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教育——中華民族不能承受之痛

王德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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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日訊】教育作為人類文明傳承的載體,其優劣關乎一個民族的興衰存亡。從某種意義而言,一個民族是否能真正強大或崛起,應該首先看這個民族的教育是先進還是落後。如果一個民族的教育是處於時代的領先地位,那麼這個民族必將強大,相反,如果一個民族的教育處於落後的地位,那麼這個民族也必將落後,縱使在某個時期這個民族顯得強大,這種強大也必然是虛幻的、暫時的。由於其缺乏堅實社會基礎的支撐,沒有發展後勁,因而必將很快衰竭、崩潰。

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已經一再證明:教育是一個民族發展強盛的根本保障。二戰之後,在戰爭的廢墟上,西德與日本選擇了優先發展教育,他們從剛剛熄滅的戰火中拾起的不是仇恨與沮喪,而是鮮花與書本。他們深信教育是他們掌握未來命運的正途。幾十年後,人類發現那在二戰中被打趴下的德意志民族與大和民族又站了起來,又躋身於世界列強之中。中國古代的強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中華民族重視教育的傳統分不開的。

教育就其總體而言包括硬件與軟件兩方面。所謂硬件就是指教育的投入,一個時期社會用於教育的資源情況,表現為可見的教育條件的優劣狀況。軟件就是指教育的精神、理念,教師的素質,這是主宰教育方向與目標的。一個社會教育的先進與落後,顯然不只要看該社會教育硬件的情況,更根本的應該是看該社會的教育軟件,即主宰教育的核心價值。一個立足於人類普世價值,以人類的先進文明為基準,以培養適應整個人類文明準則為目標的,能兼容并包、海納百川的教育,才是符合人類發展潮流的教育,是站在人類長久福祉基礎上的教育,因而是先進的教育,而相反那一切狹隘的民族主義、專制主義、國家主義主導下的教育都是落後的教育,因為它們不是為了培養人,而是為了將人培養成工具和奴隸。

那麼,中國今天的教育究竟處於什麼狀況呢?從近年來教育領域的一系列群體性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教育不僅僅是落後,而且已病入膏肓、積重難返,中華民族正陷入慢性自殺的生死關頭!

一、中國教育的三大痛狀

中國教育積弊已深,各種怪象難以勝數。近年來教育領域的突發性事件頻發,集中反映出中國教育的病象。通過分析這些突發性事件,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教育的癥結,從而為最終尋找到根除中國教育積弊的良藥提供借鑑。

中國近年來教育領域突發性事件總體而言可以歸納為三種:其一是群體性抗爭事件;其二是惡性暴力事件;其三是高發性自殺事件。這三種事件看似互不聯繫,其實都從不同側面揭示著中國教育的病症,反映著中國教育的痛象。

1、群體性抗爭事件

中國教育領域群體性抗爭事件近年來有逐年增多,規模增大,持續時間增長的趨勢。2006年更是達到一個高潮,成為中國校園群體性抗爭事件有代表性的一年,從有案可查的公開報導中,我們就能發現有如下一系列事件:

12月4日,國有民辦的黑龍江省方正一中高一學生近200人走上方正縣城街頭,抗議方正學校收取學生寒假補課費每人每月150元。

10月29日,江西十所職業學院近6萬學生聯動抗議,計劃到南昌市中心遊行。此事驚動了胡錦濤,當局出動數千警察圍堵各校,阻止了遊行。抗議原因是學校頒發與承諾不符的畢業證書。

10月24日,江西服裝學院一萬多名學生騷亂,原因是學生不滿文憑不獲社會承認。

10月21日,江西贛江學院數百名學生暴動,原因是學制與校方早先的承諾不一致,校方對學生反映的問題又遲遲不作處理,引起學生極大不滿,於是學生砸打教學大樓、宿舍和餐廳玻璃,砸壞並焚燒公安防暴車,並攔堵校門口道路。

10 月8號,西安郵電學院有300多人示威遊行,抗議校方, 以考試成績差為由,要求學生退學,或每年補交4500元試讀費。

10月1日,是北京限定取締不符合辦學資格的民工子弟學校的最後期限,因此,全市二百四十間受影響的民工子弟學校中,九成已經關閉。自八月底起北京大批公安闖入民工子弟學校執行停課令,導致學生、家長與公安發生衝突。

