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8日訊】(大紀元記者李華邁阿密報導)「2006年海外華人新思路」佛州研討會日前於佛州大邁阿密Pembroke Pines市圓滿舉行。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觀察》網站 主編陳奎德教授及另外四位在美不同領域享有名望的著名華裔專家、學者作為特邀嘉賓，與來自台灣、大陸、香港及西班牙、古巴等社團的近70名中西人士一起，共同探討了在中共的暴力統治及武力威脅下海峽兩岸之現狀，及中國和平走向民主未來的新思路。與會者互動踴躍，現場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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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奎德教授在发言(大紀元) |
陳奎德教授是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復旦大學哲學系講師，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副教授，並任上海《思想家》雜誌主編。1989年起，歷任美國波士頓學院訪問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民主中國》雜誌主筆及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人文學部協調人。
陳教授就值得兩岸民眾關注的五個問題與聽眾們分享了他對中國大陸最近發展的特點及走向的研究分析結果。陳教授談到5個值得大家關注的問題：一是互聯網的出現，部份實現了民眾言論自由以及集會結社自由的願望，在某種程度上，民眾公開表達政治見解已成為可能；二是中共對民眾的暴力鎮壓，亦促使包括法輪功在內的信仰團體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的重要精神支柱；三是維權活動和維權律師的出現，推動中國向司法獨立的方向發展；四是信仰群體和維權之間的互動合流是民間兩股重要力量的結合；最後陳教授詳細列舉了中國大陸的變遷和當年台灣寧靜革命的異同點，以及中國大陸的前景。
陳教授的發言全文如下：
中國有句老話：「遠來的和尚會唸經」，說實話，我這個和尚，雖然遠來，卻不敢說會唸經。雖然來自華盛頓，最近又才到台灣去過，到澳洲去過，但是對中國大陸的瞭解，我覺得不及法輪功朋友及在座常去大陸走動的朋友對中國瞭解得仔細、具體、生動，他們遭受的苦難更多，所以觀察具體而微，真切入骨。我只是談一下我的總體觀感，根據我跟大陸朋友的接觸，跟台灣朋友的接觸，對中國大陸最近發展的一些特點、走向提出一點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我要談幾方面的情況：首先，我要談互聯網的出現，關於所謂的虛擬世界對現實世界所起到的作用，特別是虛擬世界對中國的變遷起的作用。第二，信仰群體在中國的興起，第三，維權活動和維權律師的出現。第四，信仰群體和維權之間的互動關係，他們的合流。最後，中國大陸今天的變遷和當年台灣的寧靜革命，有那些相似、可比較的地方，然後看一看中國大陸的前景。聶教授已經說了一些樂觀的話，我想說一點更具體的中國大陸的情況。
虛擬世界對中國變遷的作用
首先，互聯網的出現已對我們生活改變非常之大。就我個人來說，上網已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一部份。所以我常把我們當下的生活稱為兩重生活，一重是現世的、平庸的、虛假的、拖沓的、無趣的現實生活，另一重是冒險的、興奮的、更真實的、精神上與世界接軌的互聯網虛擬世界的生活。這兩重生活在我們的生活中互相交叉和影響。
我想要講的就是，這兩重生活對我們的作用，主要談互聯網對中國社會的變遷所起的作用。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自稱是中國民意的代表，「三個代表」把我們大家都「代表」了，我們不知道它們甚麼時候把我們代表了，我們從來就沒有授權它代表我們，但他就自說自話地把我們「代表」了，把民意「代表」了。於是民意就成了無家可歸的人。但是自從互聯網的出現，我們過去不能公開說的話，只能在自己家裏、甚至在枕頭邊才能悄悄說的話，現在堂而皇之在互聯網上喧嘩開來了。
民意、公共輿論真正現身了，開始出現在互聯網上。正像在1989年，在東歐很多國家，民眾遊行的時候，打出的橫幅上寫著「我們才是人民」。所有的共產黨都自稱它們是人民的代表，但是人民卻總是個隱身人，看不見。到互聯網出現的時候，人民才真正現身了，現在互聯網出現世界各個角落，民意才在這個時候在網上出現，才有了歸宿，不再是無家可歸了。這就是互聯網，它的出現對社會的促動是非常大的。
第二點，我要談的是我們過去談的兩項憲法權利，在互聯網上可以部份的實現。
一是大家眾所周知的言論自由的權利，虛擬世界之所以成為中國人突破中國共產黨新聞封鎖的最重要的利器，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網絡封鎖最嚴厲的國家，即使這樣，法輪功學員知道，國內知識界的朋友知道，稍微有一點辦法，只要他們有強烈的慾望，要知道海外的信息，他們總可以突破這個封鎖，通過各種工具，比如無界瀏纜，或者其它辦法獲得外界信息。
