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9日訊】 地點：成都一茶館
時間：二OO六年二月十六日
錄音整理：黃維才
主持人：楊遠宏
兩年前在我所尊敬的老詩人、我的至交孫敬軒先生的靈堂上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孫老師，你沒說完的話我們要繼續說；你沒做完的事我們要繼續做；你沒走完的路我們會接著走。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現在走出了書齋，腳踏實地地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去關懷社會，去關懷我們這塊土地，和我們這個民族的前途。今天雨樵先生講的主題是「毛澤東與文革」。文化大革命已經四十年了，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政治野心，政治焦慮，政治權謀，打擊功臣，排除異端，愚弄人民的一場大災難，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的認識，我個人認為是遠遠不夠的。毛澤東這樣一個獨裁專制者，他的晚年與史達林的晚年極其相似。我的意思是說，僅僅停留在對毛澤東的政治野心和個人權謀的認識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進一步地追問和反思，那場革命與其說是文化的革命，不如說是一場人的革命，他是在革人的命。與其說文化革命是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不如說這是對我們民族人類靈魂一次巨大的扭曲，一次巨大的打擊和毒害。以至於那種深度的毒害在我們民族中至今還是缺乏反思精神，更沒有懺悔意識。因此，儘管文化大革命過去了四十年，但是文革給我們留下的經驗教訓，歷史教訓對我們這個民族，對我們這塊土地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為此應該思考些什麼？我們應該走向那裏？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在我們這塊土地上重演？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我記得八十年代的時候，劉心武先生在一次講座中提出了全民共懺悔問題。毫無疑問劉心武先生提出這個觀點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它關涉到我們民族的深層結構，它關系到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發生的災難到底應該如何去反省？我們自己在文革當中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我們自己在文革當中是否也成了施虐者而不僅僅是受害者？結果，可惜，劉心武先生太天真了，我也太幼稚了。迄今為止，我們民族對文革並沒有一種深層次的深度的懺悔意識。結果文革成了人人都是受害者而沒有施虐者的一場戰爭。朋友們，這難道不荒謬難道不可笑嗎？人人都在痛哭流涕地控訴，人人都在痛說自己的災難，人人都在傾訴自己的痛苦。我這樣講，並不是說我們沒有遭受災難，我們在座的絕大多數人可能都遭受了災難，我本人也遭受了災難和痛苦。但是，難道我們不應該因此反思一下，在這場革命當中，我們自己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我們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難道這些問題不應該深刻地反省嗎？
如果說這些問題達不到深刻地反省，不僅是政治結構本身的問題，想想我們自己的靈魂深處，如果我們靈魂深處的毒素得不到清洗和清除，朋友們，我悲觀地說，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極左思潮完全有可能在我們這塊土地上捲土重來。最近這兩三年，一邊是對輿論的極度干涉和控制，一邊是一片享樂一片歡樂之聲，難道我們沒有聽見嗎？這是隨處可見的現實。我們把文革的一切苦難忘得乾乾淨淨，我們重新快樂起來了。當然我尊重在座每一位朋友的生活方式，尊重每一位朋友的生活習慣，但當我們面臨著對文革的反思，要對我們靈魂深處的毒素的繼續清除，這是至關重要的。關於這一點，我曾經在此前的一次發言當中說過，我說專制獨裁害怕的還不僅僅是限制，壓制，打壓人的外部行為，不僅僅是對人的軀體的迫害；更可怕的是獨裁專制對人的靈魂的深度毒害，這一點我們在前蘇聯在前東歐看得清清楚楚，他們儘管政治體制已經轉軌，然而現在俄羅斯留下諸多問題，這也是布爾什維克對俄羅斯民族的靈魂的深度毒害所造成的。專制的陰影繼續在俄羅斯這塊土地主遊蕩，這是我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的意思是說獨裁專制對人的靈魂的深度毒害甚至要幾代人才可能清除乾淨。朋友們，這難道不可怕嗎？因此我個人認為今天周先生的講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這雖然是一個老掉了牙的，老生常談的話題，但是我相信，第一它能夠重新喚起我們對苦難的回憶；第二它能夠重新喚起我們對這場災難的反省和反思。今天周先生演講之前我就簡單地作這樣一個開場白，謝謝大家。