10月15日,河南鄭州大學二級學院升達經貿管理學院發生學生抗議騷亂,上萬學生搗毀校內汽車、自行車,打碎窗戶玻璃,怒罵校方為「騙子學校!教育欺詐!」。原因是學院發給學生的畢業證與招生時承諾不一致。

從這些群體性抗爭事件,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幾方面特點:其一是校方不兌現招生承諾侵害了學生的權利。從江西的職業學院,到鄭州的升達學院,都是學院招生承諾不兌現,學生每年在付出上萬學費後,換來的是不為社會承認的文憑;其二是學校加重了學生的經濟負擔。從方正中學收補課費,到西安郵電學院通過增加收費來處罰學生,以及北京強行讓民工子弟到公辦學校上學而增加了上學成本,這都是利用權力增加收取學生費用;其三是從學校到社會沒有提供給學生正當申訴的途徑,學生不得已採取對抗甚至暴力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其四學生面對教育權力部門處於無可選擇、任由宰割的弱勢境地。

2、惡性暴力事件

近年來中國教育領域惡性暴力事件頻發,這從另一個側面標示出中國教育的失敗,體現出中國教育變革的急迫。僅從2006年10月的報導中,就可以看到如下一些校園暴力事件:

10 月23日,國家級重點中專之一的廣州市經貿學校,發生兩批學生群毆事件,有七名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送醫院治療,其中三名傷勢較重。

10月18日,海南省機電工程學校萬寧籍學生與儋州籍學生發生矛盾,隨後發生衝突,並有學生持刀傷人,造成5名學生受傷,其中一名受傷學生被送往醫院搶救。19日晚上,兩地學生糾集在一起,準備互相報復,警方接警後及時趕到制止雙方過激行為。

10月11日,原雲南昭通市魯甸縣梭山中學一名普通的初三學生彭啟榮用炸藥炸死了同班16歲的花季少女蔡發春。據同班同學及好友揭露:班上學習好的同學都是彭啟榮要殺害的對象!

同時在最近幾年來,我們還記得引起社會關注的一些校園重大惡性事件:
2005年6月北京大學一名學生因戀愛而將自己的競爭者連砍八十餘刀,使其當場死亡。

2004年2月雲南大學大四學生馬加爵因覺得同學瞧不起自己而將同宿舍四名同學用鈍器擊打致死。

2002年3月天津醫科大學臨床醫學系的大三學生馬曉明只因被勸退學怕挨批評而殺死自己的父親、奶奶。

這些讓人聞之色變的校園惡性暴力事件,以極端的方式暴露出中國教育的病態,使人從中感受到中國教育的悲哀。通過這些校園惡性事件,我們可以發現如下特點:一是殘暴性超乎尋常;二是起因於極其普通的一些小事;三是近年來有由個體性暴力向群體性暴力演化的趨勢。「

3、高發性自殺事件

中國在校學生自殺情況近年日益引起社會的關注,從有關調查顯示來看,中國學生尤其是高校學生自殺率比世界大多數國家學生自殺率要高。

據北京高校大學生心理素質研究課題組的報告顯示,中國有超過60%的大學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問題,並且這一數字還在繼續上升。2004年,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陳志霞等人運用「自殺態度調查問卷」,採取分層抽樣方式,對1010名大學生的自殺意念與自殺態度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有過輕生念頭的學生佔10.7%.在中國高校中存在如此高的自殺傾向的人群,這力證著中國教育的失敗。

2006年11月,北京某高校一女博士生自殺,通過調查發現她並沒有碰到什麼特別重大的問題困擾,可見這種自殺主要並非是外力的促使,而是內心的失衡所致。我們從公開報導的類似高校學生自殺事件,都能看到這種心理失衡導致自殺的影子。

可以說近年來中國高校學生已經成為自殺的高危人群。從這種高自殺率中,我們固然可以尋找到諸多社會環境的因素,但是我們不能忽視教育自身的責任,作為塑造人的靈魂、引領社會健康生活的校園,居然出現如此頻繁的自殺現象,這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

二、中國教育之痛的根源

從以上事件中我們看到了中國教育失敗的嚴酷現實。那麼,導致中國教育失敗的根源在哪裡呢?

