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文章摘要: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擁有一些健康而自由的靈魂？只有寄希望於時間的無限延宕和永恆推進。也許有一天，當地球上最後一批義人醒來，發現大洪水已浸過周邊，黑暗籠罩了這個孤獨的星球。
當下中國的流行文化是這樣一種複雜的怪物：一方面，受制於言論鉗制的嚴酷現實，它不可能為豐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增添真正原創的精神產品；另一方面，日益發達的商品經濟又為無數弱小的生命提供了數不清的訴求與誘惑。
流行文化就在這一場尋找溫情，尋找刺激，尋找適度的歡快與無休止的精神按摩運動中粉墨登場。
雜誌：饑饉心靈的盒飯
目前的流行雜誌，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所謂社會文化類，是以專門刊登醜惡事件著稱的，名為紀實，實為紀虛，什麼《老夫少妻的煩惱》，什麼《七十歲的老太和三個面首的傳奇》，什麼《給老公找情人》，《給太太做媒婆》等又臭又長的文章觸目皆是；或以專門爆炒殘疾人為生，殘酷地呈現他們的不幸，無休止地放大他們的痛楚，使人看後不會像讀吳運鐸、張海迪故事產生一種對生命毅力的膜拜，只使人噁心、頭暈並伴有輕微房顫。我有時甚至懷疑，這些文章的作者和雜誌的主辦者都患有虐待癖的心理疾患。
第二類是情感類，是以專門賺取市民的眼淚，充實自己的腰包為目的的。我懷疑這些文章的作者多半是些小學剛畢業，初中沒考上的失足青年，或者自小受父親追打，有戀母情結的苦孩子。所以，文章一開頭總是說，“那一天，梅走了，天正下著小雨……”，或者以《年輕真好》、《記憶中的蝴蝶結》、《青春無夢》為名出集子，以換取幾個沒有頭腦的女中學生用長滿凍瘡的手給他們寫諸如“樹上的鳥兒成雙對”之類的求愛信。
這些精緻的小口編出的精緻謊言，除了經營手帕店的老闆外，沒有人從中受益。但我們想想這些作者和雜誌的經紀人都是些有病（自戀或戀母癖）的人，所以也不容易，但同時我們得勸告這些人，既已出生就得堅強面對人生。不管這個世界如何的淒涼，縮起脖子裝小，想回到母體那龐大而溫暖的子宮中，未免太不實際。
最不能饒恕的是一些所謂科普類雜誌，名為科普，實為“謊普”，是一些垃圾的製造者。作者多半是些文抄公，一把剪子、一瓶漿糊的手工業作坊主。他們往往以科普創作組的名義製造文章，丈夫從各類報刊上剪下材料，拼合成篇，妻子則負責謄寫，七十歲的老娘也不能閑著，她負責熬熟一鍋麵糊，將文章塞進信封，粘好郵票，兒子就把他們按一稿千投的標準裝成幾麻袋，用三輪車蹬著送到郵電局。他們不是高士其，他們不怕五雷轟頂，今天說要給人治病，明天要給人美容，膽大的你試試，管保叫你吃不了兜著走。
寫到這裏，我想起一個朋友郭世平，這個自稱為“科普戰線上的輕騎兵”，在一家美容雜誌社供職多年，卻從來沒有給家人透露他的單位名稱，他說，我媽知道後會把我打死。可是不幸有一次在家喝酒，露了馬腳，他媽竟痛哭流涕，臥床不起，認為可能是“祖墳不對，生了這麼個傷天害理的兒子”，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遂後就拿出終生的積蓄，想用重金把兒子從這家雜誌社贖出。
相聲：失去笑聲的藝術
相聲本是一種民間藝人在台下練習臺詞的技術，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它卻奇跡般地成為一門融娛樂性與諷刺性於一體的表演藝術，成了每台晚會，每場演出的壓軸戲。直到現在，我每當想起馮鞏撅著他那美妙的小嘴說“領導，冒號”，或者在講《小偷公司》的段子時，我的心情就無比激動。然而，現在一切都變了，一看電視上說相聲，我就條件反射似地換頻道。因為現在它已淪落為一種庸俗的市儈調情和色情遊戲，甲給乙當爸爸，乙給甲稱姐夫，甲說：你看你的肚子像紅廟坡，乙說，別只管說別人，你的嘴巴是“天生一個仙人洞”。無聊的人身攻擊加上弱智的語言遊戲就構成了今天的相聲藝術。
然而，觀眾還是不笑，怎麼辦？他們就淚流滿面地在臺上一會兒學驢叫，一會兒學狗咬，一會兒搖頭擺尾地在臺上扭模特步，一會兒翹起蘭花指學女人塗胭脂抹粉。每當到了這時候，我就想起《王子復仇記》中哈姆萊特嘲弄小丑的一段話，“他們說話不像人在說話，走路也不像人在走路，他們仿佛是什麼笨獸捏出來的，而且捏得是那樣的叫人噁心”。
