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6日訊】2006年6月，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把“新聞勇氣獎”頒發給了62歲的中國女記者高瑜，和她同時獲獎的還有美國和黎巴嫩的記者，她們因報導反遭恐怖主義迫害。對美國和黎巴嫩的記者，我不太瞭解，但頒獎給中國記者高瑜，可說是實至名歸，非常應該。這不僅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處於殘酷的獨裁暴政統治下中國新聞事業的關注，國時，就高瑜本身來說，榮獲此獎也是當之無愧的。
高瑜是中共政權最不喜歡的人物之一。因為有了高瑜，他們所作的惡事、醜事、贓事、爛事在國際社會得以頻頻暴光，中國人苦難的真象才透過層層封鎖，為世人所知，中共政權在世界面前大談改善人權時才顯得那麼膽怯，那麼心虛，那麼沒有底氣，那麼面紅耳赤。當然，他們也許沒有這樣，也許他們表現得很坦然、很自信，很從容，很理直氣壯。但這從另一方面證明了當政者是多麼的無恥、下流和不要臉，證明了中國公民的災難是多麼的深重，因為他們不幸攤上了這樣的人來領導中國。高瑜所作的，就是把中國的真象告訴全世界，在事實面前，看那些領導人怎樣表演。你有槍，我有筆，你不讓我說，我偏說！一個柔弱的女子，擔起人間道義，在如潮湧動的世故人流中，揚起她的手，喚醒人們的良知。
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她每一天、甚至是每一個時刻都有被抓進監獄的可能，沒有一家報刊雜誌願意刊登她針砭時弊的文章，也沒有一個單位願意給她一個穩定的工作，沒有人敢公開站出來對她的事業表示理解、贊許和支持，沒有鮮花和掌聲，沒有追星族簇擁和吹捧──象當時的歌星一樣。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是很苦的，這個苦不僅來自工作的勞累，還由於所作的事不被承認，所付出的關懷沒有回報。可以不可以改變這樣的處境呢，可以，只要她願意，一切都可以立刻實現。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保留著她的訪問學者邀請，只要她願意，立刻就可以去，她可以在那裏滿園桃李，名揚天下。但高瑜認為中國最需要她，她說：“中共就是想把政治上不喜歡的人都趕跑，叫做掃垃圾運動。但我一定要留下來，我到死都是中國記者，因為報導真相是我的職責。”
中共監獄是最能折磨犯人的地方，尤其是政治犯。當權者最仇恨的是政治犯，對於狼一樣的政權來說，刑事犯是老鼠，而政治犯是獵人。我不知道天堂什麼樣，那是人人都嚮往的地方，但我想，天堂裏不會給一個人幾所豪宅，不能給一個人娶100個媳婦，不會有一個國庫放在跟前讓你想怎麼花就怎麼花，也不會讓人胡作非為、橫行霸道、傷天害理、草菅人命而不受追糾。在中共當權者看來，天堂遠不如現在好，當政者的生活比天堂好10,000倍。政治犯的最終目的就是要結束他們的這種生活，他們能不瘋狂地仇恨嗎？如果你能細細地想一想，一個母親在兒子被槍殺後還和兇手“理智”地討論；一個被迫害了幾十年，一生荒廢了的人在平反後感恩戴德；一個人到了國外還膽顫心驚不敢說真話；一個政權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就可以下令屠殺平民，你就能體悟到中國人是生活在一個多麼嚴酷的環境之中。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這個政權幾乎沒有作不出來的事。高瑜是一個高貴的政治犯，殘酷的監獄生活也不能扭曲她高貴的心靈。監獄對犯人制定了必須低頭認罪的硬性規定，否則犯人入獄之後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高瑜寧可把牢底坐穿，也不向代表極權的監規低頭。高瑜說：“我是自北京女子監獄建成以來，第一個沒有低頭認罪的犯人。為什麼？因為我沒有罪。”
在中國，人們聽到了太多偉人的偉大事蹟，其實說穿了他們都是披著偉人外衣的投機分子，頭腦裏是一個不能再髒的靈魂。近來媒體披露，毛澤東在早年被捕後，出賣了自己的部隊，讓很多人的犧牲換他一個人的活。抗戰時期，中共的頭面人物個個自首，“從狗洞爬出來”危害人類。被捧上了天的鄧小平，1972年給毛澤東寫信說：“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並說，“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讓人們很清楚地看到了，一個人為了權力就這樣無恥。高瑜嚮往自由，堅決不加入共產黨，成為中共官方中新社的“異類”。高瑜被判六年，在走廊裏遠遠看見她的律師，笑著打招呼，一點也不在乎。她說：“為什麼？因為在自由與獨裁、真理與謊言之間，沒有中間道路可走。我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選擇。”和中共那些偉人相比，高瑜是座山，而那些所謂“偉人”，只不過是地上亂竄的耗子。
在中國，高瑜這樣的人還是太少了，我想，假如我們都是高瑜，中共的官員們還敢這樣肆無忌憚嗎？正義力量和邪惡力量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所幸的是，中國現在有了一大批如高瑜一樣敢言的人，他們突破層層封鎖，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這是中國的希望。本來就該如此，我們想一想，我們現在活的是不是太累了、太窩囊了，太不值了？那就讓我們象高瑜一樣，把心裏要說的話都說出來吧。獨裁專制國家的共同點就是對人權的踐踏和對新聞自由的剝奪，我們就要象高瑜一樣反迫害、反剝奪。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