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3日訊】讀史可以明志，讀史也讓人悲傷。有時不得不承認：我們正經歷的、將經歷的，不過是在重複祖先的老路，我們也許永遠走不出這個圈子。對於大歷史視野中改革的前途，我們很難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唯一能確定是：我們最終將面對怎樣的結局，取決於我們現在如何行動。這是希望所在，也是恐懼所在。
一、從朱元璋到毛澤東
出生於後毛澤東時代，我對毛澤東很陌生。有人讚美他，也有人批判他。西哲雲存在即合理，因此這些讚美或批判，均具有某種合理性。但我們都必須首先承認：在四分之一個世紀裡，這個人就是祖國，每個人都活在他的影子下。
毛澤東在《沁園春‧雪》中，提到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卻惟獨沒有提到明太祖朱元璋。不知為何，讀史時，朱元璋常常讓我想起毛澤東。
朱元璋是一個很獨特的人、一個很獨特的皇帝。清代史學家趙翼說：「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在史書上，朱元璋則是以農民革命領袖、徹底專制者和平民保護者的面目出現的。
朱元璋是史上出生最卑賤的皇帝。劉邦做過亭長（村委會主任）、趙匡胤出生行伍，李自成是下崗驛卒（郵政局職工），都曾是吃皇糧的體制內人。朱元璋則出生根紅苗正的三代貧農家庭，父母死時「殯無棺槨，被體惡裳」，自己窮得先做和尚、後為流寇，真可謂一窮二白。
朱元璋是史上治吏最嚴酷的皇帝。在反腐工作中，朱元璋同志以下三點經驗尤為重要：一是注重制度創新，他發明了挑斷腳筋、剁手指、砍腳、斷手、鉤腸等酷刑，對貪污達六十兩銀子（約合人民幣萬元），竟處以剝皮之刑。二是加強思想教育，在各級官府公座兩側各懸掛一個塞滿草的人皮袋，這種警示方式的效果，顯然優於組織公僕看反腐電影。三是發動群眾運動，凡發現貪贓害民的官吏，百姓有權聚眾擒拿直接送至京師。朱元璋吏治的嚴厲，後人是很難再超越的。舉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為例，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員均被處死，各地方官吏被殺者有數萬人，追贓牽連到全國許多富戶，以致中產之家大抵皆破產。
朱元璋是史上對功臣最殘酷的皇帝。為了維護皇權「神聖不可侵犯」，締造明朝的整個功臣階層遭遇了滅頂之災。開國功臣除了湯和、耿並文等寥寥數人僥倖得以善終者外，餘者被一網打盡，全部以滅族告終。朱的歷任丞相，亦無一人善終。在朱的統治下，皇權如太陽，愈靠近則愈危險，萬人之上一人之下時，往往末日到來。
朱元璋有開國之主的膽略和才識，也有皇帝們殘酷刻毒、猜忌多疑、宸衷獨斷、剛愎自用、反覆無常的通病。正由於皇帝是專制制度的人格化身，一個合格的皇帝，往往兼有這兩方面的特徵。總體而言，朱元璋雖非儒教經典中的「堯舜之君」，但仍不失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稱職」的皇帝。
朱元璋時代，一方面嚴刑峻法，一方面興農事，薄賦斂。百姓休養生息、官員如履薄冰。於是社會呈現出道德淳樸、生活安定、政治清明的景象。這是一個王朝初建時的典型氣象。
梁啟超曾說：「兩千年來之政，秦政，皆大盜也。」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特徵是皇帝為核心的特權統治集團壟斷政治、經濟、文化資源，而廣大民眾處於被統制地位。因此，代表特權統治集團的皇帝既是國家暴力機器和「普天之下」所有財富的主人，同時又是神性和真理的化身。在一個王朝初期，皇帝往往能約束特權集團，特權集團也相對自律，因此在物資匱乏的同時，可以維持政府相對清廉、利益分配相對公平、道德相對淳樸的局面。
中國歷史上一直呈現治亂更替的景象，即魯迅所說的「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交替出現，其根本原因正在於此種特權統治集團壟斷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的缺陷在於：民眾沒有任何民權和自由，完全處於被統制的地位，因此缺乏自己維護和爭取權利和利益的手段及途徑，只能寄希望於「聖君賢相」的良心。隨時間推移，新一代的特權者越來越樂於侵害民眾利益，王朝肇始的利益分配天平，愈來愈倒向特權統治者一邊。於是官酷民刁、官暴民烈，官逼民反。待到民怨沸騰，又無法通過合法的途徑改變現狀，於是盜賊蜂起，群雄逐鹿，直至新皇帝出現，新的循環開始。
