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王珍採訪報導）流亡美國的中國著名作家鄭義先生最近發表了1萬多字的新作《召魂》（原文：http://www.dajiyuan.com/gb/6/2/23/n1235202.htm），以探究他本名「鄭光召」的涵義為線索，記述了高僧能海法師、父親鄭璧成在文革中遇難的經歷，以及在作者心靈上留下的深刻印記。
鄭義先生是中國「傷痕文學」、「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家。他1979年發表的處女作《楓》，被認為是第一部正面揭露文革血腥的小說，當時轟動全國，後改編成電影。另一部小說《遠村》獲1984年度全國優秀小說獎。1987年，由本人原著並親自改編為電影的《老井》囊括「金雞」、「百花」獎。
1989年春夏，鄭義先生因參與了八九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被中共公安部列為首要分子，受到全國通緝。在後來將近三年的逃亡日子裡，他秘密寫作了關於六四民主運動的《歷史的一部份》，以及記述廣西人吃人事件的《紅色紀念碑》（Scarlet Memorial）兩部重要著作。鄭義先生和妻子北明女士於1993年流亡美國。鄭義近年重要作品包括《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以下是大紀元專訪鄭義先生：六四逃亡經歷。
六四鎮壓後逃亡經歷
記者：請您談談六四鎮壓後，在中國的逃亡經歷。
鄭義：這個話題說來話長。八九民運時，我和我太太北明在北京天安門和學生、和知識份子一起做了很多事情。我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接下來會是全國規模的長時間的追捕、判刑。於是我離開了家，準備觀察一段時間，後來發現不可扭轉了，我就開始了逃亡。
北明原本是要和我一起離開的，但因為兩個人一起走目標比較大，所以想等我安排好地方，再來接她。可是沒想到，她很快就被抓了。
開始我以為，共產黨是抓不到我才抓她，後來才知道，是由於她參與了北京知識界的一份報紙─《新聞快訊》的很多具體事情。因為當局早就安排人在編輯組，對她的情況非常清楚。六四鎮壓後，共產黨就把她抓起來了，在北京和山西太原前後關押審查了10個多月。
而我已經在逃亡之中。六四鎮壓後最初一段時間，全國的形勢都很緊張，每個城市都在搜捕，十字路口都是軍隊在把守，到處是警車、軍車、巡邏隊，氣氛非常恐怖。
在朋友的幫助下，我離開城市去了農村。過去我在農村插隊和在煤礦工作的時候當過木匠，於是我就以一個流浪木匠的身份，到處幫人做傢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後來朋友們說，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你是一個作家，還是要趕緊寫作。這樣，我又回到城市開始寫作。
我的太太北明出獄後，把我要寫書的資料帶到我隱藏的地方。我們匯合後一起逃亡。因為安全方面的考慮，我們經常換地方。在將近三年的逃亡時間裏，我寫了兩本書：《歷史的一部份》和《紅色紀念碑》，她寫了一本書《告別陽光》。
我們走了很多地方，回憶起來是非常感人。那時中國社會的道德水準和民心，與今天是非常不一樣。幫助我們的人很多是素不相識的，從八十多歲的老人到剛懂事的小孩子，沒有一個出賣我們。我們真正看到了人心善良的一面，以及人們反抗暴政和對自由追求的一面，他們冒了很大風險幫助我們。
心中始終保持愛
記者：您在《召魂》中寫到父母篤信宗教、傾家禮佛，這對您以後的思想是否有很大影響。
鄭義：一個人的童年是很重要的，最基本的品質，如：正直、誠實、同情、憐憫之心在童年就已經賦予他了。
在我一生中雖然遇到很多坎坷，但我心中始終保持愛而不是仇恨。我想與童年的經歷分不開。我母親後來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在極度艱難的情況下，對他人、對自己家庭仍然保持深厚的愛。
對共產黨的認識過程
記者：很多像您這個年齡的人，對共產黨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過程，您是怎樣的呢？
鄭義：我不是先知，我對共產黨社會的認識和普通人幾乎是一樣的。我們都是在共產黨欺騙教育下長大，開始不可能談到任何覺悟。
真正覺悟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那時離開了學校，走進社會，看看工人、農民的感受，瞭解到了一些共產黨宣傳和教科書之外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那種激烈、血腥、對共產黨的憤恨以及對毛澤東的崇拜都是很刺激、促使人思索的事情。林彪事件對共產黨的神話也是一個諷刺。
文革後期我們被趕到農村插隊，看到的和共產黨講的完全不一樣，實際上，中國真實的農村生活就是對共產黨的控訴。從那時起，我開始了對共產政權的反省和懷疑。但是八十年代又有一些變化。
我對共產黨徹底絕望是八九六四對青年學生和北京市民瘋狂的大屠殺之後，那時才認清了，不管它可能有些局部的變化或鬆動，共產黨的那種殘忍是一脈相通、不會改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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