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9日讯】五月份到纽约参加“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革四十周年研讨会”，期间一位研究“文革”问题的学者问我：“你这么一个女孩子来参加这样的政治活动，不怕父母担心吗？”我当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答案。
从小到大，常常听到老一辈说：你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反右”和“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不会真正明白什么是“害怕”。这种说法，仿佛在长时间地为89民运的秋后算账以及后来一段时间整个社会的沉默与人性的沉沦作注脚。
这些年来，在我做以“文革”和“六四”为背景的论文过程中，恐惧感一直如影随形。虽然我和被采访的当事人都没有直接提到过“恐惧”这个词，但恐惧已经变成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我们恐惧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恐惧背后的分裂
七六年毛泽东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消息传来，父亲把他最要好的朋友请到家里，把我们小屋子唯一的一扇小窗和门关紧，然后取出家里平日舍不得喝的一瓶酒。那天晚上，他们看上去特别高兴。第二天，大人们戴着黑纱，在我胸口系上了小白花，带上我去参加官方举办的追悼会。看到人们一脸的哀伤，我实在不解：大人们到底是高兴还是悲伤？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已经是个小大人了。父亲的几位好朋友到我们在家里，还是关上门窗拿出酒，第一杯酒洒在地上，悼念死难者。第二天，我穿着一身白裙子戴着黑纱走在校道上，班主任过来不容商量地说，把黑纱摘掉，再任性就谁也不会也不能保护你了。我强忍着眼泪很不情愿地把黑纱摘了。那一刻，我想起了七六年的父亲。整整两代人了，我们连表达人的最基本感情的权利都没有，我们连真实地表达高兴与哀伤的资格都没有。
“六四”没过多久，父亲的一位朋友因为在一个境外刊物上发表作品谴责屠城被判刑，剩下他柔弱的妻子在高墙外独自承担照顾年迈母亲和嗷嗷待哺的孩子的责任。他出狱后早被开除公职，好不容易谋得一个与死人安葬有关的差事，勉强糊口养家。这位善于用笔表达人类情感的诗人，后来很少去碰可能再次给他带来牢狱之灾的文字。
恐惧背后是亲情
小时候奶奶常常对我说：“你爷爷是个大好人， 就是胆子小，所以很早就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胆子小会死。爷爷很早就去世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
那时候我爸爸妈妈被分到山区里去了，我一个人跟奶奶生活。奶奶白天要到厂里上班，把我放在一个很拥挤的街道托儿所。奶奶说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在肚子里跟妈妈一起受罚。一生下来既没有母乳又喝不起奶粉，成天拉肚子，爸爸妈妈还不在身边。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他们很疼我，但我总是看不见他们。每天晚上睡觉前我就想爸爸妈妈，奶奶说爸爸妈妈上班去了，要是我好好睡觉，不哭不闹，爸爸妈妈明天就会回来看我。我长大后，奶奶总说小时候每天把我带到托儿所，我从来不哭，但眼里都是泪水。托儿所的阿姨告诉奶奶我胆子很小，从早到晚坐在门边，盯着门口不说一句话。
那时候让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到附近一家小店去看里面的布娃娃。奶奶总说过一阵子会找块布料给我做条像样的裙子，跟布娃娃一样的裙子。奶奶还说等爸爸妈妈有钱就会给我买一个布娃娃。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没有钱，因为我们住的房子很黑，但奶奶说过不能开灯，电费要钱的。奶奶晚上还做鞋底帮补生计，我就坐在旁边看着。奶奶总在那里自言自语说爷爷会保佑我们的。我觉得奶奶一个人很辛苦，不明白为什么爷爷胆子小就扔下奶奶一个人了，正如我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要上班就丢下我一个人了。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奶奶说爷爷的胆子小是怎么回事。“你爷爷每天晚上都在写检查，写到三更半夜，把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都认了，那些人还是不满意。”后来爷爷就一病不起了。我想：爷爷那时候一定很担心自己要是出什么事，奶奶就要一个女人独自去拉扯大几个年幼的孩子。他的恐惧背后是对妻子对孩子的爱，是亲情，是人性。一如我的父亲，他无奈的背后是恐惧，是不希望让在家里等着牛奶等着娃娃等着灯光等着爸爸妈妈回家的孩子受伤害的恐惧。试问天底下有几个父亲丈夫忍心看到自己的妻子孩子因为自己而受牵连？
没有想到， 等我长大以后，我又要小心言行，担心父母亲人会因为我受到牵连。在专制统治下，一代又一代人就这样不幸地要在良知与亲情人性之间作抉择，以不同的故事上演着同样的恐惧悲剧。而年迈的父母，柔弱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往往成为这些悲剧的牺牲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共产主义教育一直告诉我们要为理想去牺牲；亲情、爱情、友情、人性，没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因此孩子们被要求中断教育离开父母上山下乡，因此父母被迫离开孩子去“建设祖国”，也就因此可以出动机枪坦克去“维护社会稳定”，再用监狱逼迫流亡的手段去确保恐惧下的沉默。
九一一撞上双子塔的飞机，再次唤醒世人，理想主义献身若不是建立在人性和人道主义基础上会是多么恐怖可怕。九一一事件后的第二天，我走在枫叶之国的校道上，学生们悲伤的神情让我想起八九年的那个血色黄昏。不一样的是，校方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学生校园心理咨询的大门为我们敞开着。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一个人受了伤害是需要安慰的。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承受了那么多的冤屈和磨难，却在恐惧的笼罩下被迫把愤怒与哀伤藏于心底。亲情被利用，人性被扭曲。虎毒尚且不吃子，何况是人呢？在专制社会里，只要我们还会爱，还拥有与生俱来的人性，恐惧就会持续。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不服从的代价。
血泪流尽反惹笑，长使英雄泪满襟
学自联一位无法回国的朋友曾经对我说：他年迈的父母到美国来看他时，他父亲说家里的亲戚朋友都问你儿子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不然咱们政府怎么会不让他回国。我很能理解他对父母的歉意，他在一所很好的学校拿到了博士学位，尽力而为地尽儿子的责任，一如当年我父亲尽力而为地希望让我过上好一些的生活，可惜我们都出生在一个不容良知与亲情并存的社会里。
几天前，我又一次点燃纪念“六四”亡灵的烛光。看着一位位被迫流亡海外无法回国回家的朋友，特别是在纪念活动后的彻夜长谈中，当鲁德成提到他10多年出狱后孩子与他形同陌路时，我再次感受到了恐惧。失去自由固然可怕，但失去亲情，失去国人的理解，被迫远离家国更可怕。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人象鲁德成他们那样向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扔鸡蛋，不过我想大家都已经清楚知道那样做的代价，不沉默的代价。
但愿有一天国人不用再经历这种如苦恋般的恐惧，不用再因为爱而受伤。为了这个让下一代不再恐惧的梦，许许多多的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为此受伤。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因为亲情与良知而面对恐惧的父母亲们。
转自《动向》２００６年６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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