一個王朝的滅亡，是在其建立時已經決定了的。無論聖君、賢相、青天、聖人，無論文治、武功、中興、盛世，都無法改變最終玉石俱焚的悲慘結局。
從明太祖到崇禎，從王朝初的休養生息到王朝末的生靈塗炭，始終不變的也正是特權統治集團壟斷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廣大民眾始終處於被統制地位的社會結構，它不僅造成王朝的更替，導致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帶來廣大民眾的死亡和苦難，更阻礙了新的文明因素和生產方式自發的產生。
可以說，這種「週期性慢性自殺」的社會結構是中國兩千年歷史的最大原罪。
為了維持此種社會結構，歷代皇帝編造了兩千年之最大謊言：這個謊言由如下兩部分組成：一曰「恩賜」，任何一個政權必然會向民眾提供公共服務，而民眾接受公共服務等善事往往被描繪成皇帝的恩賜，於是民眾忘記了皇帝本來就壟斷了行善的權力，而接受公共服務本系自己的天賦人權，反誤認為沒有餓死就是皇帝的功勞，似乎自己生來本該被餓死；二曰「替罪羊」，皇帝們犯下纍纍罪行後，總能及時推出替罪羊承擔全部罪責，而在民眾看來，推出替罪羊反而更證明了皇帝的聖明。
中國人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神力。所有的事情，包括造成民眾家破人亡的巨大罪行和災難，最後都會被美化為皇帝的善舉。這個中國兩千年歷史中的最大謊言，不幸反成了民眾心目中的真理，成了他們全部政治夢想的寄托。於是，中國的歷史，成了一部只見皇帝，不見人民的歷史。皇帝是高高在上的神，人民不過是皇帝腳下的草芥。
二、文革模式及其失敗
1946年在延安，毛澤東與民主人士黃炎培之間，有一段關於國家興亡「週期率」討論，黃先生講：「我生六十餘年，耳聞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史長久，自然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而它的擴大，有的處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利慾所驅使，強於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愈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弱了。一部分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53歲的毛澤東回答到：「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身處14世紀的朱元璋，他是不懂什麼民主的，於是只能用嚴刑峻法和加強中央集權的方式，來避免「人亡政息」。朱元璋死時留下《皇明祖訓》，告誡子孫們切切遵守祖制，殷殷之心可見一斑。1946年的毛澤東正領導一場波瀾壯闊的農民革命，在以上對話中，他強調了民主的效用。在與蔣介石的競爭中，他更是將「民主自由」當作爭奪人心的最響亮口號。但建國後，毛澤東逐漸選擇了另一種有別於民主的個人或少數人的集權模式。由於這種模式以文革為典型和最高峰，出於論述的方便，我簡稱其為文革模式。在大歷史視野中，這種選擇其實具有某種必然性，此中既不乏個人或集團的利益考慮，更是中國歷史循環的巨大慣性所決定的。
文革模式是一種現代集權模式，它拋棄了傳統政治的溫情面紗，而吸收了斯大林主義的現代化因素。這種模式雖在集中力量奪取和穩固政權方面能發揮積極作用，但卻具有某些先天缺陷，由於政治權力逐漸集中於毛澤東一人或極少數人，經濟資源名義上屬於全民實際上由政府官員控制，文化上權力中心等同於真理化身，故文革模式難以改變傳統的特權集團壟斷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堅固結構，反而易與傳統結構相互融合併產生變異，進而形成新的特權者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局面。實踐中，文革模式不僅在中國帶來了包括反右、「三年自然災害」、文革在內的若干次災難，造成民眾的巨大苦難；更對整個民族的精神世界構成毀滅性打擊，致使民族道德普遍墮落，甚至到了個人依靠謊言才能生存、社會依靠謊言才能運轉的地步。
