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5日訊】無論後人對蘇格拉底的思想如何評價，但他堅守個人良知的徹底性卻被普遍公認為人格典範。他愛智慧，愛到蔑視任何功名利祿的程度；他追求美德，極端到不惜冒犯眾人甚至蔑視芸芸眾生的程度；他堅守自己的信念，倔犟到英勇無畏、自願獻身的程度；他想做好公民，執著到既蔑視不公審判又服從死亡判決的程度；所以，在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的記述中，無論是在私生活中還是在公共事務裡，蘇格拉底的行為舉止和人格魅力接近於完美。
在私人生活上，他寧願要精神上的滿足和道德上的完美，也決不追求物質上的享受和富足，為此他堅決反對奢華的生活，拒絕教育收費的政策。色諾芬說：「蘇格拉底不僅是一個最能嚴格控制他的激情和嗜欲的人，而且也是一個最能經得起冷、熱和各種艱苦勞動的人；」（《回憶蘇格拉底》，吳永泉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P7）
在公共生活中，蘇格拉底對雅典的熱愛，堪稱勇敢與智慧、獻身精神與清醒反省的完美結合的典範。
在古希臘時期，希臘在打敗了入侵者波斯後，隨之而來的不是希臘的和平與重建，而是內部矛盾的激化。在希波戰爭中，希臘的兩大城邦各有貢獻和收穫，雅典通過薩拉米斯海戰確立了海上霸權，斯巴達通過溫泉關和普拉蒂亞會戰確立了陸上霸權。於是，為了爭奪獨霸希臘的權力，雅典和斯巴達開始同室操戈，進行了長達26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最終以斯巴達人大勝和雅典人慘敗而結束。
在這場漫長的戰爭中，智者蘇格拉底也毅然走上戰場，作為甲兵參與了三次戰役，每一次的表現都堪稱剛毅勇敢。更可貴的是，當雅典敗於斯巴達之時，蘇格拉底對戰敗教訓的反思，既出於深沉的愛國之情，又保持了清明的理性之思。所以，他非但沒有像其他愛國者那樣，要麼互相抱怨地推卸責任，要麼咬牙切齒地詛咒斯巴達，反而以謙虛的姿態批評平庸的雅典人而稱讚「優秀的斯巴達人」，在與優秀敵人的對比中總結雅典人的弱點和失誤。他還大聲號召自己的同胞要重視敵人的成就、學習敵人的優點。
在蘇格拉底看來，雅典的戰敗與其直接民主體制有關，因為直接民主制有三大致命弱點。
首先，在雅典的直接民主制下，握有最高權力的多數決策，其成本之高和效率之低，使民主制根本無法運作，即便只是一萬人的直接民主方式，在決策上也將困難重重。所以，只能通過抽籤方式產生500人的公民大會。公民大會作為民主決策的最高機構，其產生的隨機性、偶然性和多變性，既無法選出優秀的代議士（代表），導致議事和決策質量的低劣；也無法保證議事會成員的相對穩定性，使決策隨著民意的多變而多變，根本無法保持決策連續性，兩次公民大會的決策就可能完全相反。
其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智力優秀的異見者手中，所以，僅僅訴諸於多數同意的決策未必就是明智的，而健全的體制，不僅要尊重多數的權利和意見，也應該尊重少數的全力和異見。蘇格拉底認為，直接民主政治的平民性質和多數表決的方法，無法產生最優異的統治者，粗俗的工匠、農民和小商販等手中的議事權和決策權，很可能導致平庸的、墮落的、錯誤的、乃至殘暴的決策（現代的間接民主制即議會民主，就是為了彌補直接民主的這一弊端而產生的。可惜的是，蘇格拉底無法經歷了）。
第三，最為重要的是，由於沒有相應的憲政法治對多數權力進行約束，直接民主中的多數權力就具有了絕對性質，而任何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都可能被濫用。少數決策的權力不受限制，必將導致寡頭獨裁或個人獨裁；多數權力不受限制，必將導致多數暴政；雅典城邦民主制正是多數權力不受限制的典型，屢屢讓優秀人士死於多數暴政。
在古希臘時期的雅典，國民大會具有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而對少數異見者的權利卻疏於保護，一哄而起的多數決定往往變成極為野蠻的暴政，國民大會的多數決定甚至可以超越法律的界限，常常做出令雅典人追悔莫及的判決。
