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落日中》袁紅冰著
題記：只要世界上還存在人壓迫人的制度，《自由在落日中》就不會過時。正如她必會遭到壓迫者的忌恨一樣，她也必會得到追求自由以及心靈尚未被奴化的人們的熱愛。
一、文章通造化，代價逾死生（序）
筆者曾寫過將近20篇書評。異於流行而且走紅的評論文章，獨創了「大評論」的文體。所謂「大評論」，就是：
選出值得評論的著作，放在中國現實和數千年曆史的大背景下，置於時代潮流的大境界中，揭示作品的價值和意義，從而把四聲八病的文學評論，擴展為汪洋恣肆的社會批評。
筆者不是專門的評論家，然而興之所至，隨心而為，也寫了總計約30萬字的大評論，短者數千字，長者六七萬字。有的評論孕育期長達數年，一旦動起筆來，即進入自由境界，任意揮灑，直抒胸臆，曾無滯澀為難。
然而面對《自由在落日中》，作者細讀兩次，確認這是一部極值得評論的傑作，卻徘徊數四，徬徨久之，難以下筆。除了這部小說都是用詩的語言寫作，更因她弘揚自由的主題，不但為中國古今小說所未見，且在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中，也罕有其匹。世俗之人，習慣於用自己可憐的現有知識，坐井觀天地去評判自己全然不知的事物。此杜甫之所以鄙棄「輕薄為文哂未休」，而袁紅冰先生之所以激憤而言曰：
庸人的髒手不得翻開此書，因為，書中峻峭的激情拒絕被充滿物慾的生命欣賞；
虛偽、猥瑣的眼睛不得閱讀此書，因為，只有高貴而真實的心才配親吻書中堅硬的血和淚。
任何人……都沒有資格評論我，只有太陽才能對我作出評價。
這些話寫於他另一部小說《文殤》卷首，無疑也適合《自由在落日中》。當世俗的人們用功利的眼光和淺薄的觀點去閱讀乃至評論這部非凡的作品時，不但不會欣賞她，而且會是對她的褻瀆。於是想起了隋朝大思想家王通先生據說的「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知道面對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課題。庸俗的評論家習慣用關於小說的現成觀念去論斷任何一部小說。而筆者所能做的，卻是調動自己全部的經歷和知識，儘量去理解這部小說，告訴讀者這部小說主要在說甚麼，價值、意義何在，以便和真誠的讀者共享其豐富的思想和藝術價值。
使我的心靈震撼和激動不已的事實是：袁紅冰先生的這部小說，曾付出了高於生命的代價。《作者自序》告訴讀者：
《自由在落日中》創作過程的結束，意味著袁紅冰已經完成了對於真理的責任，對於真實歷史和真實人性的責任，對於生命美的責任。因此，對於他，還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可作－－在現代中國精神已經喪失了理解自由人性的能力的蒼茫時分，通過向專制政治發出悲壯無畏的挑戰，來宣示自由人格的英雄魅力。
在此之前同專制政治進行長期抗爭的充滿艱難凶險的歲月中，袁紅冰憑藉野狼般敏感的機警和純熟的策略原則，一直成功地使自己免於淪為囚徒。《自由在落日中》完成後，袁紅冰不再重視現實政治活動中的策略運用。理由在於，他狂放雄烈的生命風格喜愛作陽光下的劍光炫目的挑戰，而以往對於策略的重視只不過是為了保持創作《自由在落日中》所必須的非囚徒的生存方式。
同時，因完成《自由在落日中》而產生的生命極致感，也促使袁紅冰決定，拋棄政治活動的策略原則，踏上苦役犯的命運之路，以峻峭的死亡來實踐他的關於生命應當美麗凋殘的哲理；來吟頌屬於自由人格的英雄詩篇。－－專制暴政肆虐的時代，凋殘於黑牢中的生命之花，才會展現出動人而高貴的神韻。
