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1日訊】胡平在他的《論言論自由》還說到一個觀點我非常贊同。這個觀點揭示出今天政府壓制言論自由的一個根源。他說，黨員是沒有權利批評黨章的基本原則的，這一點可以理解，因為你不同意你就退黨嘛。你加入這個黨你就要同意這個黨的原則，不能說我又要加入進來我又不同意，那你就離開嘛。你不離開人家開除你也是正當的。這不能說是違反言論自由。那麼第一，黨員對黨章的基本原則是不能批評的。你不想和這個黨走在一起你就退黨。所以凡是不贊同中國共產黨黨章的原則的人就應該馬上退黨。退了黨就有百分百的言論自由去批評他了。比如我就有百分之百的批評共產黨的權利。但共產黨員就沒有。但是他說第二，我們公民有沒有權利去批評憲法呢？有，為什麼？因為同樣的道理，如果不能批評憲法，你就該給中國人退出這個國家的權利啊。如果這個國家、如果共產黨的統治是我們可以自由退出的，我們就不批評這個憲法了。我們用腳投票就行了。就像共產黨員不能批評黨章一樣。你要批評你就走人。所以胡平說如果中國人有退出共產黨統治的權利，那麼我們也就不應該批評憲法。但是中國人沒有這個權利，那就有權利批評憲法。就有權利批評他認為應該批評的，他認為可以批評的一切的觀念。所以政府不允許人民批評憲法，不允許我們批評共產黨的實質是什麼呢？實質就是把憲法當作了黨章，把國家當作了共黨，把人民當作了黨徒。這個黨國合一的體制就是政府和國家壓制言論自由的根本原因。我覺得這個邏輯是很對的，你把黨當成了國家，把憲法當成了黨章。你不讓人批評，你又不能滿足一個條件，那就是允許我們退出。既然不能退出，你就必須接受老百姓的批評。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邏輯。你不能錯把中國當共黨，錯把杭州當汴州。這是胡平先生提出的一個觀點。接下來我想談一談我對今天爭取言論自由的一些想法。
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像鄭南榕那樣的理想，我甚至覺得我自己都沒有勇氣去提。我們可能脆弱得太久了。但是我想能否指出一個底線，就是讓我們敢於爭取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什麼叫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呢？我試著列出幾個百分之五十的標準，供大家商榷和思考。
第一是不允許我們說真話，至少要允許我們不說假話，這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不要強迫老百姓說假話。做得到嗎？前幾年有些知識分子好像是錢理群跟其它人討論做人的底線，說在中國社會做人的底線。然後我看他們越討論底線越低，最後連不說假話這個底線都突破了。說有時候傷害人的假話不能說，但是不傷害人的假話也可以說。比如說共產黨的三個代表，好像也沒有直接傷害到某個人嘛，那就可以說。我覺得這樣是只有屁股沒有底線了。我的底線是百分之五十，說真話不行，但至少必須拒絕謊言。不要強迫我們說「六四」是一場動亂；不要強迫我們說法輪功是邪教；不要強迫我們說共產黨是三個代表，好不好？這是百分之五十言論自由的第一條。
第二，不能阻止事後的懲罰，至少要拒絕事先的禁止。不應在我話還沒有說出來之前就掐我的脖子嘛。說出來之後抓我，我們先放在一邊不管，我們先要百分之五十，話沒有說出來之前你不能預先的禁止和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
第三，你共產黨的報紙可以不說真話，但要允許民間的報紙說真話。共產黨不說真話我們不管了，他從來就不說真話，不說算球了。但是你不要強迫老百姓不說真話。統治者不說真話我們可以忍，我們甚至沒有那個勇氣去要求他。但是被統治者有權利說真話，有言論的自由，這個我們必須要捍衛。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接下來也是一樣的道理，電視不說真話，要允許報紙說嘛，平面媒體不說真話，你至少要允許網絡說真話。甚至國內的媒體不說真話，至少要允許香港的媒體說真話嘛。允許海外的中文媒體說真話嘛。不要拿錢去收買它們，手伸得太寬了。現在對網絡的控制，給我們一個虛擬的言論空間都不留下，人民退無可退，這個過分了。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
