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0日訊】昨天在敝博發表一則《「文革惡之花」再度開放》的短文，引起許多爭議，這是非常好的事。這說明大家還關注這段讓許多人有錐心之痛的歷史，還能有自己的思考，不管這思考是否真有價值與意義，但能思考併發表自己的看法，就說明我們的心沒有死，血沒有冷，還約略知道那是什麼時代。坦率地講，我認為不少的中國人並沒有從根子認識文革的危害性，也把文革的危害以及給我們國人帶來的傷害看得過於簡單，以為過了過四十年已早已得到相應的清理與思考、批評，這並不是事實。四十年來，官方只是在一些文件中對文革有一些象徵性的否定之辭，對其發生的制度根子，以及其間他們所犯的錯，所作的惡，並無什麼懺悔與道歉。與此同時，許多置身於其間的個體包括像宋彬彬這樣的，從無半點懺悔之心與道歉的言辭表示，以為一切可以就此乾淨得像一張白紙，不顧自己行惡給他人帶來的傷害，這樣又「重新崛起」與「再度開放」的「惡之花」是不少的。這說明什麼呢？罪惡的制度沒有得到深入之批判，為惡之人，沒有得到相應的批評，其間的真相沒得到有效的披露。官方掌權者對文革研究的打壓，以及民間的冷漠，包括像一些所以為的文革已經四十年，個人的批評已經結束，合二為一，形成了一股對文革不過問、不追究、不批評、不質疑、不道歉等一系列「不」的傳統。這種「不」的傳統，在中國尤其根深蒂固，使得許多災難沒得到有效的反思，從而一而再，再而三地使中國人深受痛創。即付出的代價非常慘重，而收穫卻非常的少。有鑒於此，我想從以諸問題，來回答昨日在敝博跟帖的「霜重紅葉」、「叛變時一定叫上我」、「 whywmh」諸君的質疑，對你們的意見我不能苟同。但是我尊重你們言說的權利，並且歡迎你們繼續拿出切實的證據，以及務實理性的批評，讓我們從中加深雙方的溝通與理解，理解不同的看法與認識，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其問題何在？於我們清醒地活在這個災難的國度，或許不無裨益。
一：寬容在何種情形下才能實現？我不談宗教意義上的寬容，因為我不懂宗教。以我世俗的眼觀與現實的衡度來看，寬容不是沒有條件的。寬容到底需要什麼條件呢？我不拿別人的例子來說，我以自家在大災難中活活餓死的五個家人為例，這樣說起來，比較有情感的相關性。我對當局的要求是，公佈大災難的真相，向死難者致歉，並深刻反省造成此一災難的錯誤，從而有效諸多與民生有關的現實問題，這樣我就可以寬容他們犯下的罪行。我們不是說要重新來把他們餓死，血債要用血來還，絕不採取這樣的方式。我們需要的是真相與道歉，在這樣的情形下，可以造成災難的個人，但對制度卻需要進行有效的彌補，使其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二：真相與和解是中國必由之路。中國歷來是個充滿暴戾之氣的國家，政權更迭所用的方式歷來就是流血鬥爭，如此獲取政權的方式，其惡的一面已是天然注定。任何一個靠流血鬥爭推翻另一個政權而上台的新政權，為了穩住自己的暴力政權，不惜一切槍殺異己。當然在所造成的災難深度、時間長度、人口廣度上看，三千來，沒有任何一個朝代所造成的災難有四九年後的災難那麼多。四九年後所造成的諸種災難，在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說是中國歷史災難的總和。從死人數量、受創痛之深、跨時之長、幅員面積之廣、受眾之多、迫害手法之多種多樣，在很多方面可謂空前。四九年後所受的這麼多傷害，從來沒有一點是真正公佈真相的，沒有真相也沒有道歉，更不用在道歉上的賠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寬容與和解。如果官方不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在民眾心底所埋藏的怨恨，那麼整個社會必將為此買單，隨時都有重新走上流血之途的危險。
三：解級鬥爭學說的傷害。四九年後的政權是靠誇大階級差別來深埋仇恨的種子，造就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仇恨與疏離，很大程度上讓人在恐懼之下沒有安全感。將人分成三六九等來加以明目張膽的歧視，以便使等級制度變得看上去是多麼應該。惟成份論、把人分成各種不同的階級，讓人們互不信任，讓人們互相之間為自己的利益，不惜採用一切手段，諸如告密、誣陷等，無所不用其極。官方好用這樣的方式來分化瓦解民眾，讓民眾狗咬狗，從而使他們用極小的成本可以役使龐大的民眾。