文革模式發展到頂峰即是文革，文革雖起因於黨內鬥爭，本質上卻是中國社會矛盾不斷積累和激化的必然產物，是兩千年專制文化的最高峰。文革的失敗，則標誌著文革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我們仍在走向共和》中強調的：「文革必須死，因為人民必須生。只有對文革以及其代表的極權模式進行徹底的批判，我們才能建立一個民主、文明的社會。」
現在有「左派」為文革叫好，提出文革中民眾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批判」四大自由，可見文革亦有民主自由因素；文革中特權者受到沉重打擊，因此文革也具有反特權爭平等的意義。他們進而主張事實上存在著兩個文革，一個是官僚特權者受打擊的文革，一個是廣大社會成員反抗特權尋求平等的文革，而現在關於文革的言說，皆是官僚特權者利用其話語權，用前一個文革掩蓋了後一個文革。
真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苟如他們所言，文革不僅求民主自由，而且反特權爭平等。法國大革命也不過如此，看來我們確實是大大的失敬了。中國人一向具有能化腐朽為神奇的神力，所有的事件，即使是導致民眾家破人亡的巨大災難和罪行，最後都能轉化為皇帝的善行。這種非凡的想像力和創造精神，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極其罕見的。
但我不解的是無基本人權，談何民主，無獨立思想，言何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批判」，也不過是蛇在馴蛇者的笛聲下翩翩起舞，聊以娛人耳。如果說有兩個文革，那麼前一個文革，確實是部分官僚特權者受打擊的歷史；而另一個文革，則是更廣大社會成員，遭受更殘酷迫害和更非人待遇的歷史。前者在奪回權力後，出於政治考慮，阻止了後者對文革罪行的全面清算和對文革制度根源的深刻批判，導致我們今天對文革的研究，是很膚淺和表面的。
文革是「率獸食人」、「人而相食」，是中國歷史上寰古未有的人道主義災難。讚美文革和謳歌奧斯維辛，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
今天部分民眾「懷念」毛澤東，並非懷念文革，而只是懷念一個政權肇始的政治相對清廉、利益分配相對公平的局面。他們所懷念的毛澤東，只是他們想像中的毛澤東，而非現實的毛澤東，本質上只是一個「聖君」的政治符號。
由於「聖君」、「青天」不常有，民眾往往會造出一個「聖君」或「青天」，以供頂禮膜拜之需。因為他們並不知道除「聖君」、「青天」外，還有其他的出路。
少數以「毛澤東」為旗幟反對變革的「左派」，則更類似於清末的頑固派，他們都是某種拘泥於「祖制」或「主義」而罔顧現實的原教旨主義者；都喜歡戴上「民族大義」或「人民大眾」代言人的面具爭取人心；都孜孜不倦謀求最高權力的支持以阻擋變革。表面聲色俱厲，其實也不過是為了掩蓋思想的空洞和道德的破產。一個擁有清晰眼光和清澈思想的人，往往會基於對歷史的細緻思考和對現實的深刻體察而作出自己的判斷，因而對「左派」的鼓惑是免疫的，他絕不會投未來的反對票。
三、太平盛世及其缺陷
歷史上，昏君常有、貪官污吏常有，而「聖君賢相」則寥若晨星。同樣寥若晨星的，是「太平盛世」。雖然所謂太平盛世，不過是社會的正常狀態，民眾能保有生存權而已，但在兩千餘年歷史中，盛世加起來恐怕不超過五百年。在剩下的時間裡，就是水旱、就是饑荒、就是刀兵，就是盜匪，就是吏治黑暗，就是民不聊生，就是相斫，就是人吃人。
今日之「盛世」，與明清中期的「盛世」，也是有一定相似性的。
明清中期的盛世，呈現出一派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文化興盛、城市興起、商品經濟發展、市民社會成長的欣欣向榮景象。生活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幾乎是每一位帝國臣民的最高夢想。
但表面的繁榮掩蓋著深刻的危機。太平盛世之所以帶著王朝治亂交替的不幸宿命，並往往成為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根本上仍是由傳統社會結構的缺陷決定的：由於特權集團壟斷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格局沒有改變，太平盛世時，特權集團往往加緊侵害社會和民眾的利益，不斷擴大自己的利益邊界。因此，任何一個太平盛世都表現為吏治急劇腐敗、特權者橫行無忌、財富急劇集中，社會道德迅速惡化。在經濟繁榮的情況下，社會尚可容忍特權集團予取予奪的索取，一旦繁榮結束，社會矛盾難免持續惡化。同時，特權集團的壟斷，導致新的文明因素和生產方式無法自發的產生和發展，因此整個文明無法獲得持續的生命力以長久維持盛世景象。以上兩方面因素導致盛世往往曇花一現，於是文明走回治亂更替、由盛而衰的老路。
