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9日訊】黃維才：
剛才聽了遠宏老師的主持發言和雨樵老師的主講,我很受震動。關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起因和演變因素,他們進行了很多理論上的探討,我認為都說得很好。特別是他們提到了每一個參與了文革的人都應該反省和懺悔，我是深深同意的。所以在這裏我不準備多說文革的動因和個人的遭遇，而是想做一個深切的懺悔。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時候就跪在床上向主做了一個長久的禱告，為今天的這個講座，也為今天要談的這個話題。
我當時腦海裏湧現出的是一幕幕自己參與文革時的畫面和場景，這種場景和畫面過去也是經常會浮現在我腦海裏的，但過去想起它們時心裏翻騰著的更多是不平、失落、憤怨甚至還有仇恨。總覺得自己是一個無辜的受騙者，也是一個遭受了苦難的受害者。但自從認識了主以後，曾經麻木著的靈魂開始蘇醒，曾經閉著的管理良知的第三只眼睜開了，它讓我遇事不再是只往外看，而是要往內看。加上在前段時間看了一個朋友向我推薦的幾篇文章，就是范學德先生的「文革懺悔錄」和鄭義先生的「清華.北大.紅衛兵和我」，還有這位朋友寫的「心殤」，使我的靈魂受到了極大的震顫。特別是鄭義先生文章中引用哈威爾的那句話「我們每個人都是集權社會的受害者和締造者」，讓我對自己的「過去」也進行了不斷地深省、反思和一次次的拷問。在這「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真的就史無前例的無辜嗎？我的靈魂真的就那麼史無前例的純潔嗎？不錯，在文革中我家因為成分問題也遭受過「抄家」；我也因為參加派性鬥爭而被毒打、被遊過街；我的一個親哥哥也在武鬥中失去了年輕的生命，從這點上講，我算一個受害者。但在文革中我在學校裏也寫過大字報批判老師呀，而且就因為自己出身不好想掙「表現」，寫大字報批老師還比一般同學更積極呢？這個時候，老師是受害者，我卻成了施虐者；文革中的成都，到處硝煙疊起，派與派之間爭鬥得你死我活，我不也積極地參與了嗎？在那時所謂的「文攻武衛」掀起的血雨腥風中，多少人死於非命？難道我們這些曾經的擁護者就沒有責任嗎？；那時的各種舞臺上，都是高唱鏗鏘有力的「毛主席語錄歌」，跳的是雄糾糾氣昂昂的「忠字革命舞」，我不是跳得比誰都起勁嗎？…..
而當我的父親被掛著「歷史反革命」的大牌子弄到院子裏面來游鬥時，我心裏雖明知他是非常熱愛毛澤東的（這也是他們那一代知識份子的悲劇，被人賣了，還無知地幫著數錢呢），因為他經常都在教育我們要熱愛党熱愛毛主席，要聽党和毛主席的話，他怎麼會是反革命呢，但我卻不敢站出來大聲地說一句，「他不是反革命！」只是和我妹妹在家裏放聲大哭，只會用慟哭來表達自己的痛苦和不滿。
細想著在文革中自己面對著這一切非理性非人性的罪惡行徑，我不僅沒有清醒的認識，而且還積極地擁護和參與，除了當時對毛澤東個人的絕對崇拜，一切行動都以他的指示為准而外，這中間難道沒有自己個人的自私、狂妄、偏激、軟弱等性格缺陷的因素嗎？我還能無愧地說自己只是受騙上當，是「無辜」的，是「純潔」的嗎？
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女，上帝本來是照著他自己的形象來創造的我們，他在我們的心中播下了良知、責任、公義和愛的種子。可我們從小聽到的是被歪曲了的歷史，受到的是虛假偽善的各種教育，又生活在被毛澤東和他衣缽的接班人搞得污七八糟的社會環境裏，我們的心靈遠離上帝之後，蒙垢納汙，變得麻木冷漠了，變得自私貪婪了，變得「人不為已，天誅地滅」了，變得「事不關已，高高掛起」了。
想想吧，為什麼毛澤東一手發起和操控的歷時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危害這樣大，遺害這樣深，至今還流毒未清，不就是因為撒旦借著毛澤東瞅准了人心中的這些缺陷，將嫉妒、仇恨、暴虐、殘忍這些東西塞了進來，並且煽風點火，才會有那麼多的「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悲劇發生嗎？
