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8日讯】在《民主论坛》上读到张鹤慈先生的文章──《做的人和说的人》，我觉得和张先生是有相互交流的共同土壤的，所以写出这篇短文，求教于张先生，希望求得更多的共识。
我赞同张先生说的：
“你一定要记住两点：
１、说的人不能强迫你做什么：不论是批评、建议，甚至是你认
为的攻击，你都可以置之不理。那你有什么可害怕的？
２、所有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别人的话，不过是为你的思考、
判断提供参考。一切是要经过你自己的消化才能够影响你的
行动。
既然你是自己行动的主人，对周围的闲言碎语，你为什么就那么
沉不住气呢？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开拓者、先驱者，就那么反感别
人的批评和议论呢？”
我在一篇文章中也说过类似的话：“语言如刀剑，但是语言一般来说不是凶器。”除了共产党对张先生家族和法轮功信众以及所有中共暴政的受害者的批斗之外，只要不是背靠暴政的言论都不是行凶犯罪，尽管言论可能很锋利。
张先生也认为“说”和“做”，也就是“议政”和“从政”，划分不清楚。其实我觉得张先生认为“做”的那些人，比如高智晟律师、郭国汀律师也都是在“说”，他们并没有从政、组党。
就如同我们不应该因为张先生的发言而仇视张先生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因为高智晟律师、郭国汀律师的发言就对他们那么反感。袁红冰先生语言锋利如刀剑，但是我认为袁先生从根本上讲是一位天才的文士，如古时的王勃和司马相如，有着文士的奔放性格和强烈情感。他发起的自由文化运动也和从政、组党相距甚远，所以他的那些锋利的话，也属于“说”的范畴。因此按照张先生的指教，我可以说：
“你一定要记住两点：
１、袁红冰等人不能强迫你做什么：不论是批评、建议，甚至是
你认为的攻击，你都可以置之不理。那你有什么可害怕的？
２、所有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袁红冰等人的话，不过是为你的
思考、判断提供参考。一切是要经过你自己的消化才能够影
响你的行动。
既然你是自己行动的主人，对周围的闲言碎语，你为什么就那么
沉不住气呢？为什么这些自称理性的人，就那么反感袁红冰等人
的批评和议论呢？”
我在这里没有丝毫戏弄张先生的意思，我如此套用张先生的话是为了表达我对张先生的想法的赞同，并希望和张先生达到更多的共识。
但是张先生显然很“反感”袁红冰等人的批评和议论，因为从张先生的《高智晟现象分析》一文中可以看出，张先生说高律师是“本身素质极差的败家子”、“糟蹋民间道义资源的小丑”、“这样的痞子”、“所谓的耿和和格格被打的炒作，同样是对海内外资源的浪费，糟蹋。”
我刚看到这篇文章时几乎不相信这是张先生写的，因为这不是张先生的一贯风格。我当时想，张老这不是在往自己脸上吐痰吗？高律师在回复丁子霖女士的公开信的时候，是非常尊重的，高律师也从来没有谩骂过张先生以及与张先生持同样见解的人。我觉得张先生上面的用词是不必要的（uncalled-for）。我宁愿相信张先生是一时激愤而说了上面的话，因为我自己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也可能这样说别人。张先生问：“你为什么就那么沉不住气呢？”其实张先生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有时看到别人的批评也是很“沉不住气”。
我想再重复一下，袁红冰、伍凡等人所作的都属于书生议政，即使他们设计将来政府的职位，也是民间议政的范畴，是对中共施加一些压力。我和伍凡先生熟识，我知道他是一位七旬长者，和张先生一样，一点都没有政治野心。袁红冰我不了解，但是我想他所看重的可能还是他的著述和思想的不朽。东海一枭似乎也曾参与网络选总统的游戏，但是总统的职位在他的眼中恐怕连粪土都不如。
至于人们对高智晟律师的赞美，那更是“说”的范畴。高律师为法轮功仗义执言，感动了包括法轮功信众在内的很多人，我想我也可能说过高律师应该当总统、应该得诺贝尔奖之类的话。但是显然我并不是在从政、只是表达我的赞美，这是比议政更加非正式的“说”。我再套用张先生的话：“为什么张先生就那么反感我们的这些赞美呢？”
设想一下，假如当一个暴徒在杀人放火、在强奸妇女，可是人们都不敢上前阻止这个暴徒，这时有一个人冲出来和暴徒对峙，我们当然会赞美他。假如张先生在场，“理性”的指出我们的赞美是不负责任的唱高调，而我们对暴徒的指责用了太多的“最”；假如刘荻女士在场，“理性”的指出我们在“投射”、在“造神”，这岂不是很可笑的事情？
张先生在结尾又讽刺了“千万退党”。其实张先生如果花时间阅读《明慧网》，就会发现大量的“劝三退”的经历和心得交流。大陆有大量的法轮功信众，他们在各地自费建立了非常多的家庭资料点，冒着风险打印、装订、散发《九评共产党》，四处劝人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有的时候到偏远的山乡苦口婆心劝三退、收集化名、帮人上网三退。张先生看到的数字是他们辛辛苦苦的心血。他们劝人三退并不是为了取代共产党，也不是为了从政，在他们心目中，他们是在救心救人。我在以前的文章谈到，在台湾，法轮功从来不介入政治，在总统选举时也没有介入蓝绿之争。这种温和的存在应该是法轮功在将来的民主中国的存在形态。
