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5日訊】歷史之真實，存在於小人物們的經歷中，而小人物卻往往被主流歷史所淹沒。這是個奇怪的悖論。
我在與鄉間老者偶然的閒談中，聽到了兩個「土改案例」，順勢寫成文章，以期為歷史存檔一些細節真實。
一、 兩個死刑判決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離我出生地（村子）北面２公里處，那個村子叫侯莊。土改時，有一個被定為富農的戶主，叫趙連甲。１９４８年秋末的某一天，他與貧農某人發生了衝突，由於他身體健壯（稱為「車軸漢子」），痛打了對方。並且，事後貧協會調查的結果也證明該次衝突系趙連甲主動挑釁所致。
貧協會的問他為什麼打人，他直白地說：「他分了我的地，我就打他。天下哪有白給的東西？」貧協會的人召開全村大會，讓群眾決定如何處理趙連甲，結果多數意見為「殺」。
死刑定了下來，沒有辯駁的機會。
幾乎與此同時，東辛店村（在我出生地東南面８公里處）發生了一起斗奸商事件。小店主董雙雲平時經營苛刻，概不賒帳，為了多賺錢還往白酒裡摻水。結果，與買酒的人發生了衝突，他也把對方給打了。雖然，該事與破壞土改成果無關，但也被列入抓典型的範圍。
貧協會發動群眾的結果仍然是「殺」。
二、 殺了就殺了吧！
趙連甲與董雙雲在初冬被押往黑龍港河（滹沱河的支流）河岸執行槍決。為了使公開槍決能產生震懾力，附近幾個鄉的小學生被組織起來，前往觀刑。與我談話的老者當年８虛歲，與同學們一起徒步８公里到達行刑場。喊口號，聽判詞，看槍決，自然是一系列的儀式。當行刑完後，一匹從縣城（離行刑場５公里）跑來的快馬上馱著一個滿頭熱氣的通訊員。通訊員拿來了一紙暫緩槍決的命令。當主持行刑人員告訴通訊員行刑已畢時，通訊員無奈地說：「殺了就殺了吧，下不為例。」
兩條人命就在「殺了就殺了吧」的說詞中，隨歷史而去。究竟從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８８年有多少這樣的以一個「吧」而喪命的冤魂，已經無法統計。但是１９８９年，中國又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殺了就殺了吧」的事件，多少趙連甲、多少董雙雲的生命隨著衝鋒鎗的子彈、隨著坦克履帶的吱咯，成為歷史不可追述的細節了呢？！
改變「殺了就殺了吧」的習慣，才有望實現一個社會的和諧。
因為那些錯判、錯殺永遠是經歷過那些事件的人們心中的痛，除了被害者的親人，還有事件的「觀刑者」們。事件，總會給經歷它的人留下一生的心靈創傷，否則就沒有「老者講古」了！
三、 廣泛的傷害，誰來察知？
在聽完「老者講古」的兩周後，我攜太太與小女兒再次返回鄉下休閒。時間已過中午，為了不讓老母親再生火做飯，我們在村邊小店點了兩個鄉間小菜，簡單吃了些。飯畢，為體驗徹底地田園趣味，三口人從店後的田裡穿行。
太太一彎腰，捉住一隻叫「大丹」的螞蚱（腿長，善跳）。她拿住大丹腿的後部，讓它磕頭（其實是一種掙扎）。玩在興頭兒上，她突然掉下了眼淚。
她由這隻大丹聯想到了她少年時代在姥姥家的時光。她姥姥常給她捉大丹，烤著吃，但是她姥姥也常被人捆起來，去參加批鬥會。
老太太年輕時參加過一貫道，「解放」後被劃成壞人一類。當初，她參加一貫道，從來就沒想到它是什麼反動組織，只為找到一種信仰。因為她丈夫年輕時遭到日本人的殺害，她一生都在力圖消除那時留下的恐懼。他丈夫不是抗日英雄，只是由於那個村莊經歷了一場衝突而喪命：游擊隊打仗，讓村民做掩護，日本人報復村民。
一個中年婦女被捆起來並強迫下跪的恐怖情形，對一個４歲的小女孩的心理傷害可想而知。她要麼躲在人群裡，在大人們大腿的縫隙裡觀看批鬥現場，要麼一個人躲在屋裡一秒一秒地盼姥姥回來。
我太太常常提起的一樁仇恨，也與她姥姥的挨打有關，老人的繼長子素與其關係不洽。在一次批鬥會上，這位繼子當眾給了她姥姥一頓耳光……在中國社會中還有多少把私怨當公仇來報的細節，已無從得知。但，它所遺留的傷害，還遠未熨平。
四、 一個需要全面道德反省的社會
土改殺人、文革批鬥，遠離了人們，但它卻是政治道德虧欠的一部分，值得歷史學家們去反省、去記述。這種反省、記述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避免，避免悲劇的重演。
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門血災需要政治精英去反省，反省不是為了迴避道德追問，而是為了道德重建。中國再也不能在「殺了就殺了吧」的政治習慣中往下滑落了。
今天，我們已經面臨著另一種「非典」，一種非典型意義上的人道主義災難。不要以為紅色高棉的大屠殺、盧旺達的種族滅絕才是人道主義災難，要知道：計劃生育打人如河南中牟周軍牛事件、維權受抑如律師高智晟之經歷，等等，都表明我們這個社會出現了非典型性人道主義災難！
──轉自《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