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7日訊】【新世紀特稿2007年12月26日】最近接連出現黑龍江省富錦市數萬農民和陝西省原三門峽庫區數萬回遷農民對其土地所有權的公開宣告，以及其他各地農民的類似舉動，同時，「德國之聲」以「中國興起新工人運動」為題報導了工人們決定自行維護自己的利益、就工資待遇問題與企業資方談判的進展。工農勞動群眾如此舉動，其中似乎意味著什麼。
也恰在此時，讀到綦彥臣的《中國進入十年「雙危期」》，看來是對這種變化提供了一種基於政治經濟形勢分析的解釋。筆者對此很感興趣，就把自己的想法也寫在這裡。
綦彥臣在其文中分析了主要涉及經濟的「短波危機」與「長波危機」，和主要涉及政治的「人治危機」與「公義危機」。其中，「短波危機」是指，出口型經濟形勢發生深刻變化，「官營實業界趁勢推出資源全面漲價戰略，並迫使中央決策層面全盤接受」，致使「勞動者的福利（勞保與醫保）仍要處於政府公務人員的水準之下」的現實突出起來，而「資源價格的飛漲，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經濟結構調整的本質要求」，則「勞動力的真實成本必然會隨著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而提高。統治集團恐於政治變數，又必然強化對維權力量的打壓，矛盾繼續深化。預測而言，從2008年開始以勞資糾紛為引信的社會衝突會進入高峰期」。
顯然，德國人看到「中國興起新工人運動」，與這種狀況有很大關係。
其中應該注意到的還有，所謂「官營實業界」，亦即通常所謂國有壟斷企業，它們推動所謂「資源全面漲價戰略」，無意中不僅使得物質資源價格漲價帶動人力資源價格上揚的趨勢，而且更凸現它們的僱員的薪酬收入與一般國有企業及民營企業僱員的巨大差別。
勞資矛盾是近代以來市場經濟的主要矛盾，而在中國，市場經濟畸形發展，中共黨政權力、企業與工農勞動者三方中，勞動者最為弱勢，權力則淩駕于社會之上。勞動者直接面對著企業主，他們要爭取組織工會、集體談判的權利，卻遭到權力的壓制。勞動者在自身的成長中保持對企業主的壓力，可以推動企業主成長為較為獨立的社會階層，然而，如果在「左派」的推波助瀾之下摹仿西方社會那樣的勞資對立，極端仇視資本、動輒指責「血汗工廠」，就有可能走向極端，制約企業家階層成長，將其完全推到權力一邊，擴大與權力結盟而與勞動者對抗。在現實中，「以勞資糾紛為引信的社會衝突」，作為引信的勞資糾紛，有可能推動勞動者對公民權利的領悟、把握，推動企業型社會成長，也有可能炸燬企業型社會良性成長的可能，象電影《子夜》的結尾那樣，工人入獄、民族企業家破產，結果漁翁得利。
企業家與權力有矛盾，也很容易合作與結盟。房地產商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在央視節目中分析房市，檢討萬科拿下兩塊「地王」的行為，冼岩視之為「王石與政府有關部門早有約定（或默契）的一次良性互動」，並讚賞「政府調控經濟手段的進步」。其實，中共政府調控房市的作為，表明它對自己壟斷土地毫無反省，只一味地動用各種手段打壓房地產商，王石在電視節目中公開反省，表明了企業家的人格與社會責任心，也反襯出中共政府的冥頑不化。
觸及到地權，就再來看綦彥臣分析的「長波危機」。
他認為，「長波危機」是「土地資源約束下的全面衰退」：一方面「土地資源遭遇硬約束必然導致粗放型經濟的迅速衰落，從而使中國經濟由過熱突轉偏冷」，另一方面，中共政府所謂「科學發展觀」終究服從於增長，粗放經濟仍有「重複與擴張」的衝動與潛力，這樣，「能源供給約束必然使經濟體系失去彈性」，同時也加重環境生態的破壞，「預測而言，2009年至2011年將是三年中等衰退期，之後大衰退期將出現在2016至2017年之間」。
中共政府把持著城市地權，也實際控制著農民地權，它以批地獲利，還可以收回批出而閒置著的土地，得到更大的周旋空間，是「長波」中的變數，而農民逐漸覺醒的對土地的權利要求，在這「長波」的中期裡或許不會有很大突破，但它卻是更長時期中的變數。德國人認為，「中國的工人運動正在形成。要不了多久，它將成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工人運動」，相比之下，農民運動更是一種「慢變量」，然而它在中共政府的壓迫下漸漸地積聚能量，它的發展有可能根本性地扭轉中國市場經濟畸形發展的勢頭，並對工人運動形成有力支持。
中國共產黨聲稱它是所謂「三個代表」，但是它實際站在了工人、農民的對面，頑固地堅持著它自己一黨的利益，頑固地要人們相信，它一黨的利益就是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利益。幸運的是，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都開始展現它們自己的勢頭，表明著工農群眾對於他們自身權利的意識、對於他們自身利益的覺醒。無疑，這是2007年末之際能想到的最令人興奮的事情。
附錄：《綦彥臣：中國進入十年「雙危期」》