另外一個可能大家沒有注意到的，我們憲法權利上的集會結社的自由，在互聯網上可以部份的實現了。
或許有人會問，你說言論自由還可以理解，為甚麼說在互聯網上可以實現集會結社自由？大家現在可能已經看到了，現在出現了大量的網上聯署信，實際上就是在虛擬世界裡人們的集結方式。
我們過去集會，也不過就是要表達我們的政治見解，我們的政治態度，政治訴求，在廣場在街道彙集起來，向當局表達我們想要表達的東西。過去我們是在一個廣場集會，現在大家日益頻繁地在網上聯署彙集，就是在互聯網上的集會，把我們的名字寫上去，把你的名字寫上去，把我陳奎德的名字寫上去，名字成了我的替身，與有共同訴求的朋友一起，排成名字方陣—— 「替身」的方陣，相當於真人在廣場的方陣，表達我們這一撥人——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的政治訴求，這就在相當於集會結社在事實上實現，而且，中共也無法用坦克掃射這種集會了。
互聯網在這方面起了相當大的功能，與實際的肉身行動有互補的作用。例如中國的著名孫志剛事件，一個大學生被非法打死，很多人在網上聯名抗議，結果惡法《收容法》被廢黜。在很多方面，其功能與現實遊行示威的政治後果是一樣的。
我們不要低估互聯網出現的真實意義。雖然是在虛擬世界，但對現實世界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信仰群體在中國的興起
第二點我想講的是關於信仰群體的出現。由於中共嚴厲防止政治反對派的出現，在其打壓下，反對黨很難出現。但是，在神不知鬼不覺中，信仰團體逐步起來了，在中國社會起到中堅力量的作用。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中共對信仰團體的鎮壓實際上引起了更大的反叛。最近幾年來一系列引起北京當局關注的事件都與信仰有關。
大家知道，自從1999年7月中共鎮壓法輪功開始，特別是九評退黨各類事件出現以來，法輪功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引人注目的修煉團體，在各國得到廣泛的注目和尊重，這對未來中國的影響，怎麼估計，都不為過。
我們也看到，基督教、天主教，中國廣泛存在的家庭教會的宗教活動，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達賴喇嘛、藏傳佛教在世界上日益廣泛的影響，他們和中共的談判等。
中共以各種方式無恥地鎮壓，他們先以為以歷史上鎮壓世俗團體和黨派的方式可以鎮壓這種抗爭，所以江澤民曾說，3個月一定可以把法輪功搞定。但是，他們根本不瞭解信仰團體，信仰團體是它們過去沒有打過交道的對手——實際上，暴力對於信仰者，只能製造殉道者，而殉道者，是信仰的催化劑、播種機。大家從各個大宗教的歷史都可以看出來。凡是殉道者，都對各種宗教的擴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想通過暴力摧毀鎮壓，中共它自己現在已經自食其果了：法輪功不僅沒有被鎮壓下去，基督教不僅沒有被鎮壓下去，而且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有生氣，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相當重要的精神支柱。我們知道，中共通過洗腦，把中國人的精神搞壞掉了，在將來中國社會轉型的時候，如果沒有新的信仰群體，來進行精神重建的話，中國的前途不堪設想。信仰群體的出現，使我對中國未來的前景抱有某種謹慎樂觀的態度。
維權活動和維權律師的出現
第三點是關於最近大陸出現的一波一波的維權運動。例如新青年學會的四君子案件，劉荻案，杜導彬案，鄭恩寵案件，孫志剛案件，孫大午案件，陝西油田案件，等等。最近，引人注目的是高志晟律師為法輪功學員維權所引起的全球關注的絕食事件。
為甚麼中國從2003年開始興起了一種叫做維權的活動？是因為中國大陸的一批律師，一批知識界人士及各方人士都意識到，中國除了從政治上進行努力，另外，為了維護人權、民權，很重要的方面是要確立司法獨立。要通過一個一個案例的跟進和確立，擴大司法領域的權威，改變中共行政權力籠罩一切的一元化傳統。英美國家在歷史上，它的司法體系通過一個一個案例的確立，對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遷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近年來，在中國，作為個體性的維權運動有幾個特點：
第一，是個體性的而不是群體性的抗爭；
第二，抗爭是自發性的、案例是意識形態化比較淡化的；
第三，特別強調憲法權利，凸現法治主義。
第四，著重付諸司法過程。
第五，從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某些正面傳統中吸取靈感。 譬如，在民國初年，國民黨的國會領袖宋教仁被刺殺事件，因為案發於上海，當時，上海地方法院就發出傳票到北京的中央政府，傳喚總理趙秉鈞。這種司法獨立的個案在在中國歷史上是難以想像的，特別是在中共統治下更不可能。然而這種司法獨立的精神對中國是特別珍貴的，需要竭力傳承。
現在大陸律師、法律界等都開始參與維權運動，知識份子廣泛參與，並在各國媒體上延伸。改革開放初期人文學者思想者佔領舞台中心，後來是經濟學家佔據，現在則是法學家、律師佔據舞台中心。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值得注意。
