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3日訊】自古以來，中國人往往將人的權利看成是「仁政」的恩賜，而西方則將它看成是上帝給予的，這是人賦人權與天賦人權的不同。
生存權是人權中最為基本的一項，只有滿足了作為一個生物的人最簡單的生存條件之後，才談得上其他的人權。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經濟改革，僅僅停留在解決中國人作為生物人的基本要求上，而不承認人還有社會性的一面，還擁有其他的權利，其結果實際上放縱了人的生物性一面，讓人的精力都消耗在生存慾望的滿足上面，因為不允許追求生存權之外的人權，長此以往，讓許多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認為生存權就是人權的全部。
在我們生存的時代，權力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無孔不入，具有無限的職能，能干預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今天看來，在某些純粹娛樂性的、物質消費性的領域似乎已放手不管，其出發點恰恰是縱容人的官能享受，這是古往今來統治者慣用的統治手段之一，即放縱浪才、扼殺人才、培養奴才的招術。單純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就是要將全民的思想重心轉移到賺錢上去，鼓勵人人向錢看，在絲毫不影響絕對權力的前提下，允許人們把金錢作為膜拜的對象，以權、錢為軸心重建世間的秩序。這樣做不僅有利於穩固既有的權力，保持既得利益，而且可以從中大撈一把，利用權力圈錢，化公為私，權錢交易，無不玩得得心應手，大量披露的腐敗案雖然連冰山一角也算不上，但已足夠證明這一切。
當年國民黨在大陸同樣腐敗，同樣貪污，但程度、面積都不能和今天同日而語，那個時候畢竟有獨立的民間報刊，像《大公報》、《世紀評論》、《觀察》週刊等，傅斯年等有良心的知識份子可以公開發表文章，直截了當地批評孔祥熙、宋子文這些一等一的顯貴，今天所有的新聞媒體都是黨的喉舌，而不是天下之公器，那個貪官該被揪出、該被曝光，都是由權力自身權衡得失作出的，被拋棄的往往是官場角逐中的失敗者，民間沒有渠道打「老虎」，連拍「蒼蠅」也不可得。在這種情況下，反腐敗的口號喊得越起勁，老百姓聽起來就越有諷刺的意味。從根本上說，一方面是權力無限，另一方面是權利缺位，這樣的制度環境必然是腐敗叢生、道德淪喪、人慾橫流，人們不再將榮、恥當回事，「笑貧不笑娼」注定成為主流的價值，人民過去對貪官污吏的那種憎恨感漸漸消失了，代之以羨慕、嚮往、恨不能如此等複雜的情感。對權力舞台上的起落、花樣，人們不再關注，因為無力改變現狀產生的嚴重失落感日復一日，導致了全民族的冷漠、沮喪和虛無。久而久之，人們連對「仁政」也不再奢望，更不奢望擁有無限權力的「仁政」或「暴政」有一天突然開恩，將人的權利賜給自己。
我常常想，沒有對人的權利的自覺，沒有人權的保障，人不過是吃飯機器、造糞機器、資源消耗機器，和其他生物並無甚麼不同，這樣的存在是可憐而且可悲的。結束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就必須意識到人權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是任何統治者都不可剝奪的，人類建立政府的本意就是要保證這種權利不受侵犯，而不是相反。時間進入21世紀，對於人權的認知不能停留在秦始皇的時代，把人的權利還給人，生存權之外，我們還有自由思想、自由表達、自由遷徙、自由信仰的權利，自由選擇不同生活方式包括經濟方式、政治方式的權利，如果這些權利有一項是不完整的，如果為了追求這些權利還要遭受監禁或其他形式的迫害，那麼只能說明我們還生活在一個沒有人權的時代，一個離秦始皇不遠的時代。這樣的時代還將持續多久，我並不知道，但我清楚，它必須成為歷史，也終將成為歷史，當然天上不會掉餡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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