雨樵老師說得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對我們這些曾經親身參與和經歷過文革全過程的人來說，我們不僅要認識到毛澤東發起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各種動因，還應該反省和反思這樣一個問題，怎樣才能不讓這樣的歷史悲劇重演？不讓我們的下一代再遭受到這樣的苦難？作為個人，我們應該怎樣清潔自己的靈魂，怎樣認清和反省自己的理性，才能在真理和謬誤之間作出判斷，願意順服，堅定自己走上帝公義之路的決心。
今天，當我跪在主的面前向他禱告時，我發出了這樣一個心願，過不多久就是清明節了。我決定在清明節的那天禁食一天，向在文革中無辜冤死的亡靈們致以哀悼，也為我的「過去」向主獻上我的認罪和懺悔。
李航：
我非常贊同剛才雨樵老師他們提出的我們對文革要進行反思和反省的說法。我個人認為我們如何去進行反思還要從我們的國民性，從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這個方面來說反思。其實文革的發生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於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和思維方式。因為存在決定意識，有什麼樣的人民他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政府，不能說有一個形而上的政府完全可以脫離這個土壤，脫離這個人民。所以首先要檢討我們中國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在起作用。我通過自己的思考和看了一些書，特別是有一本書是法國一個作家叫布留爾的寫了一本叫《原始思維》的書，這本書裏就談到了非洲和美洲一些原始部落裏的人的思維方式，也包括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方式有一個缺點叫做遵從一種「互滲率」。什麼叫「互滲率」呢，就是這種思維方式它不按邏輯關係，它是反邏輯的，是遵從一種神秘的直覺性的東西，而把一些不相關的看起來完全無關的東西湊在一起。舉個例子，一個原始人用一支箭射死一個人，這個原始人從不會去看這支箭與被射死的人之間的邏輯關係，他會認為是一個巫師給這支箭下了咒，所以就把這個人射死了。所以這個人實際是那個巫師殺死的，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互滲率」的例子。
他這本書裏面也分析了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經常遵從一種「互滲率」，就象我們非常熟知的許多人對問題不去深究，不去追究這個事情的前因後果和其中的邏輯關係，而且完全是一種情緒化的，情感化的，把一切都納入他自己的情感模式之中。比如舉個例子來說，當一個東西出現在面前了，我們不是首先客觀地看這個東西是什麼，而是從一個我的情緒需要，比如說我很恨一個東西，而這個東西正好跟我恨的那個東西有關聯，於是這個東西就被當成一個可恨的東西了。他不考慮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而是考慮這個東西對我的情感的影響是什麼。
為什麼文革這個現象出現，實際上文革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思維方式和我們大部分人的思維方式是不一樣的。就是毛澤東他倒是要講鬥爭講辯證法,但是多數中國人對這些東西恰恰是差得很遠,距離很大,包括想問題的方式都不一樣。比如我造某個人的反，在毛澤東的觀念裏面這是一種鬥爭，鬥爭是相互促進的，在這個鬥爭的過程中你在成長他也在成長，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關係。但是對一個中國人來說，他不管你是什麼，只管我是什麼。比如說他要把你批倒批臭，他不管你是一個什麼情況，他只管我需要把什麼東西符號化了，我需要這個符號化的東西是很臭的，要被踏上一隻腳，萬世不得翻身的，於是就把他踩趴下。這就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的思維方式。