张先生在文章结尾也讽刺了“活摘器官”。当年斯大林在肃反时杀死了超过1,000万的苏共人士，苏联也发生过大饥荒，但是西方的人们都不相信。张先生觉得法轮功指控中共活摘器官不可信，但是以中共的邪恶，我相信中共是干得出这种事情的。我知道加拿大的两位政界人士也对此进行了调查，认为法轮功的指控是可信的。这件事可以说人命关天，法轮功人士的焦虑和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法轮功根据两名证人的证词做出指控，之后的举证责任应该属于中共，可是中共一直不敢让法轮功方面进入大陆调查。
余杰先生就此事指责过法轮功，但是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余杰先生在会见布什总统的时候并没有指责布什总统为什么没有发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人武器，也没有指责布什为什么不讲真话。而法轮功方面并没有ＣＩＡ等情报机构，他们听到两位证人的证词，焦急的发布了消息，要求进入大陆调查，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而且我相信，和萨达姆大规模杀人武器不同的是，将来在大陆一定会发现活摘器官的证据。至于数量可能有出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去年美国Katrina飓风之后，奥尔良的市长说死亡会有上万人（具体数字记不清了），但是之后并没有死那么多人。可是没有人指责奥尔良市长说谎。其实我也愿意活摘器官没有发生，我也希望没有死那么多人，但是以中共的邪恶，我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说到余杰先生，当初发生排郭事件之后，《大纪元》并没有马上发表郭飞熊先生的信，我相信《大纪元》编辑们是不愿看到民运内部纠纷的，为此《大纪元》还受到一位民运人士的责备。此事被披露之后，《大纪元》也没有对余杰口诛笔伐，我记得章天亮、归宇斌先生的文章都是非常温和和善意的。即使余杰先生指责法轮功之后，章天亮先生的回应文字也非常理性，并没有反唇相讥。在此之后，《大纪元》仍然转载余杰、王怡的文章，对于刘晓波先生的文章也是经常转载。《大纪元》的宗旨是揭露中共暴政，对这些纠纷没有兴趣，更不会把余杰等人作为敌人。
张先生和个别笔会中人可能因为批评过法轮功，就以为法轮功人都仇恨他们，其实这是被迫害妄想：得罪过别人之后把自己虚拟为报复下的受害者，从而觉得自己很悲壮。即使有个别法轮功人抨击过张先生，那也是他们个人的“说”而已，至少不代表我和其他法轮功修炼人。说到底，去白宫会见布什并不是什么值得艳羡的事情，被召见、被约见、被求见、被求见而不去见，我更欣赏后者。天上的鹰和水中的鱼所追寻的是不同的理想和境界，双方都可以自在些，不必那么互相戒备。
至于《自由圣火》发表的论争文字，包括成都草堂读书会诸公的文字也在“说”的范围之内，张先生不必“那么反感”。我觉得《自由圣火》还是满自由的，在大年初一登了两篇谩骂嘲讽自己的晦气文字，即使只是做个姿态，也属难能可贵。张先生也可以骂到《自由圣火》上去，我相信袁红冰先生也会发表张先生的骂文，我也相信张先生可能会被回骂得狗血喷头，但是这仍然是“说”的范畴。
本来开头说写个短文，没想到写了这么长。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和张先生打笔仗，而是为了互相交流。本文没有润色修饰，就此收笔，并向张老表达我的善意。如果对张老有所误读（我确实没有细读），请张老原谅。
首发于《民主论坛》
做的人和说的人
张鹤慈
所谓“做”的人和“说”的人，这里是指“从政”的人和“议政”的人。这个划分不是很清楚，因为，同一个人，可能有时候是从政的人，另一个时候却是议政的人。而且，严格地说，议政也是一种从政的方式，只是议政的人，对权力的掌握、对实际的操作不感兴趣。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在政治运行中的角色，而主要是想通过立言、立德影响社会。同时，从政的人，也不会放过对政治的议论，就是对舆论的掌控。两种人对议政的不同，其区别在于：议政的人，重在真理；从政的人，更加关注于功利。
从政的人，一般是强调舆论统一，推崇权威，信仰坚定；一般不允许批评，甚至不允许怀疑。但议政的人，强调的就是探索，必须有怀疑的精神，有否定权威的勇气。
一、
我多少有一点自知，我不是搞政治的料，所以我认为我不属于“做”的人。至于所谓的议政，我也没有什么理论、学说。我不过是有话就说，都是一些简单的常识。不管说的内容深浅、对错，我可以叫我自己为“说”的人。
为什么要把“做”的人和“说”的人对立起来呢？“说”的人对“做”的人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呢？
如果我是“做”的，我一定非常高兴有人在旁边说三道四：有人白进义务，替我出谋划策，为什么我不欢迎呢？
不说是出谋划策，就是说三道四，又如何？如果说得对，拿过来就是了。如果有好的建议，为什么不采纳？你指出我开车错了方向，如果真的是走错了，为什么我不掉过头呢？如果这些话毫无可取之处，不听就是了。
你一定要记住两点：
１、说的人不能强迫你做什么：不论是批评、建议，甚至是你认为的攻击，你都可以置之不理。那你有什么可害怕的？