第四，男人說假話不要緊，不要讓女人說假話，一個正常的社會，不要把女性也拉到說假話的境地中來。我們這些做男人的，在家裡做丈夫的，至少要保證我們的妻子不用說假話嘛，這是一個男人最起碼的責任。我們說假話沒有關係，但要有勇氣為了我們的妻子去捍衛言論自由。不然就豬狗不如了。大人說假話也沒有關係，不能讓我們的孩子說假話。所以我最痛恨的是什麼呢？我經常最痛恨的不是成年人的世界裡面仍然充滿謊言，我最痛恨的是在今天的學生，在今天的未成年人那裡，繼續用謊言去戧害他們。大家還記得趙紫陽「六四」前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時說過一句話，」我們老了，無所謂了，你們還年輕「。我們成年人說假話臉皮也厚了，我們至少要捍衛我們的子女不說假話吧。我們已經把自己放棄了。至少讓我們的下一代活在真實當中吧。這個勇氣都沒有，活著也是豬狗不如啊。
第五個，就是共產黨你要去評判什麼是正確的言論，什麼是錯誤的言論，我們先不說，我們沒有勇氣剝奪你這個判斷的權利。但是說錯誤言論的自由我們爭取不到，說正確言論的自由你總應當給我們吧。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
第六，價值判斷你不允許我們做，那麼至少要允許人民做事實判斷。所謂擺事實講道理，道理不准我們講，算了，事實總要允許我們說嘛。我不說共產黨是邪惡的，這是一個價值判斷，我說共產黨是愚蠢的總可以吧。這是一個事實判斷。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鼓掌）
第七，比照鄭南榕所講的「行動的思想者」，這個我們還爭取不來，我們反過來做一個「思想的行動者」，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
第八，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政治的言論自由你不給我們，學術的自由你至少應該給我們。袁偉時那篇文章是不折不扣的討論學術問題，尚且要被一個文革式的閱評小組，被一個文革式的新聞管制部門所扼殺。連百分之五十都沒有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第九，在歷史跟現實之間，現實你不准我們講，歷史你總要讓我們談吧，現實的真相不准我們談，歷史的真相總要讓我們說吧。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你共產黨有指鹿為馬的權利，老百姓至少還有指桑罵槐的自由吧。（鼓掌）
這就是我提出的一系列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理想。我不敢像鄭南榕那樣提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但是我說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我們該不該去爭取？這個社會應不應該給我們？我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鼓掌）
冉雲飛：
我每次聽王怡的講座都是很有心得的。說句老實話，他的言論總能夠給我帶來新東西，我想各位也感同身受。我首先說一點，他說的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我聽到剛才鄭南榕先生的事件，說句老實話，我的眼淚都差點兒流出來了，幾乎說不出話來了。我覺得他說的這個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是為了將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他的意思是這是一種漸進式的努力，而不是說是暴力式的，不是說一步到位式的。