信仰群體和維權之間的互動合流
另一點，維權事件和信仰群體的合流結合。這一現象集中表現在高志晟案身上。高志晟受理法輪功學員群體維權案件而受到中共恐嚇鎮壓，標誌著信仰群體和律師開始出現合流。高律師被停止律師執照，停止律師事務所執業的權利。他站起來激烈抗議，發起絕食抗爭，得到全國響應，甚至引發全世界響應。實際上，最近在進行的全球萬人同步絕食運動就是例證。雖然維權律師之間，維權律師與信仰群體之間，都還需要進一步溝通。但信仰群體和維權之間的互動合流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前一階段，基督教信仰者與維權律師的交融聯繫相當密切；如今，法輪功修煉者與律師的合作也見端倪，這是民間重要的兩股力量的結合。歷史後果如何？我們拭目以待。
中國大陸的變遷和當年台灣的民進革命的異同點及大陸前景
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台灣的問題。我最近去了一趟台灣，過去也曾經也去過台灣幾次，寫過幾篇有關文章。我特別關注的是，台灣當年的寧靜革命和大陸的目前的社會變遷有沒有相似之處。
我個人認為還是有的。當年蔣經國先生的解禁，是因為當年台灣出了聯合國，而中共卻進入聯合國，台灣成了亞細亞的孤兒。國際社會及島內社會民主自由力量的壓力，台灣當局處於非常艱難的危機狀況。所以蔣經國用解禁，用徹底奠定政權合法性——轉向民主——的辦法來抵消扭轉逆境。
不少人會說，中國大陸目前不存在台灣當年的危機，所以不存在轉型的必要。表面看，似乎是這樣。但是，從更深入的角度看，起碼有三個重要方面表明，中國大陸的變化是必然的。1、中共是共產黨國家，是在柏林牆倒塌，共產主義世界崩潰之後，僅存的最大共產國家。是全球民主國家根本上的心腹之患。（其它是3、4只小貓。中共倒台，小貓會跟著完蛋。）2、中國是集權專制國家，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已經民主化之後。3、因為中共執政，已直接導致7千-8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至今中共仍然對此封鎖消息，封鎖新聞，隱瞞歷史真相，在真相日益難於掩蓋的今天，必定走向內外交困的境地。這樣的政權從長遠看，不垮臺是沒有天理的。當然，具體甚麼時候，尚難確定。 但垮臺，則是定數。
台灣當年和大陸今天的情勢的相似和不同之處的比較：
相似處：
第一，當局和民間的緊張關係，民主化的重要動力，重要因素都是來源於沒有解決的舊案，兩岸都有舊案情結。台灣是1947年的2-28事件，中共是1989年的64事件，也包括99年7月的鎮壓法輪功事件。歷史舊案鬱結深遠，民間有非常強的怨氣沒有解決，所以怨氣一定會沖發出來。這是歷史推動中華改變的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力量。
此外，目前大陸在實際上的統治方式，是類似於台灣當年的威權主義統治。過去毛時代的極權主義，是政治滲透到生活中的每一角落，沒有空間是政治不涉入的。而現在在方式上的威權統治，只要你不在政治上直接挑戰我的壟斷權力，譬如如經濟領域，可以容許有一些自由。
台灣當年美麗島事件對反對派的軍法審判，使一批辯護律師脫穎而出，成為後來台灣反對運動的中堅力量，成為現執政黨的核心人物。今天維權律師在大陸也一樣，因為維權活動脫穎而出。雖然目前人數還不多，但是，發展趨勢不容低估。相信將來在大陸的政治生活中也會起中堅作用。
當年台灣受國際社會的壓力，而中國今天的轉型，因為關係到全球的政治生態，從而更加受到全世界的關注。雖然目前不少國家對中共實行綏靖政策，但是縱觀歷史，我相信，在關鍵的危機時刻，民主國家會站在一起。就像當年二戰爆發之後，各國的聯盟陣營迅速重組一樣。
幾點不同的地方：
1、台灣當年，有特殊的所謂省籍問題。因為政權在某種程度上有非本土性。但大陸沒有這個問題；
2、當年台灣對美國在實際上的依賴太大，美國的戰略轉向對台灣有相當決定性的影響。中共由於人口眾多幅員廣大，內部迴旋餘地比較大，受外部世界的影響可能不及台灣。
3、民間和政府的對立性，當年台灣中央政府和民間沒有摻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大陸近日，中央與地方利益衝突很大，有時勢如水火。逐步走向民國初年的中央的命令很難在全國推行的情況。這種局面在全國已經開始出現。
4、台灣和大陸經濟起飛的內在邏輯的不同，台灣本來就有私有產權制度，而過去大陸是共產制；
5、大陸還有共產後遺症，中共對資源的掌控比當年國民黨的掌控還要強大，因此它可以調動全國資源，分一杯羹給企業家，給知識份子。所以大陸現在有三個精英集團：所謂權力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聯合執政。但是三個精英集團的地位是不對等的，經濟精英特別是知識精英是依附於權力集團的。所以那種認為三精英聯合執政固若金湯的說法沒有多少說服力。
總的來說，就是大陸北京政權有個最根本的癥結，就是，它是作為世界共產體系大潰敗之後，目前勉強支撐的最後的孤島，實質上已經成為全球的殘存社會之一，它沒有明天。這個社會必定要變化，至於甚麼時候變，有賴於我們所有人的努力。如果每個人都盡了自己的歷史責任，我想這一天就會早日到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