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8日訊】在《民主論壇》上讀到張鶴慈先生的文章──《做的人和說的人》，我覺得和張先生是有相互交流的共同土壤的，所以寫出這篇短文，求教於張先生，希望求得更多的共識。
我贊同張先生說的：
「你一定要記住兩點：
１、說的人不能強迫你做什麼：不論是批評、建議，甚至是你認
為的攻擊，你都可以置之不理。那你有什麼可害怕的？
２、所有的決定是你自己做的。別人的話，不過是為你的思考、
判斷提供參考。一切是要經過你自己的消化才能夠影響你的
行動。
既然你是自己行動的主人，對周圍的閒言碎語，你為什麼就那麼
沉不住氣呢？為什麼這些所謂的開拓者、先驅者，就那麼反感別
人的批評和議論呢？」
我在一篇文章中也說過類似的話：「語言如刀劍，但是語言一般來說不是兇器。」除了共產黨對張先生家族和法輪功信眾以及所有中共暴政的受害者的批鬥之外，只要不是背靠暴政的言論都不是行兇犯罪，儘管言論可能很鋒利。
張先生也認為「說」和「做」，也就是「議政」和「從政」，劃分不清楚。其實我覺得張先生認為「做」的那些人，比如高智晟律師、郭國汀律師也都是在「說」，他們並沒有從政、組黨。
就如同我們不應該因為張先生的發言而仇視張先生一樣，我們也不應該因為高智晟律師、郭國汀律師的發言就對他們那麼反感。袁紅冰先生語言鋒利如刀劍，但是我認為袁先生從根本上講是一位天才的文士，如古時的王勃和司馬相如，有著文士的奔放性格和強烈情感。他發起的自由文化運動也和從政、組黨相距甚遠，所以他的那些鋒利的話，也屬於「說」的範疇。因此按照張先生的指教，我可以說：
「你一定要記住兩點：
１、袁紅冰等人不能強迫你做什麼：不論是批評、建議，甚至是
你認為的攻擊，你都可以置之不理。那你有什麼可害怕的？
２、所有的決定是你自己做的。袁紅冰等人的話，不過是為你的
思考、判斷提供參考。一切是要經過你自己的消化才能夠影
響你的行動。
既然你是自己行動的主人，對周圍的閒言碎語，你為什麼就那麼
沉不住氣呢？為什麼這些自稱理性的人，就那麼反感袁紅冰等人
的批評和議論呢？」
我在這裡沒有絲毫戲弄張先生的意思，我如此套用張先生的話是為了表達我對張先生的想法的贊同，並希望和張先生達到更多的共識。
但是張先生顯然很「反感」袁紅冰等人的批評和議論，因為從張先生的《高智晟現象分析》一文中可以看出，張先生說高律師是「本身素質極差的敗家子」、「糟蹋民間道義資源的小丑」、「這樣的痞子」、「所謂的耿和和格格被打的炒作，同樣是對海內外資源的浪費，糟蹋。」
我剛看到這篇文章時幾乎不相信這是張先生寫的，因為這不是張先生的一貫風格。我當時想，張老這不是在往自己臉上吐痰嗎？高律師在回復丁子霖女士的公開信的時候，是非常尊重的，高律師也從來沒有謾罵過張先生以及與張先生持同樣見解的人。我覺得張先生上面的用詞是不必要的（uncalled-for）。我寧願相信張先生是一時激憤而說了上面的話，因為我自己在情緒激動的時候也可能這樣說別人。張先生問：「你為什麼就那麼沉不住氣呢？」其實張先生和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問一問自己，我有時看到別人的批評也是很「沉不住氣」。
我想再重複一下，袁紅冰、伍凡等人所作的都屬於書生議政，即使他們設計將來政府的職位，也是民間議政的範疇，是對中共施加一些壓力。我和伍凡先生熟識，我知道他是一位七旬長者，和張先生一樣，一點都沒有政治野心。袁紅冰我不瞭解，但是我想他所看重的可能還是他的著述和思想的不朽。東海一梟似乎也曾參與網絡選總統的游戲，但是總統的職位在他的眼中恐怕連糞土都不如。
