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3日訊】關於毛澤東反右派的起因，我們分析了遠因，近因，他本人品質的原因和共產制度的原因。至於，反右運動的性質、過程及其歷史影響，這將是我在下卷:《較量正未有窮期___從反右派運動的過程及其後果說開去》中，要展示和研究的課題。這裡，只能囫圇吞棗地說上一句:「鳴放的中心內容，是具有民主個人主義理念的知識份子，要共產黨兌現自己的民主承諾。」不管右派是自覺還是自發，是居心反黨還是不曾有反黨的動機，但中心內容就是要毛澤東實現他說的甜言蜜語。比如他再三散佈的美麗的政治幻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在這個國家內，『有一個獨立的民主政府，有一個代表人民的國會，有一個適合人民要求的憲法』；『經濟是向上發展的，農業、工業、商業都大大的發展，並由國家與人民合作去經營，訂定八小時工作制，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對外國和平通商，訂立互利的的協定』；『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種優秀人物的天才都能發展，科學與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國沒有文盲』；『軍隊不是與人民對立的，而是與人民打成一片的』。毛主席說:『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國家，中國很需要這樣一個國家。有了這樣一個國家，中國就離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變成了自由平等的國家；離開了舊中國，變成了新中國。』。」（轉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24頁）。像這樣意思的話毛百說不厭，在共產黨的報紙上可以說是連篇累牘，甚而至於在《解放日報》社論《切實保障人民權利》中，說了如此決絕的狠話:「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只在於要不要民主、給不給人民以民主自由。」這句話中的「只」字，就意味著不給任何其他選擇，也不允許有任何的動搖，表明結論的決絕。社論接下來說:「而民主與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其他自由權利是不是得到切實的保障。」（1941年5月26日）如果以此來衡量中共八年來的執政；不來拐彎抹角那一套，乾脆地說:「中共就是反革命！」——這是在客觀事實上，與他自己的邏輯上，會一致地得出的結論。在這一點上，劉賓雁也是這樣認為:毛澤東「把1949年那場革命變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澤東的邏輯來重新來一次定性的話，反革命就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了。」（見《誰是反動派》）右派之所以為右派，撇開具體的表現形式，就其言論的本質功能而言，就是會提醒人民認識到這個「一致地得出的結論」。八年來共產黨執政的事實，說明共產黨歷來的所作所為，相對於他的民主承諾來說，完全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它廣為宣傳的「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是不打折扣的謊話，按實情說，不是「選擇」得逞了，而是「欺騙」得逞了。如果說共產黨，或者說毛澤東有甚麼了不起的地方值得人們「驚佩」，那就是，其欺騙之能量竟能如此之大！能使受騙者舉著拳頭要打倒揭露事實真相者。這也是反右運動能夠轟轟烈烈地展開，工農能夠義憤填膺地反擊自己真正利益的代言人，全國能夠一致起來自掘墳墓的根本原因。
因此，通過反右我們有一個發現:毛澤東騙人（包括對他的戰友和政敵，知識份子和人民大眾）的絕招，是讓你自掘墳墓。
雖然大鳴大放是毛澤東的一場最卑鄙無恥的陰謀詭計，但畢竟又是一場全國規模的空前絕後的大講特講實話的大運動。而這些實話就是為共產黨掘的一個大大的墳墓，共產黨的所有作為，都是一步步地時快時慢地向這裡進軍。我絕對相信，共產黨最終會在這裡葬身。這是既不依共產黨又不依右派的意志為轉移的。
鄧小平所指出的「制度不好」的方面，早在20多年前右派就比他更廣泛，更正確，更有高度和深度，更由於指出得一針見血便更振聾發瞶，因而更具時效和療效。當時的實情是這樣的:右派從宏觀上講，還不是要反天，而是要「補天」，正如王造時被打成大右派後給周總理信中所說：「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唯恐天下不亂之誚。」又如原載於北大校刊123期姚仁傑同學的文章題目所示:「黨啊，我們批評你，是真正愛你！信任你」。也如被保留下來證明「反右正確」的五個大右派樣板之一的彭文英，當時表明心跡說的:「例如反革命分子，他處處找大廈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廈；我也來談談這裡有缺點，那裏的窗子破了，我是來為大廈補缺的，為的是使大廈更好……」直到死前，他還堅持:「那不行，這是重要的原則問題，一定要講清楚。絕不能把幫助救火的人，說成是趁火打劫，這是完全錯誤的，我一定要講清楚。」更如劉賓雁，只是出於為了中國好和中共好的單純動機，才給毛澤東寫了信:「……請您注意：一，黨內高級幹部中，一個特權階層已經形成。他們已完全脫離了黨組織與群眾的監督，成為新的貴族……二，在多數工礦企業中，黨的組織處於癱瘓狀態。東北的一些工廠中，黨員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機關中，黨內健康力量不得伸張，佔優勢的仍然是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有些機關黨員領導幹部政治熱情衰退……者竟達三分之一以上……關於黨與群眾關係的普遍惡化，就無須寫了」。毛澤東在半年以前，也曾發出過「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的警告。但這類話只能由毛澤東本人說，別人要議論這樣的可能性或現實性，就意味著對黨的「誣蔑」，犯了「攻擊」罪。