我們並非說一輩子很安於百分之五十的自由，我相信他絕對是這樣的意思。說句老實話，在這個國家要爭取百分之五十的自由都可以說相當艱難，但是我們要努力去做。諸位今天能夠在這裡聽講座，包括我們的讀書會能夠堅持兩年多，我認為這就像每天拱一步卒子，就像一個人你每天記日記，你就會在將來看到你的進步。比如我就一直在記日記，我就每天寫博客，傳播我自己的想法，就是這個意思，這是第一點。第二點說到黨和國的問題，我覺得說得非常好，我願意貢獻一個比喻出來，我認為國家是一個鐵打的營盤，黨啊政府啊是流水的兵。而共產黨卻想用流水的兵去替代鐵打的營盤，就像用宋朝去替代整個中國，用唐朝去替代整個中國一樣可笑。黨只是一個朝代，同樣你說克林頓政府和布什政府都不是美國，它只是一個時期的美國政府，對不對？它只是美國政府的一個階段、一個部分對不對？同樣的，共產黨它想千秋萬代，就像秦始皇想萬萬歲，這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可笑的。（鼓掌）它只是一個流水的兵，它決不是鐵打的營盤，而它把黨和國這樣的順序顛倒過來，就是把流水的兵想搞成鐵打的營盤，用王怡剛才的話說是非常愚蠢，不說它邪惡，確是很愚蠢。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他說在這樣的專制國家，不僅是我們這些想講真話的個體有一種「迫害妄想症」，放大自己被迫害的可能，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在這方面都是受傷害的人。王怡剛才說他也有，我們一樣說自己也有。在我們很多朋友當中，一些很不錯的朋友，他們自己的生活都受到了干擾和傷害，包括焦慮和溝通都存在很多問題，我想這也是「迫害妄想症」帶來的直接惡果。同樣他剛才講到政府也有「受迫害妄想症」，這也確實是事實。我覺得他說得很有價值的一點就是我們也要幫助政府意識到他們的「受迫害妄想症」，舒緩他們的「受迫害妄想症」。意思就是說，對了，用馬英九先生道歉的作法，這是一種和解，舒緩雙方的「妄想迫害症」。我曾經在紀念胡耀邦先生的講座上說過，你對「六四」你早平反比晚平反好，你用人性的解決，用人道解決這個問題，比用武力要好。一個社會要和解，你就要解掉別人心頭的結。比如說四九年以後的三反、五反、胡風運動、胡適批判運動、五七反右、大煉鋼鐵、五九到六一大飢餓、四清運動、文革等一大堆，包括八九，我可以這樣說，共產黨幾乎與這塊土地上所有的人民都結下了冤仇。我們人人都可以數出一部血淚賬。那麼如何來和解這個社會，確實是一個相當的難題。所以像他剛才所說，舒緩我們和他們雙方的「妄想迫害症」的目的是為了使社會和解，並非說是向他們妥協。同樣就像他說爭取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這只是第一步，這並非我們永久只爭取百分之五十的自由。那麼我們為了爭取百分之百的自由，我們首先要爭取百分之五十的自由。讓我們再次感謝王怡先生的精彩演講。（鼓掌）
（上訪者）陸大春：
通過冰點事件，充分證明了兩點，一是我們的政權當局謊言百遍成真理，早已成慣例。老百姓要說實話是不起作用的，另外一點就是我們這個國家靠行政權力和首長意志，監督輿論已經成為虛設，根本不存在輿論監督。我期望我們的權力當局能夠變權力監督輿論，為輿論監督權力。盡快頒布新聞法，嚴肅新聞工作者的權、責、利。就是說寫文章必須要做到及時、客觀、準確。同時更要保護新聞工作者的人身權益。在現實生活中不斷有新聞工作者受到傷害的事發生，這一點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希望能引起當局的重視。很多問題官方之所以不准報道，說白了是他們的工作不願意置於陽光之下。他們現在想實行的仍然是體制內的監督，沒有體制外的監督。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接受體制外的監督和老百姓的意見，下情不能上達。目前全國各地上訪事件長期得不到解決，原因就在於沒有一絲陽光的暗箱操作。我就簡單地說這些。（鼓掌）
韓杲明：