主講者：周鈺樵
剛才遠宏先生講了，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發生四十周年,結束三十周年。但是迄今為止，今年我還沒有看到一篇真正深刻反思文革的文章，為什麼呢，是因為有些人在有意地消滅我們的記憶。面對這種現狀，我們應該捍衛我們的記憶。文革作為一個歷史現象，它曾經使全世界瞠目結舌，以為中國為什麼突然瘋了，同時，它也使當時中國的七八億人陷入一種集體瘋狂。
我是全程參加了文化大革命的，而且作為一個所謂的「紅城派」的造反派頭頭，不僅全程介入了這個打著旗號的所謂文化大革命，而且不瞞大家說，我也曾經分到了一杯羹。在上帝面前，凡是在文革中介入了的，都是有罪的，包括我自己，都必須懺悔。如果不懺悔，如果不反思，這正是今天的獨裁者所需要的。因此，我們今天重提文革，就需要抽絲剝繭似的追尋文革的罪惡之源究竟在什麼地方。作為對文革的一種研討，我覺得曾經有過的不僅遠遠不夠，而且文革的流毒現在還在顯現出來。文革中間對民主的不尊重，對人權的任意蹂躪，法制根本不管了這些現象，在現在還是依然呈現在我們面前。研究文革的書籍很多，我大概也讀了十幾本，但沒有觀點能夠定於一尊。我今天在這裏所講的也僅僅是個人體會的東西，所以關於下面幾點，我提出來，願意和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共同研討。我希望通過這個研討，我們能認識到一點，就是我們希望，上帝的公義能夠暢行在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神州土地上。
下面是我第一個題目，叫「文革是三鬥哲學的凸顯」
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宗教，每一個政黨，都有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的哲學。文革的產生絕非偶然現象，它是一種哲學的凸顯。這種哲學按毛澤東的話講，叫鬥爭哲學。毛澤東把共產黨哲學歸為四個字，「鬥爭哲學」。那麼我們想一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鬥爭哲學？我認為首先這和蘇聯體制有關係，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在蘇聯共產黨的幫助之下建立的，它全盤地接受了蘇聯的共產黨哲學。蘇共的哲學在列寧的著作裏體現得非常清楚。最早，布爾什維克走的是議會道路，參加了議會競選，被選成了少數派，布爾什維克幾個字就是少數的意思。而多數卻是孟什維克。這時列寧發現，他如果要通過和平的競爭，根本沒法能在短期內取得政權，於是他們倡導了一場暴力革命，奪取了政權。在以後蘇聯發生的事情，我在這裏也就不贅述了。無獨有偶，在只有一個高中生水平而後成了一個職業革命家的毛澤東，早年在跟蔡和森通信的時候，就談到了這個議會道路我們可不可以走。毛澤東非常明確地說，可是可以，但我們的時間太短了，要找一條捷徑。這條捷徑怎麼辦呢？毛澤東雖然號召我們大家都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毛澤東本人卻唯讀了半本馬克思的書。我查遍了毛澤東的讀書筆記，發現一本馬克思的書他都沒有讀完過。為什麼我給他定義唯讀了半本，因為他確實讀過共產黨宣言，因為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思共同著的小冊子，所以我說他唯讀了半本。除此之外，他再也沒有讀過馬克思的書了。但他卻要求大家都要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他本人卻唯讀了這半本，還在這本書中作了眉批，他說「共產黨宣言我只取它四個字，那就是「階級鬥爭」。這就是最早鬥爭哲學的一種出現。
再加上毛澤東受的教育。他在十四歲以前讀的是私塾，由於調皮，還有其他原因，他父親就不讓他再讀書了，這樣在兩年中就換了五六所私塾的頑皮學生，確實讓他的父親感到非常惱火，乾脆就讓他回家務農。從十四歲開始，毛澤東就開始胡亂地看了一些書，其中比較有名的是「水滸」，所以毛對「水滸」的評價非常高，講的是暴力奪取政權嘛。另外還有「說岳全傳」之類的。他並沒有進行過系統地理論學習，直到十六歲，他才開始到東江小學去上學。一個一米七高的他和一群七八歲的童稚未幹的小學生在一起，你想毛的心情當時是何等感受。在他讀小學之前，他父親就停了他的學，停他學的原因是他非常調皮，當時經常拳腳交加地對他進行教育。毛當時過的日子是每一個月都吃不上雞蛋，也吃不上肉。父親對他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這樣的日子非常難過。為了掙脫這樣的日子，他離開了。