此時，儘管袁紅冰已經有了妻子和不滿兩歲的小女兒，可是，他仍然開始了創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這個必定受到當局無情鎮壓的自由工會性組織的活動。他要使自己的血迸濺在中國民主的祭壇上；他只願把《自由在落日中》和自己消逝於苦役犯命運之路上的英俊而高傲的背影－－那英雄男兒的背影，作為遺產留給妻子和女兒。他覺得，只有如此，才能不辜負妻子那如同殷紅的落日沐浴於其中的茫茫雲海般的深情，才能無愧於小女兒那風韻天成、妖嬈俊美的容顏。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日上午，袁紅冰被中國的克格勃，「國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逮捕。前一天，袁紅冰剛給北京大學法律系九三級學生講過寒假後的第一次課。
被捕的當天夜裡，袁紅冰便被秘密押往貴州，這個自古以來就是政治犯流放地的、陰雲終年不散的省份。袁紅冰在北京高等院校內和社會上的廣泛影響力，使當局不敢在北京對他進行審判。
大無畏的袁紅冰做好了準備，要將專制政權對他的審判，變為他對專制統治者的審判，對專製法律的審判，而他則是角色轉換之後帶著鐵鐐的審判者。他要以此為中國自由民主運動贏得道德榮耀；並以此對中國人格的墮落顯示高貴的鄙視。
袁紅冰沒有想到的，是命運將他置於生死兩難的絕境。
當國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對他進行第一次審訊時，從訊問內容中，袁紅通過敏感的直覺意識到，他分別密藏在父母家中和一位學生處的他全部著作的手稿和軟盤，包括小說《自由在落日中》、政治法律著作《民主與共和》、哲學著作《刻在落日上的箴言》的手稿和軟盤，都已經被秘密警察搜獲。
以後的事實證明袁紅冰的直覺是正確的，而在直覺產生的時刻，他的意志如同被雷電殛中的風蝕的懸崖，於瞬間之內崩潰了。
為了真理的利益，袁紅冰鄙視世俗的名譽地位；為了精神的追求，袁紅冰忽視對物質生活資料的獲取。他身無長物，不置恆產，然而，他是一個靈魂的豐饒者－－因他的精神創作而豐饒如金光燦然的無邊麥浪。
《自由在落日中》是袁紅冰的生命創造，但是，在他的價值觀中，那生命的創造又具有高於他生命的獨立意義。這不僅因為《自由在落日中》凝結著他燦爛的審美激情之火，也不僅因為他湮沒在二十多年孤獨、寂寞、艱難的寫作生涯中的翠綠生命，只通過《自由在落日中》才成為超越時間的價值，更因為《自由在落日中》乃是被人性之血浸透的真實歷史的文學昇華；乃是他用以承擔對生命美的天職的最後支點。－－在專制官權和御用文人們偽造的歷史背景中，真實的歷史是被放逐者。如果過去的真實歷史完全消失了，中國人也就喪失了走向未來真實歷史的可能，而將永遠生活在虛假中，因為，未來是過去之子；在思想文化專制陰影導致人性普遍醜陋的、獸性化的年代，對生命美的呼喚是一種美麗而悲愴的孤獨，然而，如果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人類群體連這種孤獨的能力都徹底喪失了，那麼，中國就永遠沒有可能再造屬於真、善、美的未來，因為，社會歷史是人構成的，沒有自由、高貴的人格，就不會有與人性一致的偉大歷史命運。
袁紅冰意識到《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和軟盤落入秘密警察手中的當天，在他離開審訊室回到牢房後，一陣猩紅的血霧驟然從他猶如被火焰燒焦的雙唇間噴濺而出。那染紅了黑牢陰影的血霧中已經沒有了悲愴的神韻，而只瀰漫著絕望。二十多年的精神追求毀於一旦，情何以堪！人何以堪！
作為創造出英雄人格哲學的哲人，袁紅冰早已擺脫了對死亡的畏懼，進入超越於生死之上的自由意境，並視瞬間的優美為生命價值的極致。正是這種自由意境和價值的極致感，使袁紅冰在「六.四」事件濃烈的血腥氣還未消散的時刻，就對專制政治再次發起了英勇的挑戰。從九０年至九四年春被捕前這一時期中，袁紅冰和戰友們的一系列政治活動，成為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主旋律。
