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9日訊】五月份到紐約參加「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文革四十周年研討會」，期間一位研究「文革」問題的學者問我：「你這麼一個女孩子來參加這樣的政治活動，不怕父母擔心嗎？」我當時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清楚的答案。
從小到大，常常聽到老一輩說：你們這代人沒有經歷過「反右」和「文革」那樣的政治運動，不會真正明白什麼是「害怕」。這種說法，仿佛在長時間地為89民運的秋後算賬以及後來一段時間整個社會的沉默與人性的沉淪作注腳。
這些年來，在我做以「文革」和「六四」為背景的論文過程中，恐懼感一直如影隨形。雖然我和被採訪的當事人都沒有直接提到過“恐懼”這個詞，但恐懼已經變成一個不可回避的主題。我們恐懼的背後到底是什麼？
恐懼背後的分裂
七六年毛澤東死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孩。消息傳來，父親把他最要好的朋友請到家裏，把我們小屋子唯一的一扇小窗和門關緊，然後取出家裏平日捨不得喝的一瓶酒。那天晚上，他們看上去特別高興。第二天，大人們戴著黑紗，在我胸口系上了小白花，帶上我去參加官方舉辦的追悼會。看到人們一臉的哀傷，我實在不解：大人們到底是高興還是悲傷？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已經是個小大人了。父親的幾位好朋友到我們在家裏，還是關上門窗拿出酒，第一杯酒灑在地上，悼念死難者。第二天，我穿著一身白裙子戴著黑紗走在校道上，班主任過來不容商量地說，把黑紗摘掉，再任性就誰也不會也不能保護你了。我強忍著眼淚很不情願地把黑紗摘了。那一刻，我想起了七六年的父親。整整兩代人了，我們連表達人的最基本感情的權利都沒有，我們連真實地表達高興與哀傷的資格都沒有。
「六四」沒過多久，父親的一位朋友因為在一個境外刊物上發表作品譴責屠城被判刑，剩下他柔弱的妻子在高牆外獨自承擔照顧年邁母親和嗷嗷待哺的孩子的責任。他出獄後早被開除公職，好不容易謀得一個與死人安葬有關的差事，勉強糊口養家。這位善於用筆表達人類情感的詩人，後來很少去碰可能再次給他帶來牢獄之災的文字。
恐懼背後是親情
小時候奶奶常常對我說：「你爺爺是個大好人， 就是膽子小，所以很早就死了。」我不明白為什麼膽子小會死。爺爺很早就去世了，我從來沒有見過爺爺。
那時候我爸爸媽媽被分到山區裏去了，我一個人跟奶奶生活。奶奶白天要到廠裏上班，把我放在一個很擁擠的街道托兒所。奶奶說我是一個苦命的孩子，還沒有出生就在肚子裏跟媽媽一起受罰。一生下來既沒有母乳又喝不起奶粉，成天拉肚子，爸爸媽媽還不在身邊。我不知道爸爸媽媽到底在什麼地方，我知道他們很疼我，但我總是看不見他們。每天晚上睡覺前我就想爸爸媽媽，奶奶說爸爸媽媽上班去了，要是我好好睡覺，不哭不鬧，爸爸媽媽明天就會回來看我。我長大後，奶奶總說小時候每天把我帶到托兒所，我從來不哭，但眼裏都是淚水。托兒所的阿姨告訴奶奶我膽子很小，從早到晚坐在門邊，盯著門口不說一句話。
那時候讓我最高興的事情就是到附近一家小店去看裏面的布娃娃。奶奶總說過一陣子會找塊布料給我做條像樣的裙子，跟布娃娃一樣的裙子。奶奶還說等爸爸媽媽有錢就會給我買一個布娃娃。那時候我就知道我們沒有錢，因為我們住的房子很黑，但奶奶說過不能開燈，電費要錢的。奶奶晚上還做鞋底幫補生計，我就坐在旁邊看著。奶奶總在那裏自言自語說爺爺會保佑我們的。我覺得奶奶一個人很辛苦，不明白為什麼爺爺膽子小就扔下奶奶一個人了，正如我不明白為什麼爸爸媽媽要上班就丟下我一個人了。