具體到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的雅典，正是公民大會的多數暴政一次次作出錯誤的決定，懲罰那些曾經拯救過雅典的英雄——或被放逐或被處死。比如，傑出的狄米克斯特裡斯和西門，先後被公民大會判決放逐，甚至創造雅典最輝煌的時代的伯裡克利，也曾陷入過權力危機，差點遭到公民大會的處罰。在挽救了雅典危機的阿爾吉魯沙海戰中，那些獲勝的雅典艦隊指揮官們萬萬沒有想到，當他們以凱旋者回到雅典時，所面對的居然不是衛國勳章，而是公民大會的死刑判決，其理由是僅僅是他們沒有能拯救出在風暴中落入海中的雅典水手。
蘇格拉底經由抽籤而出任過雅典議事會成員，恰好參加了轟動一時的六將領審理案。在違反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議事會多數表決通過了死刑判處。據說，在議事會成員中，只有蘇格拉底一人，敢於面對多數決定的壓力而堅持遵循法律程序審理此案，並尖銳地批評雅典民主制，表現出一個理性而負責的公民的非凡勇氣。雖然，蘇格拉底的正確意見被錯誤的多數所否決，但在六位有功的將領被雅典式民主的多數暴政處死後不久，雅典人就對自己的愚蠢決定追悔莫及，並追究那些把公民大會引入歧途的主要指控者的罪責。
然而，只要多數權力沒有制約的直接民主體制不變，雅典人就不會接受慘痛的教訓，同樣的多數暴政將再一次重演。而這次暴政的受害者，正是曾經在議事會上孤身反對多數暴政的蘇格拉底。他僅僅因為對雅典民主制提出尖銳的批評，就被公民大會以反民主和教唆青年的罪名判處死刑。
蘇格拉底之死再次喚醒了雅典人，他們再次為自己的判決而追悔莫及，而他們表達後悔的方式卻是暴政的繼續。雅典人把告發蘇格拉底的主謀們判處死刑，且不允許使用「火和水」來執行，而是讓他們上吊，其中的安尼多被用亂石砸死。其他告發者也全部被驅逐出境。雅典人還為蘇格拉底建立了一座銅像，陳列於雅典波姆佩奧博物館。之後的二千多年裡，西方人一直把蘇格拉底與耶穌相提並論，稱之為西方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殉難者。
以言論自由著稱的雅典城邦，居然對一位除了言論自由而再無其他罪過的智者和愛國者提出控罪，無論如何都是暴政，即便以主權在民的多數同意作為理由，也無法為之辯護。正如著名哲學家雅斯貝斯所說：蘇格拉底是哲學的殉難者，因為他自願赴死。而雅典對他的審判和處決，「不是司法上的他殺，而是司法上的自殺。」這種「司法上的自殺」讓雅典民主制留下永恆的恥辱。
蘇格拉底式愛國主義的最突出的特徵，就是以清醒而勇敢的批判來表達深沉的愛國之情懷。當公民大會絕大多數皆曰六將軍該殺時，蘇格拉底獨自反對這種違反法律程序的多數暴政；當整個雅典因敗於斯巴達而相互抱怨和咒罵敵人時，蘇格拉底再次孤身一人發出刺耳卻睿智的異見。他對敵國的讚揚和對祖國的忠告，不僅是明智冷靜的，也是無私勇敢的，因為批評自己的城邦而讚美敵對的城邦，在當時的雅典實為敢冒天下之大不諱的行為。但他出於對母邦的無私之愛和對真理的執著，絕不怕被同胞們指責為賣國者，即便最後被送上斷頭台，他也要堅持己見。
蘇格拉底提醒同胞的目的，絕不是為了用貶低雅典人來抬高自己，也不是在長敵人的志氣而滅自己的威風，更不是要按照斯巴達制度來重建雅典，而是為了讓母邦從失敗中汲取教訓、積蓄力量和銳意改革，以圖恢復其在希臘的領導地位。他認為，雅典敗於斯巴達，既有雅典內部決策機制的低效和混亂的原因，也有過於低估對手的原因，只要學習敵人之所長來彌補自身之所短，進行對症下藥的內部改革，雅典終將從失敗中挺立和統治全希臘。
蘇格拉底在號召雅典人向斯巴達人學習的同時，始終保持著對雅典的忠誠。他一向認為雅典人的品質高於其他城邦的希臘人，並為自己的城邦和同胞而自豪。他說：雅典人是最愛好榮譽、最慷慨大度的人，這些美德肯定會使他們為著榮譽和祖國甘冒一切危險而不辭。」「無論是誰，他們祖先的偉大功績都不如雅典人更顯赫更眾多。」「沒有一個民族能像雅典人那樣為他們祖先的豐功偉業而感到自豪；」（P98）