聽了王怡剛才講的，深受感動。因為很多資料和事實因為過去孤陋寡聞都是不太知道的。另外就是冉雲飛先生剛才對國家和黨的關係打的比喻。這個問題我也曾經考慮過，我這裡也把我的思考貢獻出來，有不同之處大家討論。我考慮這個問題比較久，尤其是看到這次人大會的新聞招待會上，溫家寶所講的言論自由，促使我在想一個問題，跟冉雲飛先生的思路是一致的，但是略有不同。我首先認為國家不等於政府，它雖然是政府的一個代表，但它要代表國家是怎麼來的？這裡有淵源問題，我不展開說。我認為國家這個形態它的要素主要是以疆土、民族、語言、文化等等而來的。我曾經看到一則很短很短的消息，就是講到日本在紀念他們開國兩千多年。我覺得太有意思了，我們開國居然才五十多年。我們號稱五千年文明古國，實際上就是開國了五千年。因為這片土地一直繁衍到現在，一直繁衍到我們這些人。所以說國家我認為總體上講是一種客觀存在。那麼政府相當於像剛才冉雲飛先生所講的，秦、漢、乃至明清。如果說國即政是講不通的，國即黨肯定也是講不通的。那麼國即朕，這裡說是孤家寡人的那個朕，聯即天下。率土之濱，莫非王土，顯然進入現在這個時代也是很荒謬的。
另外今天這個題目是「冰點事件與新聞自由」，我前不久寫了一首詩，和冰點事件有關。我這首詩叫「有感於冰點事件」，是用迅翁「慣於」詩韻。也就是魯迅先生很著名的那首「慣於長夜過春時」。剛才王怡先生講到今天這個日子，正是魯迅先生寫那篇《紀念劉和珍君》的時間，真是特別有意義。我恰恰在此之前寫過這麼一首詩，下面給大家朗誦一下。
有感冰點事件
又當圍剿扼喉時，
國命膏肓脈似絲。
匪論猶矜天下政，
狂歌不改大王旗。
艱難魯迅能傳檄，
畏懼林昭欲滅詩。
學范驚聞朝與古，
何堪血淚染紅衣。
我略作一點解釋，我在這裡說的「匪論猶矜天下政」呢，匪論倒不是要罵人的意思，我這個「匪論」就是指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也就是說有槍便是草頭王的打法，我們現在是想很和平地走向憲政之路，想一想如果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會怎麼樣。所以說本身這個「論」就是匪。然後講了「艱難魯迅能傳檄」。說實話魯迅先生所處的年代，按魯迅先生所說他受到的圍剿是非常難的，但他還可以傳遞檄文哪。「畏懼林昭欲滅詩」，我在這裡用的是畏懼二字，怎麼說呢，因為他們懼怕林昭，林昭寫了很多獄中血詩，欲滅詩就是想把她的詩消滅掉。我想關於林昭，在座的很多人可能看到過她的事跡。我再解釋一個很重要的字語，「學范驚聞朝與古」，學范指學習的模範。據說，中共高層提出要向朝鮮和古巴學習，我不敢判斷這個消息的正誤，假設是這樣，如果以朝鮮和古巴作為我們學習的模範，學習範本的話，這種可悲是可以想見的。那麼下一步會怎麼樣朝左轉都是可以想像的。
冉雲飛：
關於剛才韓先生說到黨和國的關係，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最近可能要登發，題目叫《政府不是拿來供著的》。是說政府就是拿來批評的，而我們現在有很多人是把政府拿來供起的。政府它先天就決定了它自己光榮、偉大、正確。無恥到這種地步，別人講他還覺得不過癮，要開足馬力自己講自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把人類最光輝的詞語全部用於它。他預先就正確了，你批評它當然就是顛覆國家安全罪了嘛，才有這種可笑的事情。民族意義上的國家和疆域意義上的國家，這是我們的利益共同體，政府只是一個托管者，只是這個國家的暫時的托管者而已。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民族意義上的國家，疆域意義上的國家。這幾個區別是相當大的，但我們目前中國字裡找不到不同詞彙，它就只有這樣混淆地表達。所以說他就把黨啊，親愛的媽媽啊，不倫的比喻都弄到一起。把黨和國這些亂倫的比喻弄到一起，把流水的兵和鐵打的營盤弄到一起。下面我介紹一位要發言的，也是冰點週刊的作者范美忠先生。
范美忠：