1、群體性抗爭事件控訴著中國教育產業化、官僚化的罪責。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權力資本化的公然橫行,作為社會稀缺資源的教育自然也成了權貴垂涎的對象,於是超越國民普遍承受能力的教育產業化被推出,為教育領域的官商勾結掠奪民財提供了政策支持。作為官商勾結的載體——二級學院與民辦高校大量湧現,與此同時公辦高校也大幅度提高收費標準,使中國教育成為民族難以承受的劇痛!

據專家指出,按照國際上通行的高校收費標準,學費占人均GDP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而中國的高校學費(含住宿費)已接近人均GDP的80%左右。自1989年以來,中國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增長2.3倍,而教育收費卻增加了25-50倍。

在如此高昂的教育收費下,中國大量普通家庭要送一個孩子上學,不僅要傾其所有,而且常常是債台高築。與此同時,大學生就業日益艱難,形成投入與收益嚴重不對稱現象。不僅如此,許多權錢勾結下的二級學院為了招生而虛假承諾,導致學生在付出高昂學費後最終換來的卻是一張不能為社會認可的文憑,從而激起了學生的強烈不滿。2006年江西、鄭州等二級學院及職業學院學生群體抗爭正是這種矛盾激化下的結果,同樣黑龍江方正中學及北京民工子弟學校的事件也有權力與利益勾結的影子。

可見中國近年來學校群體性抗爭事件是教育產業化導致學生利益受損與社會經濟不堪承受的直接結果。同時高校教學管理體制的官僚化,社會提供給學生申訴途徑的貧乏化,也是導致學生最終採取激進的群體抗爭方式的重要原因。

2、惡性暴力事件昭示出中國教育違背人性、崇尚暴力的實質。

中國近半個多世紀來的教育都是在革命旗號下的血腥灌輸,它培養青少年的嗜血本性,為暴力奪權尋求正當性註解。看看學校從幼兒入學那一天起就以鮮血染紅的各種旗幟、領巾來作為孩子膜拜的對象,以所謂革命的高遠虛幻目標來裝飾起殺人的正當,祭拜出暴力的英雄。在這種教育之下,人們普遍形成了輕視生命、缺乏同情、自私冷漠、唯我獨尊的病態人格,爭強好勝、鬥勇比狠,就成了一種時尚。

看看近年來那些發生在校園的惡性暴力事件,究其起因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多是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引起,或者為了一點虛榮的面子,有的甚至就因一言不和,或一個神態不順,都導致暴力相向。至於雲南初中生炸死花季少女,更是只能從病態心理來求得解釋。這種學生病態心理的形成,教育是難辭其咎的。校園應該是一片塑造健康靈魂、培植健康人格的淨土,然而現在卻頻繁出現如此病態的惡性暴力事件,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教育已背離人類教育的本質,而走上了反人性、反文明的邪路。

3、高發性自殺事件暴露出中國教育工具化、奴化的本質。

作為人類文明傳承載體的教育應該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其一是使人成其為人的教育,即人性的培育,人的權利義務觀的培養;其二是科學知識,即對自然與社會規律性的認識;其三是技術工藝的繼承與傳授。在這三個層次中,人性的培育,人的權利與義務觀的確立是教育的根本,是人類文明的集中體現,也是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人類正確權利義務觀是處理社會一切關係的基礎,是平等、自由、博愛及民主、法治的根基,同時也是調節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係的準則。人類一切健康心理的建構也應該以正確權利義務觀為基礎。人類因有權利而尊嚴,人類因有義務而謹守。

作為文明傳承的教育應該以培養健全人格為基本要務,只有健全人格,才會增強抵禦社會各種風浪的能力。然而中國今天教育領域的學生卻成為自殺的高危人群,這彰顯出中國教育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根本原因在於,中國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教育是完全在政權掌控下的教育,教育完全背離了傳承文明的職責,而沉淪為權力統治的工具。教育培養人正確權利義務觀的核心目標被抽空,只成為自然知識與技藝傳授的工具。在這樣的教育下,人被當作權力需要的工具,就如機器的螺絲釘一樣,人的自身價值被漠視。一個沒有正確權利義務觀念的人,是不可能有正確的人生觀的,也不可能有嚴肅的責任感,因而也就沒有抗禦社會震盪的能力。這樣的人心理不會有平衡,因為一切心理平衡的依據是正確權利與義務觀。而沒有心理的平衡,自殺與殺人就成為常態。

