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9日讯】六四十八周年即将到来之即，海外一些流亡的六四学生组成编辑委员会，准备出版一本“六四诗集”，作为十八周年的献礼。 我个人认为此举相当具有意义，因此欣然参与。
说它有意义，首先是因为，六四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多年以来在人们的记忆中总是以政治的面目出现。 其实，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会只有一个面向可以呈现。 我们看到的示威，静坐，策划，乃至镇压，都只是六四事件的政治一面，但是我们这些经历者，自己的脑海中都还会清晰记得那些非政治的，人性的，甚至是文学性的一面。 从文学入手对六四进行回顾与反思，可以使得六四的形象更加丰富多彩。
第二个意义，是希望借此凸显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发生关系，首先是因为二者都面对社会，面对组成社会的个人。文学与政治的互动也是在社会这个层面上进行。二者都是一种社会事实，社会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二者也都具有社会功能：政治治理社会，文学安慰社会。对于追求人类进步的人们而言，文学与政治都是重要的手段和活动领域。文学是改进人们对人类自身的理解，而政治则试图改变政府政策、国家领导人和制度来改进人们的生活、命运和社会正义状况。在推动人类进步和改善人类社会的事业中，这两方面活动需要也常常相互帮助。政治改进总是为文学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而文学可以为社会整体创造政治进步的精神动力和帮助进步政治力量动员民众。
文学并不总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贵族独自享受的文化奢侈品。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的伤痕文学曾经对于人们摈弃“四人帮”起过难以替代的政治启蒙作用。美国历史上《汤姆叔叔的小屋》被林肯誉为导致美国内战从而解放黑奴的作品。文学领域最负盛名的诺贝尔文学奖中的道义关怀往往是政治关怀。丘吉尔竟然因其许多政治演讲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事例有力地表明文学对政治的功用是如何重要并被政治和文学界所鉴赏。
最后的意义，当然还是希望诗集的出版，可以继续帮助人民抗拒遗忘。 今天，极权者最希望的，就是让六四慢慢地从人民的记忆中消失，这样他们就可以洗去自己身上的罪恶，这样，以后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复制另一个六四。 我们纪念六四，就是为了让这样的可怕的可能性尽量不会发生。 只有让历史悲剧鲜活地存在人民心中，极权者才会有所顾忌，毕竟，他们再强大，还是一个犯罪者。 否则，他们就不会禁止六四诗集这样的书在今天的大陆公开出版了。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