自愛是每個個體的本能，愛國主義是一種群體本能。然而，如果沒有寬闊的胸懷和清明的理性的引導，愛國主義很容易變成一種盲目而輕率的激情。本民族強大時，它往往會導致對外的盲目自大、甚至擴張的好戰心理；本民族弱小時，它通常會變成對內護短和對外仇恨的破壞性情緒，進而導致仇外排外和崇洋媚外相混合的畸形民族心理。
在此意義上，蘇格拉底號召同胞向敵人學習，表現了一位智者的博大胸懷和遠見卓識。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民族，也無論是一個城市還是一個國家，只要肯於放下虛榮和傲慢、敢於承認錯誤和正視弱點，特別是能夠尊重對手和學習強敵的優點，就必定能夠重新振興並走向強大。
蘇格拉底的勇氣和智慧，讓我想起中國人和日本人。
在世界文明史上，日本，這個中國人眼中的蕞爾小國，似乎不值一提，因為，東方古代文明的燦爛也好，西方近現代文明的輝煌也罷，日本在古代和近代都是後進者，古代不如中國，近代不如西方。直到甲午一戰，老大帝國慘敗於蕞爾小國，甩著大鞭子的國人才開始正眼看日本。
是的，日本沒有輝煌文明和遼闊疆土作為自傲的資本，但日本具有極為認真務實和不恥下問的民族傳統。在亞洲諸國中，為了國家的興盛而最肯於虛心向強大對手學習的民族，非日本莫屬。日本的肯於和善於學習，不僅是向友邦和對手學習，而且向強敵學習。日本歷史上的兩次重大改革皆是虛心學習強敵的結果，古代的「大化革新」是向盛唐時期的中國學習，而且是「仿唐制」，一種接近於全盤唐化式的學習，奠定了日本古代文明的基礎；近代的「明治維新」是向西方學習，而且是力求「脫亞入歐」的全盤西化式的學習，使之在近代戰爭中崛起為世界大國；二戰失敗後，日本忍受著被美軍佔領的恥辱，在政治制度上聽由美國的安排，用了不到四十年的時間，就從戰爭的廢墟上再次崛起世界第二的經濟強國。
反觀中國，總是以老大帝國自居，張口是「歷史悠久，文明燦爛」，閉口是「地大物博、物產豐富」， 動不動就拿「強漢」、「盛唐」炫耀一番。即便在近現代落伍中開始向西方和日本學習，但那種學習卻有種不得不為之恥辱和勉強，骨子裡仍然不願意徹底放下老大架子，最終變成了一種混合著奴性的自卑和阿Q式虛榮的學習，一種跛足而畸形的學習——中體西用。所以，中國人學西方學得七扭八歪，學日本學得滿心怨恨，學蘇聯學得反目為仇，以至於，毛澤東時代的所謂「新中國」，不過是窮愁潦倒的孤家寡人，既遭到資本主義西方的孤立，也自絕於共產主義東方陣營，只剩下歐洲的明燈阿爾巴尼亞，實際上不過是有奶便是娘的無賴小國。
甚至直到改革將近三十年的今天，國內改革是只改經濟而不改政治的跛足改革，對外開放是只要經貿利益而拒絕政治價值的跛足開放——拒絕學習人類文明中最精華的制度文明自由民主。正因為如此，剛剛吃飽穿暖且跛足而行的國人，才能迫不及待地唱起「大國崛起」的高調，盲目的民族主義迅速風靡，越來越走向畸形、狂熱和極端。以至於，在綜合國力遠遠不及美國和日本之時，也在中國最需要和平國際環境來繼續發展的關鍵時期，大陸的官民居然不停地發出好戰的吶喊。憤青們經常發誓賭咒說：「如果美國支持台獨，我們就要把台海變成火海血海！」「讓美帝國主義的航母化為灰燼！」共軍少將朱成虎甚至發出瘋狂而冷血的叫囂：一旦中美開展，中國「準備讓西安以東的所有城市被摧毀。當然，美國人將必須準備好數以百計，或兩百個，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國人夷為平地。」
然而，仇外、叫罵和核訛詐，不會對美、日兩國造成絲毫損害，更不會增加中國人的尊嚴和力量，反而會對中華民族素質的提高造成傷害，因為它們僅僅是懦弱者的壯膽和愚昧者的宣洩。
總能看到別人的弱點和錯誤，僅僅是小聰明；而經常能發現自身的弱點和錯誤，才是大智慧；敢於揭露和批判別人的弱點，僅僅是燕雀之勇；而敢於正視自身和自我批判，才是鴻鵠之勇。犯錯和失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肯認錯和推卸責任，也就是不肯從自身尋找失敗的原因，而總是把失敗歸咎於外在原因。反過來，只要肯於從錯誤中、失敗中學習，特別是向你的對手和敵手學習，一次失敗就將換取長遠的成功。
蘇格拉底，這位釘在古雅典光鮮肌體上的黑色牛虻，以針針見血的尖銳，表達著他那深沉而睿智的愛國主義。
2006年8月13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