雖然現在時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從文革中走出來了，但這種思維方式還是在有些人的精神深處存在著。而這種思維方式會表現在我們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們的宗教生活。比如說我們看到很多人在宗教生活中依然存在著情感主義和反智主義的。就是把自己交給上帝，上帝替我們背了罪了，一切都交給上帝了，你就用不著去想了。我們要反對把一個非基督教的或反基督教的東西劃成一個撒旦的範疇，然後你就是撒旦了，我們大家就要去反對你了。我認為這種思路跟文革的思路是一脈相承的，就象在文革中把某一些人劃成黑五類，對他們踩上一隻腳，讓他們萬世不得翻身這樣是一個思維模式的產物。
我覺得中國人反思就要反思我們這種思維方式，我們必須要引入一種基督教的理性精神。什麼叫基督教的理性精神呢，實際上基督文明還有一個很強的優勢就是理性精神。它要分清楚，它非常講邏輯，這個東西它是什麼，它本身客觀上是什麼，我們要尊重它的客觀事實，我們不要更多地帶著我們的感情色彩，把自己的感情色彩和客觀事實分不清楚，但我們必須要分清楚，這才是基督教精神。應該引入我們中國來改造我們。
（整理說明）：
在這次講座上有邱老師和唐老師的發言因為錄音筆斷線未錄上，故在此將他們的觀點簡要說明。他們倆位老師認為文革的罪行就應該由毛來承擔，老百姓純粹是受害者，沒有罪過，不應當承擔罪責。所以不太贊成反省和懺悔。
在他們表明觀點後范美忠先生發言：
在座有人對剛才發言者說到的每個人都有責任，每個人都應當反思懺悔的說法表示異議。認為應當負責任的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或者造成其他災難的決策者或者說領導人。作為文化大革命的普通的參與者，僅僅是作為工具而利用，那麼，這些作為大多數的群眾有什麼責任呢？
我反對這種大多數人無罪的說法，一個國家由那麼多人組成，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或積極主動地參與罪惡，或被動地配合，或冷漠而膽怯地容忍？少數人又焉有能力興風作浪，製造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全國性的大災難？今天我們政治的黑暗腐敗，自由的受壓制，社會的不公正，較之文革時候又有什麼根本性的區別呢？我們的愚弄了好幾代人的掩蓋歷史真相和顛倒是非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是誰編出來的呢？那些中學政治、歷史教師幾乎沒有什麼抵抗地充當了愚民的工具，難道說為了生存和內心的恐懼就能作為藉口嗎？你怎麼會沒有罪？那些製造出假新聞的人是誰？那些壓制新聞的宣傳部的人是誰？如果你是其中一員，你怎麼沒有罪？那些充當共產黨幫兇的國安局人員是誰？如果你是其中一員，你怎麼沒有罪？那些加入共產黨這個專制而罪惡的政黨的人是誰？如果不是他們為撈取現實的政治經濟利益而加入這個，支持了這個罪惡的政黨，它的專制統治能夠如此長久嗎？
如果你並不是上訴這幾種狀況或類似的人，你就沒有責任嗎？所有對這些罪惡和謊言保持沈默的人都是有罪的！不僅如此，我們每個人自己的罪又或多或少地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這個國家的苦難，你怎麼沒有罪呢？有的人說，我們不要去發掘和反省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和人性中之惡，而應看到我們在文革中表現出來的理想主義的崇高一面，難道我們能夠因為我們的罪惡是因為所謂崇高的理想而造成，罪惡的結果以及我們的責任就可以被忽略嗎？在至善的神面前，我們有誰是如此純潔和崇高的？你的內心和靈魂真的如此高尚嗎？
我知道我內心的黑暗與罪惡，也就不敢相信那些自稱為絕對崇高的人。有人問，那些餓死的人也有罪嗎？一個人餓死與否並不構成在罪上的實際差別，且不說這種結果可能是幸運與否的關係，或者可能是他所處位置不同而已，如果我們的反思仍然不是根植於普遍性罪惡的反思而僅僅流於一種世間的控訴，而不是對自身罪責的反思，那麼災難可能會不斷重演。