當他去尋求所謂的「革命」的時候，正好遇上一個契機，這個契機就是孫中山在屢次碰壁之後就願意接受蘇聯的經驗，走運用暴力革命的這條道路。這條路和毛的想法是一拍即和。這個鬥爭哲學作為一種安生立命的哲學，無論是在政黨內，國家內，團體內，都是非常糟糕的。舉個簡單的例子，這個鬥爭哲學在對外上顯現的就是絕對的無情，對內也是非常無情。比如清A、B團，毛澤東就是始作俑者。最近南京大學歷史教授高華寫了一本書叫《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章節是揭露了毛澤東清AB團，甚至他把高級將領全部抓了，他的手下把高級將領的夫人全身脫光，毒刑拷打，甚至於還有燒陰戶，點花燈之類的酷刑。這還是內鬥，說到外鬥當然就更嚴酷慘烈多了，我在這裏從略。
他的這個鬥爭哲學一直演變，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四九年以後，按理說已經奪得了政權，在農村，通過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地主富農等的土地被沒收了；在城市，通過對資本家的三反、五反，資本家的財產也被剝奪了，就應該安心建設了吧？但為什麼在文革前有那麼多的鬥爭？從對內批「武訓傳」，批胡風，批胡適，到反右，甚至於在五九年的盧山會議，對內批彭德懷等等，為什麼鬥爭不斷？是因為他的基本哲學思想是鬥爭哲學，那麼他就必須要鬥，不管是在和平時候還是非和平時候。
這個鬥爭哲學後來被毛澤東逐漸地歸類了，第一，以階級鬥爭為綱，於是5%的人被劃為了階級敵人，在肅反的時候，（我看過一個毛當時的批示）比如；天津，現在要槍斃多少多少人，他給你定一個數字，至於這些人該不該槍斃，這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就是這樣逐漸地完善了這個鬥爭哲學，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另外一個他把他這個鬥爭哲學的外延概括為三句話，「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與天鬥，這是無神論的體現；與地鬥，我們這裏譚作人先生有一篇文章我建議大家看一下，就是生態資源已經被破壞到哪一步了？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好，希望大家看一下；至於與人鬥，我們大家都更有體會。
經過多年以後，他這個鬥爭哲學就逐漸延伸了，延伸到文化革命了，毛澤東的一句名言又出來了，叫做「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你看他的鬥爭哲學已經昇華到了這個地步。那麼你說毛是不是偽裝，不是，我認為不是，毛是真實地認為就應該這樣。甚至在他的生活中也有體現。大家可能不知道毛是一個京劇迷，非常愛看京劇，最愛看的一出叫「白蛇傳」，只要是優秀演員演這出戲，毛澤東每看必哭，從斷橋開始就哭，一直到白蛇被法海和尚的紫金缽壓在雷鋒塔下了，他就哭得更凶了。權延赤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裏面記錄了這樣一件事。就是因為毛在看《白蛇傳》的時候太愛哭了，大家覺得有些難辦。因他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人，不管是否有外國人在場都是照哭不誤，所以後來就儘量讓他的侍衛長先去打前站，告知不要演「白蛇傳」，以避免毛有失身份。結果有一次衛侍長去晚了，到上海時柯慶施來彙報，說晚上安排了些什麼節目，而毛就說你們上海的京劇演員好，就演「白蛇傳」吧。衛侍長去後聽說是演「白蛇傳」，知道有麻煩了，知道他又會哭。但就在那次出現了「毛澤東思想」，因為這次的「白蛇傳」是童芷林（當時的京劇皇后）主演，演到斷橋時毛又開始哭，開始時是抽泣，後來看到白蛇被壓到雷鋒塔下時，（這裏插敍一下，毛一直有個習慣，就是坐下後會把皮帶鬆開）毛就哭得更凶了。柯慶施當時都被嚇壞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後來這個衛侍長李銀橋就給他擺手讓他別害怕，因為李已熟知這個場面。那天的情況是李擺了手以後，毛因為看到白蛇最後的結局很激動，一下就站起來，誰知褲子卻掉下去了。當時李銀橋一邊幫他穿褲子，一邊對他說：主席，該去接見演員了。毛當時卻大聲說，「不造反，行嗎？」這就是他造反哲學的底線。當然後來的花絮是他上臺給演員握手時，他使勁給白蛇演員握手,然後兩隻手給小青握,一隻手給許仙握,都顯得很勉強,見到法海,他手都不握,我想那個演法海的演員那晚上肯定睡不著了。從這些事情也可以說明鬥爭哲學已經深入到毛澤東的骨髓。
