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王樺編譯）這周中共召開兩會，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倡導的「建立和諧社會」又成為會議討論的話題。但，近來中國農村的各類抗爭事件頻繁，上訪人數眾多與上訪之路艱難，在在說明當今中國社會處於極度的不和諧。
新近一期《時代》雜誌以「憤怒的種子」一文大篇幅報導中國農地遭侵奪事件不斷，背後原因突顯了中共治理國家不當，引發政權結構性危機：中央政策無法貫徹到地方，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緊張；司法正義無法伸張，百姓與政府的關係緊張。
在一個有9億農民的國家，日益增多的動亂與壓制可能是北京最大的挑戰。胡錦濤上個月在一次重要演說中也喊出「建設新社會主義新農村」。北京計畫撥款數十億元美元補助農民。報導中聲稱，這項措施的背後原因是：北京對逐漸失去地方的掌控權深感憂慮，且力圖制止。
自1979年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中央放手讓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建設。時間證明，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來了，但卻也產生始料未及的後果：地方自主權高漲，全國各個省、自治區、特別行政區域與超級自治市，形成各自為政的官僚體制與彼此分歧的發展目標。中國是全世界唯一將健康保險、社會安全和教育責任全部托付給地方政府的國家。
報導中引述《中國青年報》採訪前教育部長張保慶說，目前中共最大的問題是政令不通。張說：「中南海制定的東西有時都出不了中南海。像解決貧困學生助學貸款的事情，下邊根本就不聽，連這樣的政策都不執行，還說別的嗎？」(2005-11-14)。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去年也提出警訊：除非中共中央政府能有效傳達政令至地方自治政府，並得以執行，否則經濟發展難跨越至下一階段。
報導中說，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動盪不安，北京當局縱然知道事態的嚴重性，不時推動新政策，但無具體實施辦法，傳達到地方政府後常是無寂而終。如上個月，中共教育部要求地方政府未來5年在教育上投資120億美元，但卻沒提具體方案輔導各省政府如何籌措經費。據教育部的資料，2004年度裏共計有305個縣沒有提撥公共經費給小學或中學。又如當初喊得響徹天的政策「西元2000年前讓每個孩童享有九年免費義務教育」，期限到了，這檔事也就悄然過去了，沒有官員出面負責。
報導中採訪在中國研究地方政府的華盛頓大學教授克里斯汀‧汪說，中共當局已經束手無策了，汪並認為，北京領導班子裡大多數人對這類問題也都心裡有數。
另外，報導中提到，中共當局的法律架構沒能跟上經濟發展，使得農民土地遭掠奪或是官員瀆職貪污案例，沒有管道可申訴。中國的地方政府擁有法官的任免權，以致司法獨立在中國仍是一大難題。
受採訪的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張姜芬(音譯)說，「法院不管用，他們通常是聯合地方官員一起欺壓百姓。」法律雖然授權地方政府，為了地方公共利益可將農地租賃給外界，但卻沒訂定保障農民權益的法律機制。
至於地方政府也因財務吃緊而抱怨中央。1994年，中共中央為鞏固自身領導權而行稅賦改革，要求地方上繳後再行分配。但因此喪失主要稅收來源的地方政府覺得受騙上當。稅賦改革是能讓中央有能力將人送上太空。但卻使地方政府再也無力負擔百姓的社會福利。這使公共衛生開支從1994年占GDP的4.2%到2002年倒退到只有2.8%。
上個月河北省黨書記因教唆殺死6名抗議土地徵收的農民，而被判處無期徒刑。不過，極少數貪佔案件會確實查辦到底而加以判刑，因為盤根錯節的官官相護關係是官場文化。現行中共官僚體制中冗員過多，特別在鄉村，政府工作被納入社會福利體系，以緩和失業問題。全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所要支付的薪金和津貼無節制的耗費政府支出。文中轉述《中國企業家雜誌》的報導：「中共官員每年花費公帑在吃、喝和公務轎車上的總數，足以建造2個三峽水壩。」
文中還提到哈佛大學中國公共政策研究項目主任安東尼・薩旭的觀察，他認為中共上級政府已經不信任地方官員會忠實地將撥款金額具體落實到公共建設項目。
報導中提及廣東蟠龍與浬汕(Lishan, 音譯)兩村的農民遭遇。遭地方官員欺壓的農民曾派代表到北京申訴，寄望中央政府能協助解決土地徵收引起的問題，他們單純地認為，他們所要的僅是基本的正義，但卻沒有一個官員肯出面聽他們說。憤而群起抗爭，換來的是血淋淋的鎮壓。他們汲取來自香港訊息的衛星小耳朵遭截斷；試圖接近他們村子的採訪記者遭到拘禁；高壓的箝制持續著，而他們心裏明白北京當局理應知道這一切。於此種種腐蝕著他們心目中領導人愛民的形象。農民的處境已是沒錢、沒工作、沒土地，他們一無所有，慢慢也就無所畏懼了。愈來愈多的農民表示已有心理準備，必要時將以死抗爭。
正所謂「民不畏威，則大威至。」報導最後提到，倘若這些憤怒的中國農民真的無所懼了，到時真正感到害怕的應該是北京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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