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訊】姚仁傑：章詒和女士這本書要看什麼地方？因為書中所提到的人，只要是在當時，自願或者被迫看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的人都會知道他們，是耳熟能詳的知名人士。但我告訴大家，所有的批判文章，絕大部分對被批判者有很大的歪曲，不僅僅對人格的歪曲，當時所謂的罪行、右派言論也是被歪曲了的。今天要讀這本，要對照一下，看看當時別人是怎麼說的，而官方是怎麼歪曲的，右派是怎樣屈打成招的。屈打成招最厲害的還不是你書上寫的這幾位，因為你父親在我們看來，是已經皇恩浩大、網開一面了，還保留別克汽車，別人不跟我們玩，我們自己幾個玩，還能吃點東西，但是在五十五萬右派裡邊，只有這幾個人有這種特殊待遇，絕大多數人比你父輩他們悲慘得多。你那本書，我個人覺得要怎麼看，看看當時被誣蔑成中國最大的右派，最大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他們的人格是怎麼樣，看看這些閃光點。他們雖然趕出了廟堂，但遠比正襟危坐廟堂之上的高官們好得多——包括我們被冠之於偉大的領袖。這本書被我誤解了，我以為連大右派可以寫，我們小右派吐點苦水還不可以啊？後來章詒和告訴我，她算是運氣好，遇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敢於簽字的人，儘管刪掉很多，後來還有機會在香港補齊。章詒和給我們右派出了一口，你父親在天之靈，要是見到你這本書，也感到欣慰的。
下面我談楊顯惠先生的《夾邊溝紀事》，這本書我不是一氣呵成讀完的。不能一次看完，看一次要落一次淚，要想起我們自己。現在在的年輕人，很多人已經不知道我們受過的苦難，當然不能怪你們，你們現在也忙於學習、忙於生計、忙於發財，而更主要的，官方又要強迫你們忘記，你們不瞭解我們，我們並不怪你。
但是我希望你們看一看《夾邊溝紀事》，夾邊溝是甘肅省一個科級的勞改單位，接受了三千多名右派，結果在所謂的困難期間，在強力推行三面紅旗，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搞總路線，餓死幾千萬人的時代，社會上都要餓死人，所以勞改單位餓死人一點不奇怪，應該說更應該餓死人，因為老百姓都要餓死，勞改犯右派為什麼不能餓死呢？但我覺得死的比例不能容忍，三千人中餓死了百分之八十。
這裡被關押的右派不僅僅是余傑所說的小學教師、中學教師，也有一些很有名的人，比如從海外歸來的、治理黃河的工程師，傅作義的弟弟傅作恭。傅作義起義以後，寫信從美國叫回來一個親兄弟，本來留在北京工作，因為當時實行聯合政府，甘肅省的省長是鄧寶珊將軍，是傅作義的部下，是起義將領。他給傅作義寫信說，我是光桿司令，下面都是共產黨的官員，你總得派幾個人。傅說，好，我弟弟從美國回來，得到美國博士學位的水利工程師，撥給你吧。當時的「海歸」絕不比現在的「海歸」不愛國，應該說比現在的「海歸」更愛國。結果聽哥哥一勸，傅作義又是國防委員會的副主席、水利部部長，傅作恭便去了甘肅省，因為甘肅在黃河上游，水利很重要。