因此，每一個太平盛世，既是最光明的時代，又是最黑暗的時代，既是最文明的時代，又是最野蠻的時代。它是熱火烹油，鮮花著錦，也是奧吉亞斯牛圈。它是顛峰，也是末路。
寄希望於「聖君」或「青天」的出現，寄希望於盛世能夠永存，拒絕抓緊時間對我們的文明進行深刻的改造，慢則遺禍後代，快則殃及自身。
四、困局與希望
中國今日改革的困境，並不是市場或改革本身之錯，而於我們仍有過於強大的特權集團和過於弱小的民眾，導致政治、經濟、文化資源過多的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特權者坐大，不斷侵害民眾的利益的自發趨勢，是導致歷代治亂更替的根本原因。如果改革不能成為人民的改革，則我們也無法通過改革走出循環。
改革，應當以市場經濟增民財、以公民社會壯民力、以民主自由申民志、以憲政法治護民權，真正成為人民的改革。只有引進市場經濟、公民社會、民主自由、憲政法治等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因素，才能從根本上賦予民眾權利、力量與途徑，去監督、制約、控制特權者，結束少數人對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壟斷，使社會真正回到民眾手中。這無疑是大歷史視野中我們改革的最終使命。
目前的現代化，一直是以執政黨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推進的。由於執政黨集中了大多數社會精英，擁有改革所需的充足政治資源，由其進行自上而下的體制內改革，應該是風險和成本最小的。但由於體制內改革的先天缺陷和不足，如果民間改革者能溫和、守法的推動和支持改革，最終形成體制內改革和廣大民眾推動、支持相結合的良性博弈和互動，並使新的文明因素在中國扎根，則無疑是中國改革的最佳路徑。
進一步而言，體制內改革的缺陷，在於它往往難以理順特權集團和民眾的利益分配關係。日本明治維新過程中，曾採取國家對特權集團贖買的方式，即支付特權者對價，換取他們放棄對社會資源的壟斷。今天有論者提出「腐敗有功論」，認為腐敗實質上是用錢權交易換取特權者對新生產方式的支持，原其本意，未必沒有「贖買」的意味。但撇開其道德惡果不論，贖買和腐敗的區別在於：贖買是社會以支付對價的方式一次性購回壟斷者的特權，而腐敗往往使社會和民眾成為壟斷者無休無止的提款機。這是需要改革者警惕的。進一步而言，改革者唯有保持自身的獨立地位，高舉民權和公正的大旗，才能夠團結更廣大社會成員推進改革，才能避免改革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替罪羊的局面。
改革者更應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探索和改造一切可用於中國現代化的思想資源，例如傳統文化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在改革過程中，民間改革者應力避操之過急。從戊戌變法起，直至其後的歷次改革運動，失之操切往往導致改革的夭折，以及執政者中開明人士的政治失敗，其教訓是極其慘重的。
改革已進行了20餘年，當今中國最關鍵的兩個問題，就是執政黨自身的改革問題，和廣大國民自身的現代化問題。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廣大國民，都應當有改造自己，主導和推動民主改革的胸襟和勇氣。抓住機會，終結治亂循環的不幸歷史，開創新的文明紀元，我們每個人都將成為「為萬世開太平」的偉大英雄；仍寄希望於「聖君賢相」或「太平盛世」，放棄機會，以至中華文明重回盛極而衰的不劫之地，我們每個人則會淪為愧對子孫的千古罪人。百餘年來，為了中國的文明、民主和進步，眾多有識之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不言放棄，不畏失敗，不懼寂寞，決心為中國爭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也以本文，作為對他們小小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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