我在冰點上發過一篇《追尋有意義的教育》，這次冰點事件我也非常關心。上次冉雲飛講關於右派研究我本來是非常想來的，因為參加一個教育講座沒來成，這次他們又要把我喊過去，但我堅持一定要到這邊來。因為這次涉及到我們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的話題。雖然那個反右研究的歷史意義非常重要，但我覺得歷史當然重要的影響了我們對現實的認識，但是現實它在直接影響著我們的生存。我的痛苦，我們活在中國是非常的悲哀，不僅有形而上的痛苦，更多的是形而下的痛苦。作為我個人來講，我願意做的教育和新聞，恰恰是最不自由的兩個領域。如果說有新聞自由，我原來在作報紙和雜誌的時候也就不會那麼痛苦了。對約的一些稿件，最痛苦的就像剛才王怡說的刪稿子，凡是你看到舒服的話就要刪掉，你說這有多痛苦，人家寫文章都是往好的改，你卻要把好的改掉。所以我在《中國經濟時報》時曾經約了一篇秦暉的文章，結果刪來刪去刪得主編覺得要得的時候，我都沒有興趣了。這篇文章我自己都不想看了。你說這樣作報紙還有什麼意義？所以在我們這個國家，現實的存在與我們的符號世界是兩個世界。
在這樣的符號世界中我們存在的意義何在呢？所以我對王怡剛才的說法有兩點異議。一個就是我們不能說真話的時候做到不說假話，這一點我覺得都很難。比如說我教書的時候教歷史，你說你不說真話的時候怎麼能不說假話呢？你照著課本講怎麼能不說假話呢？我講課的時候感到很痛苦，又不讓我說真話，而說假話我又覺得是一種折磨。所以我只好在歷史課上講文學。另外百分之五十的自由的說法我也不贊同。就是要百分之百的自由，我這不是反對漸進，而是我們的目標不能逐漸地降低。就是共產黨給你的壓力越大，或者說你不讓我做人嘛，我做牛馬嘛，不讓我在現實中自由我在網絡中自由嘛，我認為不行，我們就是要百分之百的自由。
另外冰點事件讓我感到很高興的一點是，我原來在媒體工作時我一直很氣的。包括我在大學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批評北大的教師，我說一個人搞學術研究沒有學術自由這個研究怎麼搞呢？很遺憾的是我的老師從來沒有一個人在課堂上表示對學術不自由的不滿。我們的人格被閹割到這種程度，我對中國人的妥協態度表示反對。不是說出於現實鬥爭的考慮，我們必須逐漸降低自己的目標和策略，不行。必須要百分之百的自由，非要不可。我們的新聞必須自由，我們的媒體必須自由，我們的學術必須要自由。另外一點我對媒體的不理解，我知道《南方週末》已經被清洗，你記者們在幹啥？你為什麼不起來遊行或者說寫文章抨擊？我說包括中宣部每次把通知發給你，我原來在《廣州日報》，但他不會發到我手上，你接到之後為什麼不在網絡上公佈出來呢？中宣部的通知公佈出來嘛，為什麼要秘密藏起來呢？大不了他把你這個報紙關了嘛，怕什麼呢，關了又重新來嘛，他總不至於把所有報紙都關了嘛。
有人批評《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魯莽，我不贊同。比如說像《南風窗》那幫人也是我的朋友，但他們在出事之後一聲不響，我是非常不滿的。必須要抵抗，你不能任由他得寸進尺，你一點一點地退你還不表示反抗。我覺得媒體工作者可能是中國最優秀的一群人，而且我也理解他們的難處，包括我原來做《教師之友》那個雜誌，那個四川教育出版社的，他說你看你們還要發王怡的文章，會被人怎麼怎麼說，我說人家說了什麼又怎麼樣嘛，然後他那個副社長又怎麼說。所以我們老是講怎麼妥協，老是講妥協，可是妥協的目的是為了雜誌生存下去，還是為了報紙更好地發出聲音。我們妥協到已經說不出聲音的時候，你還不反抗你要做什麼嘛。所以這次冰點事件我感到很高興的是李大同他們連續寫文章，包括焦國標我們北大的校友也跳出來了。我最反對妥協，所以我覺得大學教授們應該發出聲音，不發出聲音真的就是犯罪，新聞記者和編輯也應該發出聲音，站在課堂上的老師也應該發出聲音，不要總是害怕丟掉工作，這個市場經濟就是提供自由的基礎，丟了工作就再找一個嘛，有啥子了不起。我就不斷的丟工作。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公民都要承擔他應承擔的責任，否則我們活在這個社會還有什麼意思呢？任由共產黨的奴役和思維，我作為一個應該說是在這個社會裡飽受痛苦的人，表達自己的一點看法 。謝謝大家。（鼓掌）
岳老師：