有人說，我們僅僅是被利用了，難道說一個兇手用一把劍殺了人，這把劍也有罪嗎？問題是，你並不是一把劍，劍乃無生命之物，它沒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不能進行主體的選擇，因而無所謂罪可言。但你是一個有自由意志有選擇可能的人，那麼你就可以選擇做還是不做，你也可以選擇拒絕作工具的，如果你忠實于自己的良心，忠實於真理，你怎能如此義無反顧的作出如此殘忍的行為而沒有良心的不安並居然認為自己沒有罪呢？你既然選擇了充當工具，參與了罪惡，那就是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開脫的。
（在此次講座上還有陳志強先生和紀廷孝先生發言，他們除了控訴毛發動文革的累累罪行之後，有一個觀點是在文革中間對當權派的鬥爭並不為過，因為這些人在以前就做了很多欺壓殘害群眾的事，群眾的怨恨很深，當時鬥他們也是活該的，是他們咎由自取。這些人就是經過文革也沒有得到教訓變好一點，現在還是變本加厲地盤剝和欺壓群眾，如果再有一次「文革」，還應該把他們鬥爭得更厲害些）。
針對這種觀點，范美忠先生作了如下發言：
有人說，文革沒錯，因為那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當時確實有腐化和特權的趨向，難道我們不該起來批鬥他們嗎？現在貪官這麼多，如果還來一次文革，我覺得這些人還該殺，對於當時參加文革，我決不後悔。
我個人認為，現在的腐敗確實很嚴重，政治也確實很黑暗，幾乎沒有對人權的尊重和正義可言。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以暴易暴，進行一種非理性的報復。社會的專制特權，腐敗和不公，一個新建立的政權逐漸腐化，這是一個專制政體必然帶來的結果，歷代中國皇權專制王朝莫不如此。所有的最後王朝末年，體制崩潰，整個社會陷入大動盪，進入災難的無政府狀態，人民起義對壓迫者進行殘酷的報復。現在又是如此，我們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忍耐，一旦報復不受懲罰的時候，我們就肆無忌憚，任心中的仇恨和怒火肆虐，使得人間一片血腥。
但要知道，如果沒有程式正義，實質正義也是可疑的。手段的非正義就取消了行為目的的正義性。作為個人的我們是沒有權力進行審判和裁決的。我們更應訴諸法律的手段。但現在的黑暗的法律制度已經堵塞了我們用合法的手段使正義得到伸張的可能，正在發生的事件似乎也使我的這種願望看起來雖然用心良好，卻未免因不可行而顯得書生氣。但是歷史的惡性循環難道僅僅增加災難積累仇恨，而我們卻不能從中學到任何東西嗎？
既然災難的發生是因為體制，我們就應堅持不懈地謀求建立一個三權分立的憲政民主體制，追求新聞自由，追求人權得到保障，而這一切都應以持續不懈的啟蒙和非暴力的努力來爭取，雖然這可能並不是那麼痛快的，需要堅韌的意志和非凡的勇氣的。但成熟的知識份子和公民不誕生，民族的未來就沒有希望。既然災難因為人們的罪，難道不應當讓我們這些罪人來到主面前跪下來懺悔我們的罪嗎？如果我們真正追求正義和著眼于民族的未來，那麼讓自己被撒旦控制，圖內心的一時之快是決不可取的。而袖手旁觀，不履行自己作為一個公民的責任肯定是有罪的，而且毫無疑問的應該被譴責。
我們這個國家仿佛電影《卡珊多拉大橋》中那輛駛向深淵的火車，作為火車上的乘客，我們是毫無作為呢？還是為了個人利益向深淵方向加一把力，或者向相反的方向用力，力圖阻止火車墜入深淵？歷史的未來和我們的個人結局，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今天做了什麼，在似乎無可更改的災難歷史宿命面前，人平凡而堅韌的努力將彰顯出自己活在真理當中的偉大和尊嚴。願神看顧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和掙扎於其間的人們！
（最後說明：這次講座還有部分朋友的發言也是因為錄音丟失而未能進行整理出來，特在此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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