瞭解袁紅冰的人都能觸摸到他那顆即使在刀劍劈斬下也只會發出鐵石聲響的堅硬的心；袁紅冰也驕傲地自信，內蒙古高原上那能將岩石凍裂的暴風雪，也不能凍裂他的意志。可是，《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和軟盤落入秘密警察的獸爪之後，袁紅冰卻發現，他變得像野草一樣脆弱，像灰燼一樣蒼白；他富麗的生命變成了一具倒斃在陰冷沼澤中的骷髏。
但是，袁紅冰畢竟是堅硬的。野蠻人一樣頑強的生命力，終於使他從比死亡更深刻的絕望中，抬起佈滿血絲的眼睛，並以這雙彷彿雕刻著猩紅雷電軌跡的眼睛，重新直視命運－－他決定付出任何必須付出的代價，換取再次寫出《自由在落日中》不可缺少的人身自由，哪怕是有限度的人身自由。
這是一次高於生死的抉擇，因為，抉擇所指向的，是超越袁紅冰個人命運的人文價值。
這是一次最為艱難的抉擇，因為，只有向官權表現出搖尾乞憐的下賤媚態，才可能走出黑牢，而要猛虎作出母狗的媚態意味著比烈火焚身更痛苦的艱難。
這是一次慘烈的抉擇，因為，作一個堂堂的英雄男兒，乃是袁紅冰的少年之夢，乃是袁紅冰高傲人性的終生追求，而為了獲得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條件，他卻不得不血淋淋地撕裂那少年之夢，那終生的追求；不得不付出美人格的代價。
男兒膝下有黃金。但是，袁紅冰屈膝了。這是卑鄙，而且是用高度的智慧精彫細刻出的卑鄙－－僅有卑鄙是不夠的，富集智慧的卑鄙才能誘使秘密警察們，這些精明的愚蠢者相信，袁紅冰已經真正被他們「改造」成對專制政治無害的庸人，而這種相信則是袁紅冰獲得有限度的人身自由的唯一可能。
一九九四年九月，被捕半年之後，袁紅冰以取保候審者這種准罪犯的身份，並以接受終身流放於貴州為條件，走出了黑牢。
於是，在貴州，這個古流放地的連綿陰雨中；在那彷彿連天空都腐爛了的終年不散的陰雲下；在秘密警察對他這個「帝國要犯」密如蛛網的監視下，袁紅冰開始了重鑄《自由在落日中》的過程。
儘管黑牢生活的精神和肉體摧殘，使他容顏憔悴，病體支離，但是，袁紅冰沒有一天中斷過近乎瘋狂的秘密寫作。因為，他沒有權利休息，沒有權利疲勞。同時，也只有在精神創作過程中，他才能暫時忘卻猶如心被毒蛇噬咬般的屈辱的痛苦－－對於袁紅冰，死並不是痛苦，向專制官權屈膝換來的生存，才是勝於被凌遲處死的痛苦。
一九九五年秋，袁紅冰出獄一年後，《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再次完成了。他將這份凝結著血淚和艱辛的書稿稱為《自由在落日中》Ｂ稿。
世人如今看到的就是《自由在落日中》的B稿。付出了高於生命的代價，這部小說才得以重新創作出來。在中國歷史上，付出了高於生命的代價寫出的著作，只有我的老鄉司馬遷先生的《史記》。當司馬遷為李陵投降匈奴辯護而被判處死刑時，為了未竟的歷史巨著《史記》，他「自願」接受了宮刑，以便可以苟活下來，完成《史記》的寫作。這是怎樣的痛徹肺腑的選擇啊！他在《報任安書》中寫道：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慘於慾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丑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余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
筆者每讀至此，衷心莫不悲痛流血。如不是為了完成他看得遠高於生命的《史記》，作為一個男兒，寧願被殺十次，也不願忍受宮刑的奇恥大辱。當代的文學、史學家，對「死不見屍」的司馬遷的死有種種揣測，惟獨沒人想到他完成《史記》後，除了自殺，別無選擇。而這恰恰證明了當代文人們可憐的精神早就被閹割了。司馬遷寫完《史記》後之所以必定會選擇自殺，就因為宮刑的詬辱附著在他的身體上，無法洗刷，只有一死，方能擺脫。人生艱難惟一死，而艱難有過於死者；這種超過死亡的艱難，2100多年前的司馬遷先生擔當了，當代的袁紅冰先生擔當了。