至於人們對高智晟律師的讚美，那更是「說」的範疇。高律師為法輪功仗義執言，感動了包括法輪功信眾在內的很多人，我想我也可能說過高律師應該當總統、應該得諾貝爾獎之類的話。但是顯然我並不是在從政、只是表達我的讚美，這是比議政更加非正式的「說」。我再套用張先生的話：「為什麼張先生就那麼反感我們的這些讚美呢？」
設想一下，假如當一個暴徒在殺人放火、在強姦婦女，可是人們都不敢上前阻止這個暴徒，這時有一個人衝出來和暴徒對峙，我們當然會讚美他。假如張先生在場，「理性」的指出我們的讚美是不負責任的唱高調，而我們對暴徒的指責用了太多的「最」；假如劉荻女士在場，「理性」的指出我們在「投射」、在「造神」，這豈不是很可笑的事情？
張先生在結尾又諷刺了「千萬退黨」。其實張先生如果花時間閱讀《明慧網》，就會發現大量的「勸三退」的經歷和心得交流。大陸有大量的法輪功信眾，他們在各地自費建立了非常多的家庭資料點，冒著風險打印、裝訂、散發《九評共產黨》，四處勸人退出共產黨、共青團、少先隊，有的時候到偏遠的山鄉苦口婆心勸三退、收集化名、幫人上網三退。張先生看到的數字是他們辛辛苦苦的心血。他們勸人三退並不是為了取代共產黨，也不是為了從政，在他們心目中，他們是在救心救人。我在以前的文章談到，在台灣，法輪功從來不介入政治，在總統選舉時也沒有介入藍綠之爭。這種溫和的存在應該是法輪功在將來的民主中國的存在形態。
張先生在文章結尾也諷刺了「活摘器官」。當年斯大林在肅反時殺死了超過1,000萬的蘇共人士，蘇聯也發生過大饑荒，但是西方的人們都不相信。張先生覺得法輪功指控中共活摘器官不可信，但是以中共的邪惡，我相信中共是幹得出這種事情的。我知道加拿大的兩位政界人士也對此進行了調查，認為法輪功的指控是可信的。這件事可以說人命關天，法輪功人士的焦慮和擔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法輪功根據兩名證人的證詞做出指控，之後的舉證責任應該屬於中共，可是中共一直不敢讓法輪功方面進入大陸調查。
余傑先生就此事指責過法輪功，但是支持伊拉克戰爭的余傑先生在會見布什總統的時候並沒有指責布什總統為什麼沒有發現薩達姆的大規模殺人武器，也沒有指責布什為什麼不講真話。而法輪功方面並沒有ＣＩＡ等情報機構，他們聽到兩位證人的證詞，焦急的發佈了消息，要求進入大陸調查，這有什麼可以指責的呢？而且我相信，和薩達姆大規模殺人武器不同的是，將來在大陸一定會發現活摘器官的證據。至於數量可能有出入，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去年美國Katrina颶風之後，奧爾良的市長說死亡會有上萬人（具體數字記不清了），但是之後並沒有死那麼多人。可是沒有人指責奧爾良市長說謊。其實我也願意活摘器官沒有發生，我也希望沒有死那麼多人，但是以中共的邪惡，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
說到余傑先生，當初發生排郭事件之後，《大紀元》並沒有馬上發表郭飛熊先生的信，我相信《大紀元》編輯們是不願看到民運內部糾紛的，為此《大紀元》還受到一位民運人士的責備。此事被披露之後，《大紀元》也沒有對余傑口誅筆伐，我記得章天亮、歸宇斌先生的文章都是非常溫和和善意的。即使余傑先生指責法輪功之後，章天亮先生的回應文字也非常理性，並沒有反唇相譏。在此之後，《大紀元》仍然轉載余傑、王怡的文章，對於劉曉波先生的文章也是經常轉載。《大紀元》的宗旨是揭露中共暴政，對這些糾紛沒有興趣，更不會把余傑等人作為敵人。