毛澤東若干次把中國作為他鬥爭哲學的試驗田，均遭失敗以後，他又覺得通過反右可以來求得輿論一律，但他還是失敗了。為什麼？因為反右還是出了中國的聖女林昭式的人物。後來，通過打壓彭德懷黨內的聲音沒有了，但是生產卻垮下去了。六十年代，中國餓死了成千上萬的人，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的文章確鑿地說明僅四川當時就餓死了一千二百萬人。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嘗試了各種方法，最後，他發現要用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他運用鬥爭哲學，鼓吹造反有理，就這樣來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他的所謂理想就可以實現了。
可是他絕對沒有想到，文化革命一拖十年，民窮財盡，當時，人們的精神完全垮了。這一個鬥爭哲學的形成，對中華民族來講，是災莫大焉。因此，我們在談論文革的時候，我覺得對文革的鬥爭哲學是應該首要批判的。那麼批判毛的鬥爭哲學，我們是什麼目的呢？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針鋒相對地提出和諧哲學。批判文革，批判毛澤東的三鬥哲學，應該是提倡三和哲學，「與天和，與地和，與人和」。用基督的愛取代所謂鬥爭思想，只有這樣，才能使公義行在中國神州的大地上。（鼓掌）
我要講第二個問題是：蘇共批判史達林為毛澤東搞文革埋下了伏筆。
我們在追尋文革的產生原因時，很多人把它歸於毛的個性使然。實際不全是。這裏有個人的因素，也有民族的因素。剛才遠宏先生提到民族集體懺悔的意識，我非常贊同。那麼我在這裏談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外部因素。毛澤東與三個人非常相似，第一個，史達林，第二個希特勒，第三個秦始皇。他把古今中外獨載者的品性集於一身，於是出了中華民族的一個怪胎，這個怪胎就是毛澤東。這個毛澤東無論從哲學上，還是從生活上，都是怪胎。你可以想一下，作為一個國家的領袖，可以數十年不洗澡；喝茶時要喝最苦的茶，甚至用手去撈茶葉來咀嚼；並且在未進中南海之前長期拉野屎。你說這樣的人在生活上是不是一個怪胎？但這些生活上的東西我們還可以原諒。
但是在他發動文革的時候，我們追尋文革原因的時候，就應該考慮到有一個外部原因。我原來曾經研究過一個問題，因為過去我曾經給人家講過黨史，講黨史的時候我就搞不清楚，這個中共剛剛成立的時候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想當時的李大釗、陳獨秀這些人都是教員，不可能有多高的工資，但那時看他們好象不缺錢用。開會的地方不對了沒有關係，去租一條船就是了，好象就是不缺錢。最後通過有些資料的解密我才知道，他們的錢，中共早期的經費全部是蘇共提供的。但是蘇共也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我給你提供經費，你必須按蘇共的模式來進行革命。於是我們看到整個的組黨，整個的原則，都是從蘇聯（蘇共）來的。甚至我們後來的教科書，譬如我曾經在電大教過文學概論，最早寫這個文學概論的人叫葉以群，而葉以群是把蘇聯的文藝學引論原封原樣地移植了過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坐談會上的講話，也是從蘇共「政治第一，文藝第二」這樣演生過來的。因此，中共當時雖然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實際上是蘇共的一個附庸。
但是蘇聯自列寧去世以後，史達林比列寧更殘忍地鎮壓了非常多的人，甚至於他的好朋友奧爾忠尼啟則都被他殺了，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但在蘇共內部，多數人對他敢怒而不敢言。為啥子呢？他有一個秘密員警頭子叫貝利亞，只要史達林暗示一下，他不滿的人便非常迅速地就從地球上消失了。我們現在常常強調毛澤東反對史達林，實際上未必如此。因為他無論從哲學觀點，從生活態度，從行為方式這些方面都同史達林好象是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只是一個人放在了俄羅斯，一個人放在了中國而已。所以他是把史達林學得非常精的。