區別卻在於，對於司馬遷來說，遭遇的是飛來橫禍，他只能倉猝決定用自己的身體擔當超乎死亡的恥辱；對袁紅冰來說，他早已作好了為自由坐牢乃至犧牲生命的準備，卻沒有料到遭遇到的打擊，會在他藐視的死亡之上，他除了用高於死亡的人格代價，還要用自己的智慧，來做出並以不可想像的毅力來承擔的命運抉擇。司馬遷先生如疽附身的羞辱，在完成《史記》後，只能用結束生命的方式才能擺脫；而袁紅冰先生以空前的大無畏勇氣選擇的羞辱，卻可以通過他超凡的努力和成就得到彌補並還其清白。司馬遷先生所受的深於死亡的羞辱，化作《史記》一洩千里的磅礡氣勢；袁紅冰先生付出了高於死亡的代價，不但使《自由在落日中》得到鳳凰涅槃後的重生，還伴生出了《文殤》、《回歸荒涼》、《金色的聖山》這些無與倫比的姊妹長篇。《老子》曰：「受國之垢，乃為天下王。」司馬遷的《史記》，成為二十四史的開山之作，後世汗牛充棟的史學著作，至今無出其右；袁紅冰先生以《自由在落日中》開篇的詩性小說，不但在中國的小說和文學創作中前無古人，她那揭示人的最高本質的主題和美輪美奐的詩情、詩意、詩的語言，在世界文壇上也應佔有光彩的一席。
《自由在落日中》2004年在澳大利亞首先出版了。袁紅冰先生在簽字售書會前寫下了：
我的心靈是內蒙古高原上一縷永不停息的風。掠過寂靜的大漠，掠過無邊的戈壁，掠過風蝕的群峰，掠過遼闊的草原，動盪的心靈呵，只帶著風的神韻四處漂泊，唯有落日是心靈永遠的追求，因為：我總相信，落日之後會有超越罪惡人世的意境。
今天，漂泊了一生的心靈突然陷入深深的疲倦，只因為發現，我生命創造的著作，原來竟是一片荒涼的墓地，上面覆蓋著萬里晚霞。墓地屬於暴政下死去的無數冤魂；我憔悴的心靈則從此屬於青銅色的寧靜。
我願作一個守墓人，守護這千古悲愴。我可以寧靜，但卻不能沉默。我要不停地講述，向蒼天和大地講述中國的苦難。如果我沉默了，萬里墓地中的冤魂，會撕裂哪怕鐵鑄的墳墓，對著太陽失聲痛哭。
我的心靈是峭立的絕望，冰冷而堅硬──對人本身的絕望才會冰冷、堅硬如暴風雪中的岩石。
古中華人格華美壯闊的輝煌早已凋殘，古中華人格清俊飄逸的詩意早已枯萎，古中華人格的俠義情懷早已湮滅。在今日腐敗的權力、骯髒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構成的極權政治下，自由的心靈和高貴的人格如枯葉飄零，無恥、下賤者卻唱著凱旋的歌；中國的民族人格中，只剩下對強者的奴性和對弱者的殘忍，現代中國人的心已經在貪婪的物慾和謊言中腐爛，腐爛為低於獸性的存在。甚至本應崇高的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也被專制政治污染的中國民族人格所扭曲。
茫茫人海間已經難於找到高於物慾的心靈。這怎麼不讓渴望高貴的男兒絕望！但是，內蒙高原上狂烈的雷電，給了我燦爛的生命意志。那意志命令我，以自由的心靈為斧，以自由哲理和詩意為鑿，在絕望的鐵黑色峭壁上，雕刻美麗高貴的人格，以抗議人性的墮落。
我不知道誰將贏得明天的朝霞──是黑色的絕望，還是美麗高貴的人格。不過，無論如何，我已經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只為了未來年月中，深情的少女還能找到值得愛戀的情人。而我的著作就是一個美人格的夢，就是英雄人格之夢，那夢將像太陽一樣不朽。
我的心靈是一縷來自荒野的詩意，詩意間充盈著對自由的苦戀。那百年時間的風雨也不能蝕裂的苦戀，給我的心靈以永恆的少年情懷。
在中國，自由的名字就叫作苦難，熱戀自由就意味著親吻苦難。自由心靈呵，踏出的是苦役犯的命運之路。那命運起步於對自由的聖潔的戀情，越過漫長的人生之後，將消失於荒涼的悲愴。
如今，我的身體已經離開黑牢，我已經走上流亡者之路。但是，我的心靈，那苦戀自由的心靈，仍然如戴著鐵鐐的落日，與苦役犯的命運同步。因為，遙望我的祖國，自由繼續被囚禁，中國文化之魂在利箭也穿不透的專制黑暗中，與希望一起凋殘。
此刻，能照亮中國命運的，唯有在心靈的祭壇上燃燒的自由聖火。我的詩意，我的苦戀，就在金色的聖火中歡笑。那淚影炫目的歡笑是獻給中國重重苦難的燦爛安慰。