四：制度的清理與對個人罪惡的認識並行不悖。我們的制度是專制獨裁制度，這是一個基本常識。這樣的制度靠槍桿子起家，靠流血鬥爭為資本，靠武力鎮壓來維持，這樣的政權，是不符合當今絕大多數國家都遵奉的政治文明理念的，世界上200個國家已經有160多個國家實施民主自由政治，而且這一潮流勢不可擋，必將有進一步擴大之趨勢，這是不可阻擋的潮流，因為人都趨利避害的動物。人可以有很多文化上的不同，但人之趨利避害，人的基本人權是相同的，並無什麼種族、膚色與國別的差異。也就是人權不是族群像征與胎記，即不是哪一個族群所獨有，而是所有人的共享。一句話，我們現今的制度與政治，是野蠻而非文明的。文明的政治理性念是，政府更迭用票決，用民選，而不用流血的方式，所以中國非走民主自由之制度不可。但在走上民主自由之路，對專制制度的清理是相當之必須，沒有這一個過程，就不可能真正實現民主自由。哪怕是走上民主由之路了，也還有從許多方面清算專制制度的惡劣影響之必須。但是對制度的清理，並不能代替個人所犯錯誤的清理與道歉。個人在專制制度要存活下來，固然選擇空間比較少，固然要在某種程度進行惡性競爭，才能生存下來。但問題是，有人想生活得更好，而置他人的基本生存不於顧，甚至趕水平發揮自己的罪惡，這樣的人，不可以制度罪惡而為其擋駕。也就是說，像宋彬彬這樣在文革許多方面獲益的人，在文革方面傷害許多人的人，甚至對文革武鬥有教唆意義的人，是應該出來懺悔並道歉的。像余秋雨的為惡程度雖沒有宋彬彬大，因為他在文革中所寫的批判文章獲益，今天又是一個公眾人物，因此他也必須有所反省一樣，是同一道理。官方應該公佈真相並道歉，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其為惡的個體也不能逃脫此責。
五：民間要求懺悔與高壓強制之區別。有些人說，個人已然了結，誰說的個人已然了結？如海德格爾與納粹為惡，只要人類存在，這樣的罪惡會被千百年以後的人類批評。海德格爾是大哲學家，這不假的，但為惡也不假的，我們會分開來看。對宋彬彬我們也是如此看待的。但海德格爾如果他的母校要把他當成名校友，那更有資格。但沒有誰會替海氏掩蓋他那段醜惡的歷史，海氏本人也不會。但宋彬彬不一樣，不僅本人忌諱不說，不道歉，而且我們這個社會的傳媒也不像德國一樣民主而公開，所以宋的罪惡不為大多數人所知曉。這是一種很大的不同。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任何信息，都有公開之權利，而中國文革的深層罪惡，大規模的傷害，官方不准公開，而且將文革研究視為禁忌，這與德國方面有許多的不同。同理，宋彬彬為惡的行為，與當今政權的罪惡處於同構狀態，所以受到他們的庇護，而得不到有效切實的批評，宋更不可真正認錯。我承認宋在某種程度上是制度的受害者，但在更大程度上，她是制度的受益者以及為虎作倀的人，通過不少的資料已然得到證實。現在知識份子的批評與民間要求宋彬彬的懺悔，不是什麼高壓，不是什麼報復，也不是什麼強權之壓制，更不是拿著槍抵著她腦袋要她認罪，所以這一切與文革用強權脅迫他人認罪是完全不同的。宋彬彬即使不認錯，也沒有人不按法律程序要硬性把她抓起來，只是持續的批評而已。但在將來清算文革的罪惡時，她所犯的罪也應該按照法律得到有效的清理，同時她應該道歉，並獲得受害者的諒解。
六：人不乾淨與人主動為惡。有人說希望像你冉雲飛這樣的人，你也應該懺悔你所做的問題後，再來批評宋彬彬不遲。我想說，這樣的思路與質疑很好。我也並非說自己多麼高尚，在一個污泥遍地的制度下，幾乎上沒有乾淨的人。就像徐友漁在其回憶他文革經歷的《驀然回首》一書中曾經說過的一樣，「人沒有做太壞的事，有時可能只是個機緣問題」。我承認這一點，尤其是我們這樣罪惡的制度下。像民主自由的制度下，他會保證你在大多數情況下無法為害，而不只是個機緣問題，所以制度在個人行動與道德的維度中很重要。我承認文革時我剛出生，我要是那時是個成年人，我也一定會犯不少罪過。當然不會像宋彬彬的罪惡那樣輝煌，因為她是高幹子女，是名校的學生。而我從不好的成份上講，從他們看來下賤的鄉下人的角度看，都不可能有機會為更多的惡，這樣看來當然是我的幸運，但是不幸的是，也因此喪失了我應得之權利。人不靠不住的，總統是靠不住的，好的制度建設，對人之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我自己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為過什麼大惡，但小錯總是有的，但危害甚小。不過，我也不是沒懺悔，請看我曾經寫過的《六十年代的六個註釋》。我是有錯都希望別人指出並改正的人。我再次聲明一遍，我歡迎別人指出我的錯誤以及為惡之記錄，我歡迎別人的批評。如果我有惡行，我一定道歉並懺悔。
七：文革的後遺症遠沒有消亡。文革從時間上講也許結束四十年了，但在心理上講還沒有結束。我們現在依舊是個高壓的國家，言論不自由，很多人的權益受損。官方的統治思路與文革當然有所區別，但其製造恐怖氣氛，讓人民活得很窩囊，其實上講，還是有許多一脈相承之處。研究文革是禁區，甚是會被投進監獄，更不用說你能利用官方文革的資料，以及他們的解檔。當文革還不能正常研究與言說，還不能真正公佈的時候，文革表面上雖然已經結束，但從根子上從骨子裡並沒有真正結束。文革的清理將會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同時對那些在文革中為惡的人，也有一直理性指陳與批評之必要。許多中國人集戾氣與縱容於一身，一方面不寬容，另一方面不長心不長腦子，對惡姑息，養虎為患，造成了不少中國人集仇恨與奴才為一生的性格，也就是暴民與順民的混合體。不是暴民就是順民，或者是二者的混合體，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民，這些都於自己的利益有百害而無一利。
2007年12月19日8：25分於成都
轉自冉雲飛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