劉賓雁後來才知道：就在寫這封信的前十三天，即1957年5月12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他寫的關於上海鳴放情況的報導《上海在沉思中》，毛澤東看到，當即批示：「看來，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亂」。已經下決心發動反右運動的毛澤東，顯然是把劉賓雁看作是「要在中國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亂」的「右派」代表。但毫不知情的劉賓雁卻還要如此多情地進言，這就真是毛澤東後來嘲笑的「自投羅網」了。（高伐林《我怎樣自投「右派」羅網：劉賓雁回憶半個世紀的往事》）『但是，凡是稱得起「右派言論」的意見，都的確是擊中了要害。他們的悲劇大多是，本想給惡狗治好狂犬病，卻被毒汁四濺的惡狗反咬了一口。你若用前瞻法，讓時間順延，你就會看到毛澤東這只惡狗，瘋狂到何種程度？彭德懷政治把脈後的診斷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越來越狂，越狂越熱，任意逞瘋狂，瘋狂到天不收地不留，直到瘋死；直到死後，屍體上的瘋毒、瘋菌仍在中國大地上傳播著像「猩紅熱」瘟疫一樣的「毛紅熱」，掀起一陣陣的崇毛狂。
發狂啊發狂！上帝讓一個人滅亡，先讓你發狂。
一，右派言論大觀
要翻出當時的右派言論，讓現在人看了也不能不浩歎其真知灼見。可惜這些警世良言不但未被採納，而且遭致了人身家國的大災大難。從而，我們也看透共產黨遠不是不堪造就，不可救藥的問題，而是你打死瘋狗還是讓瘋狗繼續成千上萬地咬死人的問題。直接了當地說就是，除了打倒黨天下，別的說法和做法都是自欺欺人，自誤誤國，繼續自掘墳墓。
現在，讓我掛一漏萬地列舉出當時右派言論的主要之點，供人們撫今追昔，以史為鑒，使打倒黨天下的民主運動，能夠前見古人，後見來者。
第一，聲聲聲討「黨天下」
儲安平指出的「黨天下」三個字，不僅找到了萬惡之源，而且將毛澤東關於國家民主化，聯合政府等等一系列誘人上當的謊言及其搞專制復辟的真實嘴臉，置於光天化日之下。作為歷史人物的儲先生之所以偉大，是今天的人們仍受他的啟示，認定，如不廢除黨天下，不僅目前的一切弊病如貪污、特權，發展權貴資本、對群眾巧取豪奪，鎮壓異議人士（包括群眾上訪），壟斷一切媒體並強迫媒體造謠，取締宗教信仰自由，群體滅絕法輪功。。。。。。這些浩劫將會持續下去，並且日益表明，胡錦濤上台，不僅在作惡上江規胡隨，而且又創糟蹋人權的新記錄。
反右前後，大半個世紀的時間提供的確鑿無疑的歷史結論是，毛澤東是民主的死敵！共產黨是民主的死敵！「死敵」也者，不是民主死，就是共產黨亡。有民運人士與虎謀皮，說:「只要實行民主，還是讓你們共產黨來領導。」這無異於告訴厭氧菌:「只要人民能吸到充分的氧氣，保證把你放進氧氣裡讓你大活躍而特活躍！」
儲安平的「黨天下」論，有的放矢，具有歷史觀的深度，世界觀的廣度；對現實是一針見血，言簡意賅，句句珠璣，天下傳誦，先睹為快；越雷池犯禁忌，明星隕落，而其奇文益彰，天馬行空，不廢大江千古流日夜！所有右派的言論，都是對萬惡的「黨天下」的有力舉證，病理解剖，沉痛控訴和嚴正審判；激情一點的，便會聲聲血字字淚，甚至喊打，喊殺！也就是鄧小平後來迭次喋喋的所謂「殺氣騰騰」。意見間的相互呼應，協調補充，使意見的總體宛然形成了一個滴水不漏，美玉無瑕的完整系統。無怪乎歷史學家翦伯讚說:右派言論好像是「集體創作」。（61）但這只是不謀而合，而不是鬥爭會上聲討的那樣，每個右派的言行都是有陰謀，有綱領，有組識，有計劃地向黨進攻。事起之因，很可能是對有目共睹的事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想當年，儲安平先生話音一落，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老先生立即喝采，直呼:「verygood！verygood！」
43年後，曾任《新觀察》主編的戈揚女士憶起該文，仍是不勝感歎，讚不絕口:「現在重讀『黨天下』，真是句句珠璣，不忍失手啊！」（《爭鳴》2000年4月號）我上面說的「句句珠璣」就是從她這裡抄來的。這便是右派言論中的核心觀點，是對「老和尚」致命的當頭一棒！請看原文:
儲安平：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於「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單位大小，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甚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樣的想法。從而形成了今天這樣一個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突出，黨群關係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導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個，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沒有一位黨外人士，是不是黨外人士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儲先生決不是逞一時之興，逞口舌之快，想發驚人之語，或是為一時，一事所激怒而發出的憤激之言。否。這是儲先生的思想本色。有人寫文章揭出「『黨天下』的原版」，指出儲先生於十年前，1949年3月8日發表在他主辦的《觀察》雜誌上的專論《中國的政局》，其中第四節寫道：「坦而言之，今日的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
「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而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共產黨的對人只有『敵』『我』，跟他們跑的，他們可以承納，不跟他們跑的，他們一律敵視。一切都以實際利害為出發，不存在任何人情與友誼。
「要捧一個人，集體地捧起來；要攻擊一個人，集體地把他打下去。