寫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小說的背景是罪惡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極權統治勢力對於蒙古人民進行的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民族滅絕性質的迫害、摧殘、侮辱和虐殺，以及熱愛自由的蒙古勇士面對壓迫和虐殺進行的一場勢力懸殊、寧死不屈的反抗。小說的真實反映了歷史的真實。瞭解歷史的真實，不必去翻閱教授學者充滿數據的著作，因為在這些散發著學術氣息的著作中，人的苦難變成了一長串枯燥的數字。下面是一篇蒙古族受害者的家屬苦難史，可以幫助讀者更加感性地把握小說的背景。「內人黨」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簡稱，就是小說中的「內蒙古獨立同盟」。
尼斯勒
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文革所犯罪行中有一樁是「種族滅絕罪」，這就是以整個蒙古民族為對象的文革「內人黨」案。文革中的1968年，滕海清（１９５５年授中將軍銜、北京軍區副司令）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滕海清秉承毛澤東的旨意，一上任就展開了瘋狂的挖「內人黨」運動，簡稱「挖肅」。在這場駭人聽聞的種族清洗中，當時只有二百萬人口的蒙古族，有一百萬人遭到逮捕、關押、株連；有五萬人被迫害致死，有三十五萬人致傷、致殘。蒙古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災難。毛澤東對少數民族的殘暴，遠遠超過了斯大林大清洗殺死三萬一千布裡亞特蒙古人的數字，僅次於希特勒迫害猶太人。
毛澤東說：「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問題說到底就是階級鬥爭問題。」毛澤東還說：「蒙古人該整一整了」。於是，「挖肅」挖「內人黨」案，使階級鬥爭說到底，成了民族鬥爭。中央文革小組下髮指示：「內人黨有多少挖多少，要挖淨」。康生說：「軍隊裡也有「內人黨」，這是埋在我國北部邊疆的定時炸彈，挖，決不能手軟。」江青說：「內人黨是專門搞破壞的，內蒙的邊防線那麼長，內人黨到處跑怎麼得了？」謝富治說：「內人黨明裡是共產黨，暗裡是內人黨，要把他搞掉。」滕海清說：「黨、政、軍真是三里五界都有內人黨，……現在不但軍隊裡有，還被他們奪了權，有的已鑽進革委會裡來了。」
「內人黨」即「內蒙古人民革命黨」，1925年10月在張家口成立，是由共產國際及中共所創建並領導的。是活躍在民族地區的共產黨的外圍組織。30年代中期已經解散。1945
年抗戰勝利後，一部份原「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老黨員，聯合蒙古族各方面力量，又成立了「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及東蒙黨部。1947年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奉中共中央指示「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解散。作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歷史就此結束。
滕海清主持制定的《關於對待「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若干規定》中說：「1947年4月20日，我黨中央明令在內蒙古不組織『內人黨』。『新內人黨』暫時有計劃地轉入地