先聲明，可能我有些話會突破一些禁區。因為最近開了兩會，大家都知道，我的形容就是胡錦濤跟溫家寶一人騎了匹病馬又上路了，（鼓掌）他們又駕駛著一條船，一條千瘡百孔的破船上路了，因為我原來對他們倆人還有點希望，通過這次會議他們的內容，和他們所選擇的方向，就是在歷史的緊要關頭，他們選擇的方向犯了個本質上的錯誤。他們騎的這匹病馬最終要被摔得粉身碎骨，他們開的這條破船要被滔天的巨浪所淹沒。最近我們大家可能忽略了一個原則問題，因為我研究歷史有個路徑，周雨樵老師提醒過我，就是研究問題一定要有一個路徑。如果大本大本地去閱讀一些歷史著作，你會上當，會走入很多誤區。那麼你從很多支離破碎的環節裡面去研究，去尋找一些東西，把它串連起來，也許還要真實一些。就像一筐珍珠一樣，被一下子倒在地上了，有些掉到陰溝裡去了，有些掉到泥巴裡去了，你就到處去找到用線把它穿起來，這樣可能更真切一些。這幾次的討論，我有一句話總是想說出來。我們讀書會一定要面對現實問題，我覺得我們讀書會好像鑽到一個洞洞裡面去了，鑽進去了就不出來，拖都拖不出來。但是有些歷史問題我們進入了一個誤區，就是說在那個洞洞裡面刨啊刨，好像只要把毛澤東這個根挖出來了，共產黨就會突然倒下去了。我告訴大家，毛澤東這棵樹子早就倒下去了，他的精神還在不在呢，今天我不討論這個問題。現在的共產黨哪一點具備了毛澤東的因素呢。你說他們的專制主義，我就說專制主義是人與身俱來的血脈，就像我們裡面也有很多專制主義的血脈。我們每一個人的細胞都有專制主義的東西在。不是他毛澤東的專利，不是他蔣介石的專利，不是孫中山的專利，也不是袁世凱的專利，是人類共有的專利。所以說我們在座的人要對專制主義作不懈的鬥爭。我們不要以為毛是一隻大老虎，現在的共產黨是小老虎，他們配當小老虎嗎？完全是廁所裡面的蛆蟲。所以現在有些人來不來就是反對改革，來不來就是反對倒退。對這些現實問題要直面而上，堅持我們的原則。
譚作人：
談點個人感想。第一呢，首先我非常贊同剛才王怡說的，如果我們沒有條件去作價值判斷，我們還是能夠作點起碼的事實判斷。那麼我感受到的事實，目前我們這個國家的基本事實是什麼呢？就是主權壓制了人權。但主權是不是至高無上的呢？還不是，主權上面還有一個王權。主權大家知道是國家主權，那麼王權又是什麼呢，就是剛才有些人說的槍桿子，這就是王權。王權還沒有說了就算，還有一個權，就是「神」權，這是打引號的「神」。這個「神」權就是對過去的一些主義的殘留。然後一部分人在那裡任意解釋。強迫接受，滿堂灌輸。這個作為國家的一個根本方向和基調，就是要受他的一個統治。我們今天這個會的主題就是要直搗這個核心，就是這個所謂的「神」權。這個「神」權是個排他性的東西。他不准任何人發言，他最要害的一點就是他壟斷了你的話語權。他的思想警察、言論憲兵等等，無非就是製造彌天大謊，讓大家生活在這種謊言之中。同時他用一些假相來欺騙大家，專制與經濟發展水平無關。又不是說為了經濟發展大家必須當啞巴，都搞成幼兒園經濟才能發展。這個就是第一個彌天大謊。那麼我覺得現在具體辦法是什麼呢，就是像今天這樣的讀書會，民間社會的空間。第二個我同意冉雲飛先生剛才提的觀點，就是和解的觀點，和解是什麼呢？我提出這個國家需要的是政治軟著陸，這個政治軟著陸需要對話，如果說對話機制能夠建立起來，應該實現的是一種什麼情況呢？人權重新起來，話語權重新起來，能夠極大地壓制住這種所謂的「神」權。那麼這個國家的權力結構就成了一個循環結構。那我覺得我們今天坐在這裡，冒的風險也好，花的時間也好，都沒有白費。好，謝謝大家！（鼓掌）
葉濤：
我想就這種體制下小娃娃說謊的問題談兩句。我小孩在上幼兒園，三歲多，前段時間他給我拿一張題回來，是老師佈置的每週的題。他給我說爸爸這是我的表現。我一聽這個詞從一個三歲多的小孩口裡面說出來，我以前不覺得這個字有什麼問題，他說這是我的「表現」。我看到他那麼小就用這樣一個詞來描述自己，我在家長座談會上也聽到這樣的說法，你娃娃表現怎麼怎麼樣，這個表現就是教娃娃說謊的一個同義詞，一個表面現象的東西。你就看從小教育小娃娃，就注重表面功夫，看表面現象，裝、哄、騙。所以說剛才王怡談到的，在小孩子的教育上他們就已經在用這些詞了。總有人問，你表現得怎麼樣啊？這是我的第一個感想。
