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王桦编译）这周中共召开两会，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倡导的“建立和谐社会”又成为会议讨论的话题。但，近来中国农村的各类抗争事件频繁，上访人数众多与上访之路艰难，在在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处于极度的不和谐。
新近一期《时代》杂志以“愤怒的种子”一文大篇幅报导中国农地遭侵夺事件不断，背后原因突显了中共治理国家不当，引发政权结构性危机：中央政策无法贯彻到地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紧张；司法正义无法伸张，百姓与政府的关系紧张。
在一个有9亿农民的国家，日益增多的动乱与压制可能是北京最大的挑战。胡锦涛上个月在一次重要演说中也喊出“建设新社会主义新农村”。北京计划拨款数十亿元美元补助农民。报导中声称，这项措施的背后原因是：北京对逐渐失去地方的掌控权深感忧虑，且力图制止。
自1979年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中央放手让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建设。时间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但却也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地方自主权高涨，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域与超级自治市，形成各自为政的官僚体制与彼此分歧的发展目标。中国是全世界唯一将健康保险、社会安全和教育责任全部托付给地方政府的国家。
报导中引述《中国青年报》采访前教育部长张保庆说，目前中共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张说：“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像解决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事情，下边根本就不听，连这样的政策都不执行，还说别的吗？”(2005-11-14)。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去年也提出警讯：除非中共中央政府能有效传达政令至地方自治政府，并得以执行，否则经济发展难跨越至下一阶段。
报导中说，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动荡不安，北京当局纵然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不时推动新政策，但无具体实施办法，传达到地方政府后常是无寂而终。如上个月，中共教育部要求地方政府未来5年在教育上投资120亿美元，但却没提具体方案辅导各省政府如何筹措经费。据教育部的资料，2004年度里共计有305个县没有提拨公共经费给小学或中学。又如当初喊得响彻天的政策“公元2000年前让每个孩童享有九年免费义务教育”，期限到了，这档事也就悄然过去了，没有官员出面负责。
报导中采访在中国研究地方政府的华盛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汀‧汪说，中共当局已经束手无策了，汪并认为，北京领导班子里大多数人对这类问题也都心里有数。
另外，报导中提到，中共当局的法律架构没能跟上经济发展，使得农民土地遭掠夺或是官员渎职贪污案例，没有管道可申诉。中国的地方政府拥有法官的任免权，以致司法独立在中国仍是一大难题。
受采访的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张姜芬(音译)说，“法院不管用，他们通常是联合地方官员一起欺压百姓。”法律虽然授权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公共利益可将农地租赁给外界，但却没订定保障农民权益的法律机制。
至于地方政府也因财务吃紧而抱怨中央。1994年，中共中央为巩固自身领导权而行税赋改革，要求地方上缴后再行分配。但因此丧失主要税收来源的地方政府觉得受骗上当。税赋改革是能让中央有能力将人送上太空。但却使地方政府再也无力负担百姓的社会福利。这使公共卫生开支从1994年占GDP的4.2%到2002年倒退到只有2.8%。
上个月河北省党书记因教唆杀死6名抗议土地征收的农民，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不过，极少数贪占案件会确实查办到底而加以判刑，因为盘根错节的官官相护关系是官场文化。现行中共官僚体制中冗员过多，特别在乡村，政府工作被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以缓和失业问题。全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所要支付的薪金和津贴无节制的耗费政府支出。文中转述《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报导：“中共官员每年花费公帑在吃、喝和公务轿车上的总数，足以建造2个三峡水坝。”
文中还提到哈佛大学中国公共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安东尼・萨旭的观察，他认为中共上级政府已经不信任地方官员会忠实地将拨款金额具体落实到公共建设项目。
报导中提及广东蟠龙与浬汕(Lishan, 音译)两村的农民遭遇。遭地方官员欺压的农民曾派代表到北京申诉，寄望中央政府能协助解决土地征收引起的问题，他们单纯地认为，他们所要的仅是基本的正义，但却没有一个官员肯出面听他们说。愤而群起抗争，换来的是血淋淋的镇压。他们汲取来自香港讯息的卫星小耳朵遭截断；试图接近他们村子的采访记者遭到拘禁；高压的箝制持续着，而他们心里明白北京当局理应知道这一切。于此种种腐蚀着他们心目中领导人爱民的形象。农民的处境已是没钱、没工作、没土地，他们一无所有，慢慢也就无所畏惧了。愈来愈多的农民表示已有心理准备，必要时将以死抗争。
正所谓“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报导最后提到，倘若这些愤怒的中国农民真的无所惧了，到时真正感到害怕的应该是北京当局。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