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7日讯】二、高尔基抨击政治野心家对人民的利用
独裁政治无一例外要走向恐怖政治，一切极权者的通例皆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和无法无天的滥权。这样的极权逻辑颠倒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关系：目标的存在仅仅是为让手段合法化。当极权者宣布：为高尚目标而不得不使用暴力和大逮捕的手段时，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就是用高尚目标为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作辩护。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当然也不例外。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为如火如荼的暴力作辩护，《真理报》上公然宣称：“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一百万人。”
高尔基却反对这样的辩护。他敏锐地发现，《真理报》是编造和散布谎言的机器，它的辩护也是纯粹的狡辩。高尔基公开抨击道：革命领袖所宣扬的“创造俄国革命历史的狂热”，不过是“卑劣的本能的爆发”；他警告说：“群众革命”将被“冒险家、盗贼、职业杀手们”所利用，变成政治野心家的掩护。
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是暴力的终止，反而是席卷全俄的红色恐怖的开始。在一个昏暗而肮脏的地下室中，革命者们枪杀沙皇全家；1918年8月，列宁在演讲时遭到刺杀；9月2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必须由秘密镇压转向公开镇压，大搞红色恐怖。9月5日，公布了关于实施红色恐怖的官方决议，把暴力镇压宣布为“国家政策”，所有的苏共高官都公开号召实施红色恐怖。
列宁明言：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依靠暴力的政权。他曾在一项镇压富农的指示中规定：“1，起码绞死（一定是绞刑，让人看得见）100名顽固不化的富农；2，公布其名单；3，没收其全部粮食；4，点出若干人质，让方圆几百俄里的人看得到，受震动……”（这让我想起中共镇反时期毛泽东的相关批示）。
托洛斯基也很卖力，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紧随其后，大声疾呼用红色恐怖来对付一切反苏维埃的分子。就连一向温和的布哈林也大声疾呼：必须加强从监禁到枪毙的无产阶级强制措施。为了回应德国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指责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著作《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托洛斯基再1920年针锋相对地写出了最臭名昭著的著作，书名也叫《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于是，针对地主、富农、教士、资本家、白匪、旧官吏、右翼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可疑分子的大规模清洗全面展开，稍有反革命言行就可能被处死。这种官办杀人运动，很快变成了恐怖竞赛，到处都张贴着被执行死刑的名单，不仅要震慑敌人，而且要威慑百姓，让无所不在的恐怖来驯服整个国家。
面对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不断发出的恐怖主义叫嚣，高尔基针锋相对地指出：那些革命领袖们想的只是“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他们只想“让俄国毫无意义地燃烧吧，让它化成灰烬吧，只要能作试验就行。”“所以我断言：有人在拿俄国无产阶级作试验，而无产阶级将为此付出自己的鲜血、生命并长久地对社会主义理想本身感到失望。这是最糟糕的。”
高尔基知道，十月革命前后，红色恐怖的总策划是列宁。高尔基指出，列宁等革命者是“盲目的狂热分子和没有良心的冒险家”，他们以老爷式的无情态度对待人民，“列宁只是在用他们的皮、用他们的血做试验”，所以，他把列宁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比喻为“冶金者”利用“矿石”。换言之，像列宁这样的政治天才，必定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狂妄之徒。高尔基指出：“列宁却在用活的材料进行工作并且在将革命引向死亡。”“列宁主义者把自己想像成社会主义的拿破仑”，自认为“有权拿俄国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要失败的残酷的试验。”所以，“他们撕打掷抛，在把俄国最后彻底摧毁，而俄国人民将为此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
