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5日訊】余傑先生是中國大陸著名自由主義作家、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是站在前列的青年思想家、家庭教會活動家。
余傑先生今年3月15日至27日應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邀請於來港訪問講學十餘天。余先生在港期間參加崇基學院第二屆崇基基督教文化節活動並作五場公開演講。演講題目分別是：《桃源樂土的追尋：基督宗教倫理與當代中國社會精神文明重建》、《從驕傲的知識分子到神謙卑的僕人》、《如此我信》、《寫作、評論、文化召命：保羅的重臨》、《幽谷中的百合花：當信仰遇到宗教時》。另外還舉行兩場由獨立中文筆會和立法會梁國雄議員辦事處聯合組織的公開演講。講題分別是《中國的苦難與作家的良心》、《余傑與長毛公開對談》。
余傑在講演中堅持批評中共的立場是十分明顯的，他批評中共當局下令軍隊用機槍、坦克殺害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使數以千計的人家破人亡，從此使中共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也使得他在一夜之間對政府的信任崩塌了。他指出以趙紫陽為首的開明派、改革派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淘汰出局之後，中共內部就出現了人才逆向選擇機制：優敗劣勝，腐敗、最無能的人，因為他們的把柄被上司抓住了，所以對上司最馴服，最忠心耿耿，也最受上司重用；從而導致了改革希望的破滅，腐敗在肆無忌憚的漫延。他的著作在大陸被禁止出版和出售，他的行動受當局嚴密監視，並有被安全部門傳訊和遭扣押的記錄。
只要稍微關心中國大陸如余傑先生的人，都不能說他對以上情況一無所知；基於此，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楊慶球教授仍然邀請余傑先生參加六月在香港舉辦的神學培訓，而且楊教授及其秘書霍小姐多次去信，請他推薦其他人士一起參加此課程的學習，於是余傑推薦了李柏光和張前進，並獲得首肯。
可是2006年5月12日，在美國總統布殊與余傑、李柏光們會面8個小時以後，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代理主任姚西伊立即寫信給余傑和李柏光，說「鑒於近日引起廣泛關注的某些國際事件，我們認為目前邀請您來港已不適宜，因此決定暫時取消您於今年6月11日至24日來我中心做訪問研究的計劃。」
那麼什麼叫做「引起廣泛關注的某些國際事件」呢？為什麼這事件會讓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覺得目前邀請他們來港「已不適宜」了呢？顯然，該學院認為余傑和李柏光與布殊總統的會面「觸怒了中共當局，並引發港府的危機，所以在強大的壓力下取消此次訪問計劃」，可是香港中國神學院卻不肯直率地向他們表達這種為難的狀態，而是發出這樣一封莫名其妙的、不明不白的信件，其隱含意義仿佛是余傑和李柏光從事了什麼不能見光的罪行，因此才取消他們參與此訪問計劃的資格。這對余傑、李柏光都無疑是一種極大的侮辱。
對此余傑先生表示憤怒，他指該學院這種做法完全不符合香港崇尚自由的原則。所以他向該學院提出了抗議，並「要求香港中國神學院公開道歉；要求香港中國神學院賠償相關損失」，我認為余傑的抗議是嚴正的、要求也是正當和合理的！
余傑說：與布殊總統的會見是光明正大的，不必用所謂的「近日引起廣泛關注的某些國際事件」來遮掩。難道僅僅因為與布殊的會見就讓他們變成了「不適宜」的人士？大陸和香港有哪條法律規定了公民不能與布殊總統會面？《聖經》中有哪條經文規定了與布殊總統會面之後的基督徒就理應被排斥？布殊總統難道是中國政府的敵人，誰與他會面誰就成了敵人？
說得何等的好啊！理直氣壯、義正詞嚴，當令受詰者無地自容。請問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楊慶球教授、姚西伊代理主任敢站出來回答余傑先生的問題嗎？讓學術自由蒙羞，更讓神蒙羞的楊慶球教授、姚西伊代理主任：你們將如何面對上帝？如何面對《聖經》？如何面對廣大的基督徒？如何在神學研究機構繼續混下去？
與布殊會面是罪行？即使是罪行，為什麼胡錦濤與布殊會面可以，余傑、李柏光們與布殊會面便不可以？與布殊會面就算是賣國行為吧，那為什麼允許胡錦濤賣國，而不允許余傑、李柏光們賣國？中共歷來的邏輯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奇怪的只是現在竟把這邏輯搬到香港來了，而自以為享受著「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香港人也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了。
從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呂新華刻意迴避布殊會見余傑等人的話題，亦可看出布殊此舉觸怒了北京當局，而使之十分尷尬、不滿而且老羞成怒，所以北京當局向本港有關方面施加壓力是肯定的，這是共產黨幾十年一貫的霸道作風；但奇怪的是，打著信仰自由、學術自由招牌的宗教精英也要屈從這種世俗權力、看京官臉色辦事。正如司徒華先生所說：「香港現在已經變得越來越像大陸了。」這才是最可悲、最可恨的。
嗚呼哀哉，「一國兩制」已死、「學術自由」已死、「信仰自由」已死！
14-05-2006於流浮山莊(大紀元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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