這位前「海歸」——現在的「海歸」可能聰明一些了，不會那麼傻了——心中一心一意建設新中國，美國的優異條件不要，跑回來了。後來給省政府提了幾條意見，打成右派，這種人也跟我們一樣的，自己覺得沒有罪，所以也就不認罪，不認罪就要改變態度、糾正態度，糾正態度就把你送勞動教養。送勞動教養被餓得奄奄一息，給傅作義寫信說，你給我寄點糧票，寄點錢，我吃不飽。傅作義居然這麼荒唐，他相信共產黨的宣傳，就回封信說，糧票也不寄，錢也不寄，我不相信共產黨改造你們思想會讓你們吃不飽。傅作恭後來餓得野草什麼都吃，最後出工走不動了，隊長用草繩綁著走，沒有拖到住地，就死了。後來甘肅這個事通了天了，驚動了中央，中央決定由政協同人大組織一個調查組到甘肅去，傅作義就主動請纓說，我要參加這個調查組。他心裡面想，我有一個兄弟在那兒，我不知道他現在情況怎麼樣。中央調查組到了這個農場，農場已經是凋零、荒敗得不成樣子了，只剩下五百多人了，三千多人剩五百多人，死了六分之五。要以法律的觀點來看，他們都是沒有受刑事處分的，勞動教養是最高行政處分，他們都死掉了，省了兩千五百多顆子彈。
聽眾：我補充一點細節。我正好跟夾邊溝去世的人有一點關係，他們所有去世的人都收到了通知，通知叫做「營障病」。第二個細節，中央工作組不是人大，也不是政協的，是中央監委，而且撤了甘肅的幾個人。
姚仁傑：傅作義就當場問農場的人，我是不是可以見見傅作恭。當地幹部就說，他早不在這兒了，早調走了，想迴避這個問題。最後，據說傅作義脾氣出來了，罵道：「連國民黨時代的監獄，也要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我作為親屬來了，連親人的屍首都見不到。」有一個醫生補充說，中央調查組去了以後，要偽造病例檔案，把死去的兩千人都要造病例檔案出來。這兩本書是一頭一尾，《往事並不如煙》寫的是在政治結構當中上層被劃成右派的人的遭遇，讓我們更能瞭解這些人的人格的好的一面，光輝的一面。但他們受苦程度遠遠不如底層。夾邊溝又是最底層的，幸好中國最現在揭露出來的，像夾邊溝這樣的情況還不是很多，相當一部分介於兩者之間的。
聽眾：比夾邊溝還要悲慘的右派集中營還有很多。
姚仁傑：我的意思是說，我在講講這兩本書沒有涉及到的，所謂中間的這一部分。中間這一段是大多數。我們被抓起來關在天津清河農場，這裡職位高的是一個解放軍少將。那天非常具有戲劇性，我們正在出工，來了一個吉普車，吉普車一進門以後，便推下一個軍人來，領章、肩章還戴著，警察過去就給撕了，送的人一得到簽字，馬上就走了。據說他是總後文化部的某將軍，這種侮辱、下馬威也是很厲害的。但這個人到了我們農場以後，一天都沒有勞動。有一天，要叫他出工、要批判他，他就把幹部約在一起給他們講長征，就擺老資格。
根據我的經歷，主要的罪責在上面。法治的破壞，破壞到什麼程度，主要是上層負責。真正具體的當兵的和當警察的，有很壞的，但也有良心未泯的。我們算是比較輕的右派，遭受了很多的苦難，餓死了很多人，最殘酷的是長達二十一、二年的公安管制。我們摘了帽子和不摘帽子同樣被公安管制，這種是非常可怕的。判刑有期，勞教無期，只要單位送你勞動教育，就是給你無期徒刑。我希望更多右派，能有兩位作者的運氣，他們寫的東西儘管寫得不如兩位好，但也盼望能夠有更多的老百姓看到。
趙誠：文化是需要傳承的，歷史也是需要傳承的，長久以來我感覺一個基本的狀態是：我們對於歷史的記憶全部都是錯誤的。因為歷史和文化的傳承過程中出現了斷裂甚至出現了一些虛假的情況。作為一個人來說，這就是一個人出了問題；作為整個一個社會來說，如果整個一個社會不能傳承歷史，他就會重新回到一個野蠻狀態。因為人一旦沒有文化的傳承，就重回野蠻，進入這個狀態這是很可怕的。我們現在基本上沒有傳承，或者傳承得不真實，所以說整個中國社會人的行為讓我們感到很失望。(待續)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三味書屋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由余傑整理完畢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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