高尔基对无产阶级领袖的残忍和无道的尖锐批判，意在告诫人们警惕那些只在乎权力的政治野心家：“再没有比统治人的权力更卑劣的毒素了，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使得权力不至于毒害我们，把我们变成比那些我们终生反对并与之斗争的人更卑鄙的食人魔王。” “人家在把你们引向死亡，在把你们当作无人性的试验材料使用，在你们的领袖们的眼中你们仍然不是人！”
高尔基预言道：“这一试验将消灭掉工人的最优秀的力量并长期中断俄国革命的正常发展。”所以，他呼吁道：“跟着列宁的工人们应该明白，俄国工人阶级正在被用来做一次无情的试验”。而谁追随这样的领袖，谁就是最愚昧的驯顺的达到极点的“小傻瓜”。
可以说，早在将近一个世纪前，高尔基就敏锐地意识到列宁是把俄国百姓当作权力试验品，并预言了列宁式革命必定以失败告终，因为，这种革命的目的，不是把人作为目的，而是把人作为工具。
令人扼腕痛惜的是，这场注定失败试验延续了太长的时间，七十年的共产极权所带来的灾难，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延续百年以上的专制王朝。
3，公开反对新政权的独裁
1917年11月8日，列宁为了巩固新政权，急不可耐地签署《出版法令》，禁止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工人纠察队封闭了所有的反对派报刊，用暴力捣毁了反对派报刊的印刷所。
1917年12月，被列宁称为“革命的惩罚之剑”的契卡即“肃反委员会”建立了（后来先后改为“国家政治保卫部”和“内务部安全委员会”），由职业革命家捷尔任斯基领导。新政权的牢房中，关满了贵族、军官、旧官员和富人。在女牢房中，贵妇人与妓女、女贼关在一起。
名叫吉皮乌斯的人在日记中写道：“报纸只留下两种——《真理报》和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报》。人们纷纷议论在彼得保罗要塞牢房里的毒刑……”
作为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家，高尔基非常看重言论自由，在他眼中，有无言论自由，可以作为衡量革命是否成功、新政权是否正当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恰恰敌视言论自由。所以，高尔基敏锐地觉察出新政权的独裁倾向，他指出：布尔什维克政权正在“……恬不知耻地蹂躏自由的思想”，而“剥夺出版自由——这就是对身体施加暴力，而这是与民主派不相称的。”
高尔基进一步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布尔什维克的头号人物列宁和二号人物托洛斯基。他说：“列宁、托洛斯基和他们的同道已经中了权力的腐毒，他们耻辱地对待言论自由、人格和那种种权力——民主派就是为这些权利而斗争的……”，“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迫使无产阶级消灭出版自由之后，也就以此为民主派的敌人把堵住民主派的嘴的权利变成合法了。在对所有不同意列宁和托洛斯基的专制主义的人用饥饿和抄家相威胁的同时，这些‘领袖们’竭力为政权的专制主义辩护，而国家的最优秀的力量长期进行艰苦的斗争所反对的就是专制主义。”
在言禁报禁肆虐的时期，高尔基一面为营救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而四处奔走，一面不断向新政权发出呼吁：“应当重返自由……首先是贸易自由，而后是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给言论以自由吧，尽可能多的自由，因为当敌人说出很多话的时候，他们最终是会说出蠢话的，而这是非常有益的。” 他要求列宁“完完全全地恢复言论自由。”
高尔基还从功利的角度来为言论自由辩护，新政权消灭言论自由的行为，犯下了“亲者痛而仇者快”的错误。他说：“在消灭言论自由的同时，并不能为自己获取好处，反倒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害处。”而“被迫害的思想，即使是反动的思想，也会获得某种高尚的色彩，激起人们的同情。”
然而，高尔基的善意劝告并没有生效，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所有反对派的报刊（包括高尔基本人办的《新生活报》）全部被迫关闭，25万多人成了肃反委员会的牺牲品。这使高尔基对新政权极为失望。他说：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是缺乏道德的政治野心家，一味用“纯粹老爷式的、残酷无情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的生命。”“这个政权惧怕舆论的阳光，胆怯畏缩，反对民主，践踏起码的公民权，派讨伐队对付农民。”
一句话，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是俄罗斯的悲剧。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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