下。1960年後，『新內人黨』進入了組織大發展時期。經過這個時期的大發展，在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一些農村、牧區建立起『新內人黨』組織。」這是無中生有的荒唐捏造；為了把空穴來風變成事實，滕海清親自指揮，以軍宣隊、工宣隊為主導，在內蒙古自治區全境對蒙古族展開了大規模的逼、供、信。他們把1946年3月「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黨綱、黨章以及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旗幟等歷史文物，作為「新內人黨」的罪證，進行展覽，蠱惑群眾；對受迫害者施以近百種五花八門的酷刑，「挖肅」挖到蒙古包，挖到羊群裡。從城市到草原，從大人到孩子，蒙古人人人自危，整個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滅頂之災。
在法西斯酷刑之下，許多忠厚善良的蒙古人，出於無奈，自我作踐，編造口供，甚至編造假筆記，假日記，憑空亂咬，咬戰友，咬同事，咬親人；自相誣陷。許多蒙古族的共產黨員，在逼供誘供之下，按照「內人黨明裡是共產黨，暗裡是內人黨」的提示，把自己加入中國共產黨及組織活動交待為加入「內人黨」，參加了「內人黨」的組織活動。許多受害者，被打急了，編造了形形色色「內人黨」的變種組織名稱，甚麼「統一黨」、「獨立黨」、「柳條子黨」……名目繁多，多達百餘種，且無奇不有。
一朵浪花可以映射驚濤駭浪。我是蒙古族，打「內人黨」時，我全家都被打成了「內人黨」。我的父親，小時候給有錢人家放馬，一次，八路軍和土匪打仗，把他的馬給搶了。八路軍和土匪一邊向西跑了，一邊向東跑了，他回去沒法交差了，索性跟了一邊也跑了。當時「八路」也是匪，老百姓叫它「八路匪」，蒙古人晚上在油燈下克虱子，一口一個「剋死一個八路匪」。父親跟跑的一邊是八路軍，結果參加了革命，抗戰後整編為解放軍卓盟縱隊。三年後，父親當了騎兵連長，騎著大白馬回了家鄉。1949年，父親在內蒙古自治政府駐北平辦事處任職，後保送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畢業後在北京工作。蒙古人天生的純樸、憨厚、直爽。認準了人，把心掏出來；認準了黨，一門心思愚忠到底。我父親就是這種愚忠的典型。戰爭年代，有一回父親所在部隊遭到敵人伏擊，傷亡很大。總結戰鬥，父親檢討自己看到戰友死亡，曾產生過怕死的念頭，他更進一步把怕死的念頭上升到怕死就會叛變革命的高度來認識，並寫出了書面的深刻認識上交給黨組織。父親在中國人民大學擔任學生黨支部書記，可以看到自己的檔案。他在檔案裡看到了自己上交給黨組織的認識材料，此時的父親，覺得怕死是人之常情，過去的認識拔得太高了，又怕這份認識材料影響到陞遷，就把它從檔案裡取了出來。事隔了多少年，四清運動時，父親再也奈不住了，主動向黨組織坦白了這件事，並痛心疾首，覺得自己對黨不忠。這就是一個蒙古族的共產黨員。
打「內人黨」開始後，我的父親雖身在北京工作也難逃厄運，成了當然的「內人黨」。父親所在單位只有父親一個蒙古族，單位革委會一開始搞不清「內人黨」是怎麼回事，「黑材料」太多了，不知如何定性，只好派人去內蒙外調，並學習如何打「內人黨」；百密一疏，暫時把父親「掛」了起來。這一「掛」卻使父親積鬱成疾，患了癌症。父親幸運的是，沒有死在酷刑逼供下，死在了親人的懷抱裡。我的母親在內蒙古駐京辦事處工作。駐京辦事處被誣為「內人黨」的特務機關，成系統都是「內人黨」。我的姨在翁牛特旗海金山牧場當小學教師，也是「內人黨」；姨夫是醫生，婦是夫也是，絕跑不了，她們的孩子被人叫做「內人黨」崽子。1970年我到草原上看姨，我在姨家住的第一夜，晚上，我沒睡著，假寐。聽著姨和另一個年輕女教師的談話；那個女教師被打成「內人黨」後，關起來，被強姦了。我聽到姨問她：「你咋不告他」？女教師說：「我不敢」。那一夜我都沒睡著，淚水打濕了枕頭。
