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9日訊】六四十八周年即將到來之即，海外一些流亡的六四學生組成編輯委員會，準備出版一本「六四詩集」，作為十八周年的獻禮。 我個人認為此舉相當具有意義，因此欣然參與。
說它有意義，首先是因為，六四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多年以來在人們的記憶中總是以政治的面目出現。 其實，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不會只有一個面向可以呈現。 我們看到的示威，靜坐，策劃，乃至鎮壓，都只是六四事件的政治一面，但是我們這些經歷者，自己的腦海中都還會清晰記得那些非政治的，人性的，甚至是文學性的一面。 從文學入手對六四進行回顧與反思，可以使得六四的形象更加豐富多彩。
第二個意義，是希望借此凸顯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文學與政治發生關係，首先是因為二者都面對社會，面對組成社會的個人。文學與政治的互動也是在社會這個層面上進行。二者都是一種社會事實，社會把二者聯繫在一起。二者也都具有社會功能：政治治理社會，文學安慰社會。對於追求人類進步的人們而言，文學與政治都是重要的手段和活動領域。文學是改進人們對人類自身的理解，而政治則試圖改變政府政策、國家領導人和制度來改進人們的生活、命運和社會正義狀況。在推動人類進步和改善人類社會的事業中，這兩方面活動需要也常常相互幫助。政治改進總是為文學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而文學可以為社會整體創造政治進步的精神動力和幫助進步政治力量動員民眾。
文學並不總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貴族獨自享受的文化奢侈品。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大陸的傷痕文學曾經對於人們擯棄“四人幫”起過難以替代的政治啟蒙作用。美國歷史上《湯姆叔叔的小屋》被林肯譽為導致美國內戰從而解放黑奴的作品。文學領域最負盛名的諾貝爾文學獎中的道義關懷往往是政治關懷。邱吉爾竟然因其許多政治演講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些事例有力地表明文學對政治的功用是如何重要並被政治和文學界所鑒賞。
最後的意義，當然還是希望詩集的出版，可以繼續幫助人民抗拒遺忘。 今天，極權者最希望的，就是讓六四慢慢地從人民的記憶中消失，這樣他們就可以洗去自己身上的罪惡，這樣，以後在必要的時候他們還可以複製另一個六四。 我們紀念六四，就是為了讓這樣的可怕的可能性儘量不會發生。 只有讓歷史悲劇鮮活地存在人民心中，極權者才會有所顧忌，畢竟，他們再強大，還是一個犯罪者。 否則，他們就不會禁止六四詩集這樣的書在今天的大陸公開出版了。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