籠統而言,人類的暴力可以分為虐人與虐己,虐人就是傷害他人,虐己就是傷害自己,而虐己的極端就是自殺。導致虐人與虐己的根源就是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根源就是沒有正確的權利義務觀。當教育棄置了對人的權利義務觀的培養時,也就完全背離了其宗旨而淪落為權力的幫兇。所以抽空了權利義務觀培養的教育就是權力奴化的工具,就必然產生毀滅社會的惡性暴力事件與毀滅自己的高發性自殺事件。

4、教育之痛的總病根

導致中國教育領域群體性抗爭事件、惡性暴力事件與高發性自殺事件的根源是教育產業化、教育反人性化與教育的奴化,而導致教育產業化、反人性化與奴化的根源是極權政體。極權政體壟斷社會一切領域,教育也難於倖免。被極權壟斷下的教育,一切以服務極權統治為目的,喪失了傳承文明的天職。在極權之下教育只充當權貴漁利和統治的工具:極權為漁利而推行產業化,使教育成為掠奪民財的工具;極權為尋求暴力奪權的正當而推行反人性化,使教育成為暴力的維護體;極權為維繫統治而推行奴化,使教育成為挾制靈魂的幫兇。這種對國民從經濟上剝奪與從靈魂上挾制的教育既是極權政體的現實需要,也是極權政體的本質反映。可見中華民族教育之痛源自於極權之病,教育領域的各種病態都是極權政體總病症的表現。

三、根治教育之痛

如上所言,中國教育之痛源自於極權政體之病。要想解決中國的教育問題就必須從解決極權政體入手。只有結束極權政體,將教育從權力的奴婢地位下解放出來,由權主教育變成民主教育,使教育恢復其傳承文明的本性,這樣才能根除一切教育領域的病痛。從極權解放出來的教育將具有如下特點:

其一,教育的投入是民主透明的。極權之下的教育一切的投入唯官僚意志決定,投入多少與投入方向取決於權力統治的需要,而不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投入的不足與浪費的巨大構成了教育領域的貧血現象,形成教育不能滿足國民需要的狀況。據教育部部長賙濟2006年3月份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透露:中國教育的財政投入佔GDP的比重只有2.79%。2003年9月聯合國專員托馬舍夫斯基考察中國的教育結果顯示,中國的教育經費在世界151個國家中,名列第149位,連非洲的烏干達都趕不上。就是這樣少的投入,中共政府仍不能100%投入到位,它只承擔教育投資的 53% ,剩下的 47% 則要求家長或其他來源去填補。可見極權之下對教育的漠視,造成中國教育嚴重滯後,以至阻礙社會發展。只有民主社會才能保證國家對教育投入的比例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才能避免投入的浪費。

其二,教育的目標是服務於社會大眾而不是服務於政權統治。在極權之下,教育只是充當政權服務的工具,一切以維護權力統治為目標,因此反人性、反文明的謬論邪說大行其道,培養出一批批背離人類普適價值,危害社會正常發展的崇尚暴力、狂熱偏執的民族主義、拜金主義與法西斯主義者,導致社會危機日益深重,民族災難接連不斷。民主下的教育必將以人類的長遠福祉為目標,以普世價值為核心,以和平、包容、多元為形式,使教育脫離出權力的桎梏而成為完全服務於社會普通大眾的工具。

其三,教育回歸傳承文明的本性。教育以真正培養人的正確權利義務觀,使人成其為文明人為第一要義。任何離開權利義務觀培養的教育都是奴化的、工具型的教育,因而也是違反教育本質的。中國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教育完全脫離人的權利觀,而沒有正確權利觀下的義務觀也只是病態的奴隸性的義務觀,而不是現代文明意義上的義務觀。沒有正確權利義務觀的人不能稱為現代意義的公民,只能算是專制時代的臣民。沒有現代權利義務觀的確立,社會行止就會失據,各種社會關係就無法理順,現代文明的社會秩序就無法建立,社會暴力與個體自殺就必然普遍。所以現代文明社會的教育必是培養現代權利義務觀的健全公民人格的教育。

為瞭解除中華民族的教育之痛,使中國真正崛起於世界,我們必須根除極權對教育的壟斷,將教育權歸還於民。只有還權於民的教育,才能以社會發展需要為目標,保證硬件上的科學投入與學科上的合理設置,尤其是教材上的合理編制,也才能最終保證教育持守傳承文明的本質而不至淪為權力或金錢的工具。

2007年1月於北京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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