張先生和個別筆會中人可能因為批評過法輪功，就以為法輪功人都仇恨他們，其實這是被迫害妄想：得罪過別人之後把自己虛擬為報復下的受害者，從而覺得自己很悲壯。即使有個別法輪功人抨擊過張先生，那也是他們個人的「說」而已，至少不代表我和其他法輪功修煉人。說到底，去白宮會見布什並不是什麼值得艷羨的事情，被召見、被約見、被求見、被求見而不去見，我更欣賞後者。天上的鷹和水中的魚所追尋的是不同的理想和境界，雙方都可以自在些，不必那麼互相戒備。
至於《自由聖火》發表的論爭文字，包括成都草堂讀書會諸公的文字也在「說」的範圍之內，張先生不必「那麼反感」。我覺得《自由聖火》還是滿自由的，在大年初一登了兩篇謾罵嘲諷自己的晦氣文字，即使只是做個姿態，也屬難能可貴。張先生也可以罵到《自由聖火》上去，我相信袁紅冰先生也會發表張先生的罵文，我也相信張先生可能會被回罵得狗血噴頭，但是這仍然是「說」的範疇。
本來開頭說寫個短文，沒想到寫了這麼長。這篇文章不是為了和張先生打筆仗，而是為了互相交流。本文沒有潤色修飾，就此收筆，並向張老表達我的善意。如果對張老有所誤讀（我確實沒有細讀），請張老原諒。
首發於《民主論壇》
做的人和說的人
張鶴慈
所謂「做」的人和「說」的人，這裡是指「從政」的人和「議政」的人。這個劃分不是很清楚，因為，同一個人，可能有時候是從政的人，另一個時候卻是議政的人。而且，嚴格地說，議政也是一種從政的方式，只是議政的人，對權力的掌握、對實際的操作不感興趣。他們追求的不是個人在政治運行中的角色，而主要是想通過立言、立德影響社會。同時，從政的人，也不會放過對政治的議論，就是對輿論的掌控。兩種人對議政的不同，其區別在於：議政的人，重在真理；從政的人，更加關注於功利。
從政的人，一般是強調輿論統一，推崇權威，信仰堅定；一般不允許批評，甚至不允許懷疑。但議政的人，強調的就是探索，必須有懷疑的精神，有否定權威的勇氣。
一、
我多少有一點自知，我不是搞政治的料，所以我認為我不屬於「做」的人。至於所謂的議政，我也沒有什麼理論、學說。我不過是有話就說，都是一些簡單的常識。不管說的內容深淺、對錯，我可以叫我自己為「說」的人。
為什麼要把「做」的人和「說」的人對立起來呢？「說」的人對「做」的人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呢？
如果我是「做」的，我一定非常高興有人在旁邊說三道四：有人白進義務，替我出謀劃策，為什麼我不歡迎呢？
不說是出謀劃策，就是說三道四，又如何？如果說得對，拿過來就是了。如果有好的建議，為什麼不採納？你指出我開車錯了方向，如果真的是走錯了，為什麼我不掉過頭呢？如果這些話毫無可取之處，不聽就是了。
你一定要記住兩點：
１、說的人不能強迫你做什麼：不論是批評、建議，甚至是你認為的攻擊，你都可以置之不理。那你有什麼可害怕的？
２、所有的決定是你自己做的。別人的話，不過是為你的思考、判斷提供參考。一切是要經過你自己的消化才能夠影響你的行動。
既然你是自己行動的主人，對周圍的閒言碎語，你為什麼就那麼沉不住氣呢？為什麼這些所謂的開拓者、先驅者，就那麼反感別人的批評和議論呢？
如果說，別人的言論影響了你的判斷和行動，這不能埋怨說話的，只能怪你自己的自信和定力的不足。下棋聽了支招的，結果輸了棋，只能怪你自己，誰讓你聽信人家的。誰也不能拿著你的手替你走棋。
二、
為什麼今天做的和說的會出現如此對立的局面？
我覺得，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因為：在今天的中國，政治反對派的活動空間還很小。所謂從政的人，就是「做」的人，而現在所能夠「做」的，主要的也就是「說」。
「做」的人雖然也在「說」，但是以政治目的為準繩──敵我分明，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道德讓位於革命等。這些對「說」的人，基本是不能接受的。