２、所有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别人的话，不过是为你的思考、判断提供参考。一切是要经过你自己的消化才能够影响你的行动。
既然你是自己行动的主人，对周围的闲言碎语，你为什么就那么沉不住气呢？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开拓者、先驱者，就那么反感别人的批评和议论呢？
如果说，别人的言论影响了你的判断和行动，这不能埋怨说话的，只能怪你自己的自信和定力的不足。下棋听了支招的，结果输了棋，只能怪你自己，谁让你听信人家的。谁也不能拿着你的手替你走棋。
二、
为什么今天做的和说的会出现如此对立的局面？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活动空间还很小。所谓从政的人，就是“做”的人，而现在所能够“做”的，主要的也就是“说”。
“做”的人虽然也在“说”，但是以政治目的为准绳──敌我分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道德让位于革命等。这些对“说”的人，基本是不能接受的。
搞政治当然要重视舆论。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试图掌握、控制舆论。民主社会的要素之一就是舆论自由。政党是利益高于是非的。独立、自由的舆论是真理高于利益的。“做”的人是要控制、利用舆论；“说”的人是要捍卫舆论独立、自由。
即使将来中国民主运动成功，“说”的人仍然要“说”。这里的“说”，不是歌功颂德，而仍然是批评、监督。社会需要这股力量保持清新。
第二个原因是：今天的中国，“说”的不同重点不在将来，而在现在。如果说将来的道路之争，可能不会这么剑拔弩张。不管对暴力争得怎么面红耳赤，但就是那些极端主张暴力的人，也没有做一点为做暴力的准备。所以，现在的争论，焦点不是未来的道路之争，而是今天的谁是谁非之争。一旦谈到现在的评价，就一定是刺刀见红。
个人的声誉当然已经是天大的事，更何况这关系到如果形象不够光辉，就不能招兵买马、发展壮大。所以，关于今天的人和事，是寸土必争、一步不让的。
一是历史之争。每个人的中国民主的斗争史，都是从自己开始的。每个人都视自己是中国民主之父。有从文革开始的，有从民主墙开始的，有从“6．4”开始的。这些个人因素的争吵，虽然不利于民运的团结和整合，但并不是目前最大的麻烦。
今天最不正常的是，从政和议政的错位。本来，因为议政的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说话可以超脱一些，可以更少地考虑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可以更理想化，可以更高调；也就是说，可以说话更不负责任。因为，即使他们说错了，当权者可以一笑置之，不加以采纳，也就没有什么危害。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更需要一些超前的声音，就是说，今天的现实仍然不可能采用，但是对明天的发展，可能会有重大的提示。
而从政的人，说话就不得不非常谨慎。这里不只是在朝的执政党，也同样约束在野的反对党。这里的道理不言自明，就不多说了。
今天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从政的是胡说八道，互相比着不负责任的唱高调；而议政的人，反而是小心翼翼的试图寻找中国民主化的出路。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或是民运人士，目前没有力量造成一个 像模像样的反对党，所以他们目前说话可以没有把门的，也不会引起中国的政局什么太大的变化。这是他们不负责任地说话的可以原谅的一个理由。
但是，中国的民运人士，如果真的是想向一个合格的反对党发展，目前的这种高调门的说话方式就不能被原谅。
2006年，中国民主运动的特点，就是比谁的调子高，后来一直高到了已经需要分配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地步。此时，理性等同于软弱；可行性等同于投降；所有跟不上这个高调的，都是伪自由主义者、软题动物；如果有对这个高调提出质疑的，就全部打成特务。后来这个调子一直高到了需要分配未来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地步。
用词几乎一切都必须用是“最”。对目前中国现实的评价是最黑暗、最残暴；也的确提供了最黑暗、最残暴的事实：苏家屯的6,000人的活摘。后来是全国的几万人被活摘。
根据法轮功的天意，和根据《周易》的推算，调子高到了需要替胡锦涛安排后路的地步。中共退党人数已经是上千万，已经找好了替代胡锦涛的民选总统。
中国又出现了最伟大、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重量级人物、最有良心的、最有理由荣膺诺贝尔和平奖的人。而之所以最伟大、最有价值、最有良心，就是为苏家屯的活摘和上千万的退党站台。
2007年初，中国是一个暖冬，但政治上却寒气逼人。
高调子仍然在唱！
（2007-02-24墨尔本）(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