「公平的反面就是極端，共產黨的極端作風，實在大大地限制了他獲得同情的範圍，亦減少他獲得成功的速度。
「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是不是這樣呢？不僅中共，包括蘇共在內的百多年國際共運所提供的史實，可以斬釘截鐵地回答：「是。」這個回答是對上述關鍵詞「無」和「極端」的有力肯定。毛澤東，斯大林的一己之私，共黨的一黨之私，都是極端的；其殘酷暴虐，殺人如麻，無民主，無自由，無人權，無恥謊言也都是極端的。
鄧小平回答得也夠斬釘截鐵：「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甚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62）鄧小平不是公然申明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制度與「自由」是不相容的嗎？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難道這就是「六四」大屠殺的理論依據嗎？可惜，至今仍有眾多改良主義者的熱面孔貼著這個專制的冷屁股在自作多情。對比之下，我們就更加珍視，更加懷念儲安平先生這位不是政客，而是不可多得的偉大的民主政治家了。正如章伯鈞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後與史良談的：「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著寫社論的。而且一再掮出盧郁文來，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
二年後，1959年9月8日《人民日報》報導說，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陸欽范，「污蔑共產黨『已成為一個權利集團』，惡毒地說共產黨是『世襲』，『比起土地私有制來更是真正的封建』；詛咒黨確『終究會被時代的車輪所拋棄』。」
人民日報，6月6日（凡不註明年份的，即1957年，下同）載，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人說:「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裡還好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以命令一切。」
人民日報，6月11日載：6月10日在民盟的座談會上，候補中委陳新桂仍然說他完全同意儲安平所說的共產黨的「黨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他以為不足的是儲安平不曾進一步指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根源是甚麼，他認為「黨天下」的思想根源是無產階級專政。他說，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斯大林錯誤，從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證明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他還說，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專政。這樣，共產黨在貫徹政策的時候，首先要信任共產黨員，再就是信任青年團員，再就是信任靠攏黨的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不產生宗派主義，不產生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黨天下」是很難想像的
光明日報，6月25日載，中國青年報記者詹寰說:「共產黨就是黨天下，沒辦法，這是根本制度問題，我完全同意儲安平的意見！」「共產黨不僅是以黨代政，而且有黨無政。「
人民日報，6月25日載，湖北省中南財經學院院長、民盟湖北省主委馬哲民說:「中共不少領導同志……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們儼然為『天生的聖人』。這就等於基督教說『我代表上帝』了。」
浦熙修約樓邦彥和彭子岡一起去找費孝通談「黨天下」的問題，她問道：「黨究竟該在國之內還是國之上？」（《大公報》7月8日）
人民日報，6月28日載，山東青島民盟成員曲北韋在市政協會議上發言:「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屬於共產黨？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
人民日報，6月29日報導《南開大學反擊右派的鬥爭》：「在小組和班的會上，歷史系一年級一班的學生姚安全，口口聲聲說葛佩琦，儲安平說的是『事實』，統購統銷就是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他認為『三害』是主要的敵人，而『三害』的根子則是『黨天下』，要反對『三害』，要想不動搖黨的領導是不行的。」
人民日報，6月22日登載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劉地生的文章中說，消滅「三害」的根本方法就是消滅其產生的條件。這些條件是「僅允許聽從命令，而不尊重人權，不倡導獨立思考。」並說：「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黨，但這不等於說共產黨就是國家。因為中國有六億人口，而共產黨只有一千二百萬黨員。決不能說一千二百萬黨員的利益就是六億人民的利益。。。。。我覺得應該改變以往把黨放在國家之上，以黨的利益代替甚至超過國家利益的做法。今後制定政策方針應該先從六億人口的利益出發，不應該先從黨的利益出發。任何一個黨派的委員會或支部，除開對那個黨的機關或黨員之外，沒有權力對黨外的政府機關或行政人員發佈命令或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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