搞政治當然要重視輿論。不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都試圖掌握、控制輿論。民主社會的要素之一就是輿論自由。政黨是利益高於是非的。獨立、自由的輿論是真理高於利益的。「做」的人是要控制、利用輿論；「說」的人是要捍衛輿論獨立、自由。
即使將來中國民主運動成功，「說」的人仍然要「說」。這裡的「說」，不是歌功頌德，而仍然是批評、監督。社會需要這股力量保持清新。
第二個原因是：今天的中國，「說」的不同重點不在將來，而在現在。如果說將來的道路之爭，可能不會這麼劍拔弩張。不管對暴力爭得怎麼面紅耳赤，但就是那些極端主張暴力的人，也沒有做一點為做暴力的準備。所以，現在的爭論，焦點不是未來的道路之爭，而是今天的誰是誰非之爭。一旦談到現在的評價，就一定是刺刀見紅。
個人的聲譽當然已經是天大的事，更何況這關係到如果形象不夠光輝，就不能招兵買馬、發展壯大。所以，關於今天的人和事，是寸土必爭、一步不讓的。
一是歷史之爭。每個人的中國民主的鬥爭史，都是從自己開始的。每個人都視自己是中國民主之父。有從文革開始的，有從民主牆開始的，有從「6．4」開始的。這些個人因素的爭吵，雖然不利於民運的團結和整合，但並不是目前最大的麻煩。
今天最不正常的是，從政和議政的錯位。本來，因為議政的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說話可以超脫一些，可以更少地考慮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可以更理想化，可以更高調；也就是說，可以說話更不負責任。因為，即使他們說錯了，當權者可以一笑置之，不加以採納，也就沒有什麼危害。社會需要不同的聲音，更需要一些超前的聲音，就是說，今天的現實仍然不可能採用，但是對明天的發展，可能會有重大的提示。
而從政的人，說話就不得不非常謹慎。這裡不只是在朝的執政黨，也同樣約束在野的反對黨。這裡的道理不言自明，就不多說了。
今天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從政的是胡說八道，互相比著不負責任的唱高調；而議政的人，反而是小心翼翼的試圖尋找中國民主化的出路。
中國的政治反對派，或是民運人士，目前沒有力量造成一個 像模像樣的反對黨，所以他們目前說話可以沒有把門的，也不會引起中國的政局什麼太大的變化。這是他們不負責任地說話的可以原諒的一個理由。
但是，中國的民運人士，如果真的是想向一個合格的反對黨發展，目前的這種高調門的說話方式就不能被原諒。
2006年，中國民主運動的特點，就是比誰的調子高，後來一直高到了已經需要分配中國政府領導人的地步。此時，理性等同於軟弱；可行性等同於投降；所有跟不上這個高調的，都是偽自由主義者、軟題動物；如果有對這個高調提出質疑的，就全部打成特務。後來這個調子一直高到了需要分配未來中國政府領導人的地步。
用詞幾乎一切都必須用是「最」。對目前中國現實的評價是最黑暗、最殘暴；也的確提供了最黑暗、最殘暴的事實：蘇家屯的6,000人的活摘。後來是全國的幾萬人被活摘。
根據法輪功的天意，和根據《周易》的推算，調子高到了需要替胡錦濤安排後路的地步。中共退黨人數已經是上千萬，已經找好了替代胡錦濤的民選總統。
中國又出現了最偉大、中國歷史上最有價值的重量級人物、最有良心的、最有理由榮膺諾貝爾和平獎的人。而之所以最偉大、最有價值、最有良心，就是為蘇家屯的活摘和上千萬的退黨站台。
2007年初，中國是一個暖冬，但政治上卻寒氣逼人。
高調子仍然在唱！
（2007-02-24墨爾本）(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