第二關於新聞的自由，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導火繩就是四川的保路運動，在人民公園有一個碑。我就在想這怎麼會成為辛亥革命的一個導火繩呢？你保路運動出了之後，當時又沒有手機，又沒有電話，沒有這些東西的呀，武昌那邊還有其它地方不應該知道這個事情，鎮壓了就是了，不可能讓別的地方知道嘛。但當時這個保路運動一出來馬上外面就知道了。等武昌起義之後，在兩個月之內，中國大部分地區都宣佈響應了。兩個月之內他們是怎麼擴散這個事情的，也沒有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按說在傳統的專制政治下面，不可能讓你報道這些事情，像我們現在發生的好多事情，報紙不報道我們大家都不知道，當時他們怎麼會知道呢？所以我從這個小小的感悟中想到一點東西，那就是當時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可能比現在還要好一點，謝謝大家！
焦鴻：
王怡老師，從知道你的大名起，我就開始拜讀你的文章。你的文章觀點鮮明，一針見血，有著嚴謹的邏輯力量，許多精闢獨到的見解總讓我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關於中國未來的民主之路，你主張是用漸進改良的方式，也就是在法律的框架下以非暴力的手段逐漸推進的溫和方式以達到民主政治的理想。關於這幾點你有很多闡述，我概括一下。一是可以避免以暴易暴的循環，二是可以使社會變革的成本最小化，三是由此建立的是一個具有廣泛民主基礎的良性的政治。我以前也是這個觀點和立場。但是隨著八九之後政府越來越明顯的倒行逆施，我的看法有些改變了，我覺得在中國這樣一個集權專制時間之長，積弊之深，慣性之大的國家建立民主制度，至少得通過局部的積極手段，甚至不排除個別的特殊方式，我這個認識和王怡老師的主張有些衝突，我想就此作個專題發言，希望能得到王怡老師的當面指正，同時這個話題也涉及到今後我們的努力方向，因此我懇請主持人和在座的各位給我十來分鐘的時間。
（冉雲飛插話：要不你下回作個專題演講。）（大家鼓掌）（王怡插話：你剛才提出的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大家肯定都有很多想法，也會有不同意見。建議下次作一個這樣的討論會。由你來引言，隨便你講十分鐘還是半小時。）
邱老師：
剛才聽了王怡先生和冉雲飛先生的演講，我想談一點我的看法。我覺得通過這個冰點事件，說明共產黨這個體制內也不是鐵板一塊。既然在冰點事件中我覺得李大同這樣的人作為體制裡面的人，平時唯唯諾諾的人，忽然一下像吃了偉哥一樣雄起來了，這個裡面是不是有點問題？是不是有什麼背景啊？是不是反映了高層內部相互間的勾心鬥角？這是我自己的一個猜測。另外聽了剛才那位朋友說不贊成爭取百分之五十的言論自由，他的觀點我還是比較贊同的。我也覺得像你說的不給我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就給我百分之五十，這有點像帶有一種乞求的態度。我們要的就是百分之百，我們不向什麼人乞求，這是上天賦予我們的權利，我們沒有必要乞求。這本來就是我的權利，你把這個權利還給我，把你佔去的鈔票還給我，就是這樣一句話。我們就是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王朝正：
首先感謝王怡先生的精彩演講！我很贊同王怡先生說的50%自由，中國人講中庸，所以50%的自由在中國實現起來也許要更容易一些吧！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50%的自由在我身上是如何實現的。本人現在還是一名在校大學生，上學期學校開了一門課《馬克思主義》，十八次課我一次未去。你有講課的自由，但我有不來聽課的自由，你可以在那裡一個人大聲的說，但我有拿一塊布塞上自己耳朵的自由。但是補考我還是去了，因為我要畢業證。這學期又開了《三個代表》，我還是這個做法，一次都不去。等到下學期去補考。我覺得這就是我的50%的自由。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我從來不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你有唱讚歌的自由，我有選擇沉默的自由！謝謝大家！(鼓掌)
（整理說明：因為部分錄音丟失，尚未整理的還有黎方軍、李煥銳、曹草、納稅奴—平一、周雨樵、楊遠宏等人的發言和王怡最後的總結發言。深感抱歉）。
──《觀察》首發(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