如果說1999年下半年江澤民採取宗教鎮壓與逮捕重點異議人士的政治動作，是出於政治恐慌的話，那麼八年之後的今天，真正的政治恐慌則悄然臨到。並且，這樣的政治恐慌的真實背景是中國社會進入了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危機時期。初步判斷，從2008年開始，中國將經歷十年的政經雙重危機時期。
短波危機：社會不公條件下的資源價格飛漲
鄧氏改革以來，歷三十年，畸低的資源價格塑造了出口型經濟。中共統治集團上世紀末對外匯儲備的渴求，變成當下對畸高外匯儲備的恐慌。一些民族主義情緒深重的學者開始從倫理上質疑出口導向型經濟，稱之為「中國供養世界」。在這種倫理思維之下，官營實業界趁勢推出資源全面漲價戰略，並迫使中央決策層面全盤接受。這樣，中國在國際資源方面定價權的缺陷就由國內經濟體系來彌補；這樣，一個最直接的結果是國內工資水準仍然無法真實反映勞動力成本。通俗地說，勞動者的福利（勞保與醫保）仍要處於政府公務人員的水準之下。
人民幣升值是國際經濟與政治壓力之下的政治選擇，而非國民經濟真實核算的結果。如果有一個真實的勞動力成本計入升值因素，那麼中國的出口導向經濟必然會全面癱瘓。資源價格的飛漲，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經濟結構調整的本質要求，如放棄出口導向型經濟轉而為全面內需的經濟模式。要實現這樣一個轉變，需要的時間應在五年以上、十年以內，而這個期間勞動力的真實成本必然會隨著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而提高。統治集團恐於政治變數，又必然強化對維權力量的打壓，矛盾繼續深化。預測而言，從2008年開始以勞資糾紛為引信的社會衝突會進入高峰期。
長波危機：土地資源約束下的全面衰退
中共在經濟方面統治中國的兩大核心法寶，一為金融國有化，二為土地無值化。前者的狀況正在改變，後遺症也正在暴露即貨幣政策完全失靈，僅具「表演意義」。後者為權力資本階層提供了「水變油」式的資本升級捷徑，從而使土地資源由無值化到高值化的過程成為經濟增長的興奮劑。目前，珠三角地區由於土地資源約束，導致了大量企業停工或內遷；在長三角地區，土地資源供給也到了極限；稱為第三極的環渤海經濟圈土地供給已日趨緊張，預期內只有北部灣新經濟圈尚屬富地區域。土地資源遭遇硬約束必然導致粗放型經濟的迅速衰落，從而使中國經濟由過熱突轉偏冷。
在另一端，中央決策集團也很有可能放棄「18億畝耕地紅線」，再促經濟增長，隨之而來的能源供給約束必然使經濟體系失去彈性，並成為全球性問題。重複與擴張的粗放經濟增長水模式也將使環保問題國際化。預測而言，2009年至2011年將是三年中等衰退期，之後大衰退期將出現在2016至2017年之間。
人治危機：國家權力高端的歷史性成本
說到底，任何形式的成熟法治都是人治，即道德人的司（執）法。中國由於法治缺憾深重，才誇大了人治的危險。而中國的人治危險從技術層面上講，就是黨政一體。在黨政一體的「內部人」選拔機制上，肯定產生不了道德的人治。目前，以1950年出生為中心時點，上伸五年（至1945）、下延五年（至1955），觀察中國高層政治家的年齡構成，備位將來核心層面的人物幾乎統屬此區間。這一代人成長於中共權力惡性膨脹時期即「反右」至「文革」這個政治災難區域，由社會因素構成的人格品質存在天然缺陷，如嚴重的投機心理、罔顧社會公德的政治作為，被表現欲遮蓋的麻木不仁。
一直為社會公眾譏諷的假學歷（位）問題，是為表徵；在宗教鎮壓過程，這一代人中部分「政治精英」對「文革」大批判語言的熟練運用，反映出了這代人政治倫理的本質。
公義危機：法院腐敗病入膏肓
對中共命運高度負責的體制內政治家對司法腐敗持激烈批評態度，如大法官肖揚從2003年起就公開發誓要治理法官腐敗問題，但四年過後，法院的腐敗已經從立案與審判環節縱深到了執行環節。法院及其工作人員侵吞勝訴方的執行款的事情，已經不再是「奇聞逸談」。在一個初級法院，一位主管執行的副院長夥同兩位庭長及院外的「關係律師」，侵吞執行款達700萬元。其中一家大型國企的400萬元執行款竟然被侵吞140萬元，「收費」比例高達35%。一般情況下，法院執行部門要與勝訴人達成一個分成協議，其比例基本上不高於30%。該案件的引發看起來完全是一場「陰謀」——企業為對付下崗職工討薪，向討薪者「爆料」，說出法院曾侵吞140萬執行款的「歷史事實」。憤怒的討薪者圍堵了法院大門。
與法院系統病入膏肓的腐敗相聯繫，憲法被曲解、刑法的部門利益化在另一端突破了公義底線。如一直為民間學者所詬病的刑法105條，在「社會主義」政治概念尚未清楚與最後定義的情況，就「以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為要件施行已久。由此積累了大量的、深層次的政治矛盾。
危中求機：希望在民間
就目前狀況講，民間強烈的抗爭意識正在向危機意識轉化，危機意識又促使民間進行自救博弈，如要求法律改進。這種訴求在2010至2017年之間將會形成更大規模的社會共識，相信屆時「全民公決入憲」也將成為主題訴求之一。也可以相信到六四時間30週年之際（2019），無論中共當局還是民間力量均會面臨政治變革的生死抉擇。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