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後，毛的政權鞏固了，經過土改，經過三反五反，經濟上完全是國有化了，另外在政治上經過多次的批判，批武訓，批胡風，批胡適等，很多人都開始晉升了，當時全國是一片「歌舞昇平」。一九五六年以前的文藝，我把它概括為頌歌遍地的文藝，儘是頌歌。三頌，第一頌偉大領袖的偉大，第二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第三頌勞動模範的勤勞。三頌時代，那時候你在文藝界裏很少找得到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一切硬是好得很，一片光明。
但是沒有料到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號，蘇共內部以赫魯雪夫為首作出了批判史達林的決定。而前提是史達林去世之前指定了他的繼承人馬林可夫。後來由於宮廷政變，馬林可夫下臺，赫魯雪夫上臺。赫魯雪夫上臺以後聯繫了一些人，秘密地處決了以前專門秘密處決人的貝利亞。他們提出來應該批判史達林。第一批判史達林的肅反擴大化；第二他們覺得應該跟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展開一場和平競爭，當時叫做「和平過渡到共產主義」。當時中國代表團的團長是朱德，朱德去了以後感到非常吃驚，這被奉為老大哥的蘇聯居然批判敢史達林。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八大召開，這時蘇聯批判史達林的這股風已經在中國和東歐國家傳遍了。對毛的壓力很大，這時曾經在七大上提出把毛澤東思想寫進黨章的劉少奇，突然提出來我們也要防止個人崇拜，防止史達林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毛澤東顯得非常被動。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八大召開，非常有趣的是毛澤東只致了開幕詞，劉少奇作了長篇的政治報告。當時大家感到有些異樣，隨即提出對黨章進行修改。彭德懷當時提出，為什麼我們的黨章要把毛澤東思想寫進去呢？毛主席是偉大，但寫進去還是不妥。當時劉少奇附合，多數人也附合。於是在一九五六年八大的黨章上沒有毛澤東思想五個字了。儘管毛澤東很謙虛地表示刪去可以，但是他心裏肯定是非常非常不平衡。同時毛表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把他的權力交一部分出來。毛也做到了，一九五九年他把國家主席交出來了，理由是他要多用一些精力來鑽研馬克思主義，但是直到他去世，他還是沒看過除共產黨宣言而外的任何馬克思著作。我說這個是因為我研究過毛澤東，我把他的全部讀書筆記翻完，因為知道毛有一個習慣，他凡是看過的書都要作一些點評，以表明自己看過。後來有御用文人說我們經常看到主席在翻《資本論》，可惜沒有留下批註，這簡直是無稽之談。翻《資本論》，我還翻過呢，因為看不懂，我就沒看了，怎麼能說翻一下就是看過了呢？那麼這一個蘇共五六年的批史達林，對毛的震動很大，而且五九年確實劉少奇就擔任了國家主席。毛澤東一交出國家主席就感到非常後悔，為什麼呢，因為他發現他的政令不通了。曾經有過一個資料說到了文革前毛突然到政治局去，一手拿黨章，一手拿憲法，他說，我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有發言權；我現在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有發言權。可以看出這個時候他的處境已經非常微妙了。因此，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有他個人的因素，個人的因素就是從五六年開始他覺得有大權旁落的感覺。而作為一個獨裁者，如果有了這種感覺，他是會發瘋的，所以最後毛澤東開始發瘋，發動了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原因，是他想建立一個他所謂的理想國。關於這個問題有一個上海大學的教授在一次演講中談到，毛澤東是個五四青年。毛澤東呢他還有通過發動文化革命來改變中國現狀的想法。但我覺得毛雖然是一個五四青年，但他更重要的是一個希特勒的崇拜者。雖然他沒有提希特勒，但他提了並讚揚了秦始皇。甚至於他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才幾百人，我們比他坑得多多了。因此蘇共這個五六年批史達林搞的這個和平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運動，對毛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再加上劉少奇、彭德懷等人的配合，使毛澤東有大權旁落的感覺，所以他希望通過一場運動，這場運動是自下而上的，因為在文革之前，所有的運動都是中央下文，從上而下開始的。唯獨文革是自下而上的。這是我要講的第二點。(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