多年以後，我才明白奶奶說爺爺的膽子小是怎麼回事。「你爺爺每天晚上都在寫檢查，寫到三更半夜，把我們沒有做過的事情都認了，那些人還是不滿意。」後來爺爺就一病不起了。我想：爺爺那時候一定很擔心自己要是出什麼事，奶奶就要一個女人獨自去拉扯大幾個年幼的孩子。他的恐懼背後是對妻子對孩子的愛，是親情，是人性。一如我的父親，他無奈的背後是恐懼，是不希望讓在家裏等著牛奶等著娃娃等著燈光等著爸爸媽媽回家的孩子受傷害的恐懼。試問天底下有幾個父親丈夫忍心看到自己的妻子孩子因為自己而受牽連？
沒有想到， 等我長大以後，我又要小心言行，擔心父母親人會因為我受到牽連。在專制統治下，一代又一代人就這樣不幸地要在良知與親情人性之間作抉擇，以不同的故事上演著同樣的恐懼悲劇。而年邁的父母，柔弱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們往往成為這些悲劇的犧牲品。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我們從小到大所受的共產主義教育一直告訴我們要為理想去犧牲；親情、愛情、友情、人性，沒有什麼不可以犧牲的。因此孩子們被要求中斷教育離開父母上山下鄉，因此父母被迫離開孩子去「建設祖國」，也就因此可以出動機槍坦克去「維護社會穩定」，再用監獄逼迫流亡的手段去確保恐懼下的沉默。
九一一撞上雙子塔的飛機，再次喚醒世人，理想主義獻身若不是建立在人性和人道主義基礎上會是多麼恐怖可怕。九一一事件後的第二天，我走在楓葉之國的校道上，學生們悲傷的神情讓我想起八九年的那個血色黃昏。不一樣的是，校方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學生校園心理諮詢的大門為我們敞開著。我那時候才知道：原來一個人受了傷害是需要安慰的。我們一代又一代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承受了那麼多的冤屈和磨難，卻在恐懼的籠罩下被迫把憤怒與哀傷藏於心底。親情被利用，人性被扭曲。虎毒尚且不吃子，何況是人呢？在專制社會裏，只要我們還會愛，還擁有與生俱來的人性，恐懼就會持續。因為，我們都很清楚不服從的代價。
血淚流盡反惹笑，長使英雄淚滿襟
學自聯一位無法回國的朋友曾經對我說：他年邁的父母到美國來看他時，他父親說家裏的親戚朋友都問你兒子一定是做了什麼壞事，不然咱們政府怎麼會不讓他回國。我很能理解他對父母的歉意，他在一所很好的學校拿到了博士學位，盡力而為地盡兒子的責任，一如當年我父親盡力而為地希望讓我過上好一些的生活，可惜我們都出生在一個不容良知與親情並存的社會裏。
幾天前，我又一次點燃紀念「六四」亡靈的燭光。看著一位位被迫流亡海外無法回國回家的朋友，特別是在紀念活動後的徹夜長談中，當魯德成提到他10多年出獄後孩子與他形同陌路時，我再次感受到了恐懼。失去自由固然可怕，但失去親情，失去國人的理解，被迫遠離家國更可怕。我不知道以後還會不會有人象魯德成他們那樣向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像扔雞蛋，不過我想大家都已經清楚知道那樣做的代價，不沉默的代價。
但願有一天國人不用再經歷這種如苦戀般的恐懼，不用再因為愛而受傷。為了這個讓下一代不再恐懼的夢，許許多多的人正在為此付出代價，為此受傷。
謹以此文獻給所有因為親情與良知而面對恐懼的父母親們。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６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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