀前，高爾基就敏銳地意識到列寧是把俄國百姓當作權力試驗品，並預言了列寧式革命必定以失敗告終，因為，這種革命的目的，不是把人作為目的，而是把人作為工具。
令人扼腕痛惜的是，這場注定失敗試驗延續了太長的時間，七十年的共產極權所帶來的災難，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延續百年以上的專制王朝。
3，公開反對新政權的獨裁
1917年11月8日，列寧為了鞏固新政權，急不可耐地簽署《出版法令》，禁止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工人糾察隊封閉了所有的反對派報刊，用暴力搗毀了反對派報刊的印刷所。
1917年12月，被列寧稱為「革命的懲罰之劍」的契卡即「肅反委員會」建立了（後來先後改為「國家政治保衛部」和「內務部安全委員會」），由職業革命家捷爾任斯基領導。新政權的牢房中，關滿了貴族、軍官、舊官員和富人。在女牢房中，貴婦人與妓女、女賊關在一起。
名叫吉皮烏斯的人在日記中寫道：「報紙只留下兩種——《真理報》和高爾基辦的《新生活報》。人們紛紛議論在彼得保羅要塞牢房裡的毒刑……」
作為具有人道主義思想的作家，高爾基非常看重言論自由，在他眼中，有無言論自由，可以作為衡量革命是否成功、新政權是否正當的重要標準之一，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恰恰敵視言論自由。所以，高爾基敏銳地覺察出新政權的獨裁傾向，他指出：布爾什維克政權正在「……恬不知恥地蹂躪自由的思想」，而「剝奪出版自由——這就是對身體施加暴力，而這是與民主派不相稱的。」
高爾基進一步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布爾什維克的頭號人物列寧和二號人物托洛斯基。他說：「列寧、托洛斯基和他們的同道已經中了權力的腐毒，他們恥辱地對待言論自由、人格和那種種權力——民主派就是為這些權利而鬥爭的……」，「列寧和他的追隨者們在迫使無產階級消滅出版自由之後，也就以此為民主派的敵人把堵住民主派的嘴的權利變成合法了。在對所有不同意列寧和托洛斯基的專制主義的人用飢餓和抄家相威脅的同時，這些『領袖們』竭力為政權的專制主義辯護，而國家的最優秀的力量長期進行艱苦的鬥爭所反對的就是專制主義。」
在言禁報禁肆虐的時期，高爾基一面為營救受迫害的知識分子而四處奔走，一面不斷向新政權發出呼籲：「應當重返自由……首先是貿易自由，而後是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給言論以自由吧，盡可能多的自由，因為當敵人說出很多話的時候，他們最終是會說出蠢話的，而這是非常有益的。」 他要求列寧「完完全全地恢復言論自由。」
高爾基還從功利的角度來為言論自由辯護，新政權消滅言論自由的行為，犯下了「親者痛而仇者快」的錯誤。他說：「在消滅言論自由的同時，並不能為自己獲取好處，反倒給革命事業帶來了巨大的害處。」而「被迫害的思想，即使是反動的思想，也會獲得某種高尚的色彩，激起人們的同情。」
然而，高爾基的善意勸告並沒有生效，從1917年到1921年期間，所有反對派的報刊（包括高爾基本人辦的《新生活報》）全部被迫關閉，25萬多人成了肅反委員會的犧牲品。這使高爾基對新政權極為失望。他說：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是缺乏道德的政治野心家，一味用「純粹老爺式的、殘酷無情的態度對待人民群眾的生命。」「這個政權懼怕輿論的陽光，膽怯畏縮，反對民主，踐踏起碼的公民權，派討伐隊對付農民。」
一句話，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是俄羅斯的悲劇。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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