我的舅舅是草原上的獸醫，整天同馬牛羊打交道。稀裡糊塗成了「內人黨」，逼他說出發展了誰？上下線？說不清。腰被打壞了。後來到北京做了鋼背心。我的大爺是生產隊小隊長，他被打成了「內人黨」的變種「沙窩子黨」，他連聽說都沒聽說過，多荒唐！我的爺爺一著急，一口氣沒上來，喪了命。我的叔叔1964年在北京醫學院大學畢業，作為學生黨員，堅決要求回內蒙古支援邊疆，並如願以償。當時《光明日報》還登了照片。哪想他檔案裡有一張哈豐阿（自治區副主席）介紹他入幹部子弟學校的介紹信。這成了「內人黨」重點發展對象的證據，被關進了監獄。叔叔身體被打殘，在牢裡吃了一年的壞土豆，出來後永遠不吃土豆了。
就在幾天前，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文革系列節目，一個當年去內蒙古的北京知青接受採訪。他說蒙古人就知道幹活喝酒，喝酒幹活。他偏偏迴避了文革挖「內人黨」。許多知青當年都是兇惡的打手，卻鮮見有人出來懺悔。劊子手滕海清，晚年照樣在他的大軍區級別上悠哉悠哉頤養天年。1999年我陪媽媽在北京軍區總醫院住院，血液科副主任親自為媽媽做骨穿。她技術很好，對病人細緻入微。主管醫生告訴我：「這個副主任是滕海清的女兒。」我告訴媽媽，媽媽一愣，說：「滕海清還有這麼好的女兒？」我聽出的潛台詞是說：「滕海清不配有這樣的女兒！」
毛澤東只承認打「內人黨」擴大化了，其後，鄧小平上台鸚鵡學舌說反右擴大化了。多麼輕巧的一語帶過，無數生命就此淹沒。希特勒如果活著，一定會說反猶太人擴大化了；斯大林如果活著，一定會說大清洗擴大化了。不要指望獨裁者的良心發現，沒有懲罰就沒有認罪，沒有懲罰就沒有懺悔。中共之所以罪惡連著罪惡，就是因為罪惡從不受懲罰。回首文革，鞭屍毛澤東；毛澤東不僅不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確是中國人民的「大災星」，毛澤東是中國各族人民的人民公敵。
──《觀察》May19,2006
中國的皇權專制社會兩千多年，奴化教育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但在皇權專制社會的所謂「盛世」，即各族老百姓「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少數沒有被奴化仍然想要保持個人自由的「高士」，還可以隱居山林，甚至「大隱隱於市」，只要不堅持推己及人地想要「解放人類」、「利天下」，觸動壓迫者的統治秩序，在專制統治的夾縫中，還是能夠依靠自己的智慧，「井水不犯河水」地過上相對自由舒適的日子。蒙古人民和共產黨政權的矛盾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激化為生死鬥爭，就在於「文化大革命」執行的是一條「在上層建築及各個文化領域」對人民實行「全面專政」的極權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停頓地向安分守己的各族人民發動進攻，使得民無寧日，多數人「想做奴隸而不得」，一切自由的縫隙都被封死。蒙古人民的反抗是極端的壓迫「逼上樑山」的結果。知道了這個背景，對於《自由在落日中》的人物命運、性格和情節的發生和發展，就掌握了理解的鑰匙。
關於《自由在落日中》，如果瞭解1950年後居住在內蒙的蒙古人的文化、精神、生存狀況的悲慘處境，就更能理解這部小說的價值和意義。然而，她卻不僅僅是一本關於蒙古人的書。人們通過蒙古人的視野所看到的書中人物的故事，不但可以更清楚地瞭解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而且會加深對人的本性的瞭解，進而思索中國和人類的未來。
（待續）
（首發於《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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