有一次，我打開電視看到了我久違的馮鞏先生，他說一個什麼段子，使足了渾身解數觀眾還是不笑，就納悶地鼓動：“你們怎麼不笑呀？”現在我來替他回答，因為相聲藝術是一種諷刺藝術，離了諷刺，任何語言和非語言的動作都解救不了它的貧困。你以為你還處在啟蒙思潮中的八十年代？那是一個短暫的一去不返的文藝復興期。現在人家自吹是盛世，你想諷刺誰？除非由馮鞏帶隊（因為他曾是我所尊敬的天才藝術家），率領一幫相聲界同行，逐個撓觀眾的癢癢；或者每次開場前，凡到場的觀眾人手一杯杏仁露，裏面全都放上興奮劑，他不笑才怪。
熱線：主持人和聽眾的相互撒嬌
這年頭，睡不著的人似乎越來越多，要麼，怎麼湧現出那麼多的“零點熱線”，又是尋醫，又是問藥，又是失戀了以後怎麼辦？又是丈夫過了十二點還不回家，能否斷定他跟小蜜私通？甚至連用什麼尺寸的胸罩，什麼牌子的衛生巾也問主持人。當然這些主持人都是些萬能博士，什麼都懂。一會兒指導人對付失眠，一會兒教女生考數學，一會兒給一個有第三者插足的老女人出主意，一會兒給一個出租司機治腳氣。每當他忙得不亦樂乎的時候，我就納悶地問自己：這些人怎就不瞌睡？怎會有那麼大的耐心聽與自己毫無關係的嘮叨？後來，我明白了，這是一種雙重撒嬌，雙方都是些夜半渴望撫摸的人。主持人多半患有一種佛洛伊德叫“窺陰癖”的病，而這些打電話的聽眾則有自戀情結或者患“暴露癖”的精神病，二者一拍即合，互相滿足。
有人唉歎：“熱線把人寵壞了”，人們變得不再自信，只要稍微有點不舒服，就打電話尋醫問美；只要稍遇點麻煩事，比如坐公共車碰了個腳趾頭，就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哀歎“人生如夢”，嚇得主持人趕緊說：“對酒當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這些問話者也怪，立即破涕為笑，信誓旦旦地說，今後一定“熱愛祖國”、“重新做人”。
他們往往說一口軟綿綿的港臺話，拿腔拿調，吐字不清。主持人愛說“記得我小時候，我媽媽怎麼怎麼……”或用“嗯、呀、嗎、咪”之類語氣詞，最多的時候則是用“怎麼說呢？”“就是說……”之類有意隔斷的話來掩飾他們的思路不清。諸如此類的撒嬌腔已蔓延到了電視節目和報刊“讀者熱線”的主持人之間，勢頭很猛。每次聽這些話，我就對自己的處境絕望，怎麼跟這些人活在一個世界上？
散文=酒足飯飽+調情
這些所謂的生活散文，完全誕生于市民衰退的心靈和低賤的人格之中。這些心靈和人格已喪失了存在的所有激情。他們渾噩麻木地在世，只是為貨幣和一切被貨幣侵蝕過的物品而奮鬥終生。他們不相信什麼理想和主義，他們只信奉自然主義——生理自然主義，他們吃飽喝足、說三道四、相互打探隱私，嘲笑和藐視一切永恆和正義，毫無保留地放逐一切與股票無關的崇高，他們掏空了心靈，隨時準備接納來自物質領域的全面佔領。
市民作家梳光了腦袋，戴好了金利來，拿起一支禿筆，披掛上陣了。
對於他們來說，寫作不是一項書寫性靈的神聖使命。他們寫作，只是為住房、為職稱、為辦農轉非、為給小舅子轉入團關係。一句話，為贏得一份來自市民鄰居的敬畏，他們不惜熬油點燈，並隨時準備下跪。“他們形而上的思考是被肉體的痛苦打斷了，而肉體的痛苦又被豬肉和住宅的獲得打斷了”，一個文化批評家如是評說他們的寫作。
在氾濫於整個國家的散文運動中，我只看到兩杆破敗的大旗迎風飄搖。
第一類是酒足飯飽。這些人往往是些死人或嘮叨的老人。周作人講飲茶，梁實秋談飲酒，林語堂絮說法式牛排，汪曾祺則愛吃過橋米線——對於一個剛結婚的主婦來說，買一套這些人的散文集，你就不用買《烹調大全》或《主婦手冊》了。當然由此推演的吃喝拉撒、煙酒糖果、花鳥蟲魚、感冒藥方、進退揖讓也全在這個系列裏邊。
第二類是調情。“花看半開，酒喝微醺”之後，當然得尋點事做。做什麼？調情。《初為人妻》、《家有懶夫》、《老公今夜不在家》、《把丈夫趕進廚房》、《請你別摸》等一些肉麻的、通篇佈滿了小布爾喬亞式的淺薄無聊文字，似乎已充斥了每一份報刊的週末版和雜誌的“生活”欄目裏。
對於這場發生在城市的文學革命，我幾乎目瞪口呆。因為在那些過去的歲月裏，市民作家曾出現過一些輝煌的姓氏：關漢卿、王實甫、馮夢龍和李卓吾。他們一度曾是《詩經》的撰稿者，《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直接草創人。不幸的是，上述業績被歷史的風雨剝蝕，琴弦俱斷、落紅彌空。韓柳的後裔如今只在兜售隱私和八折優惠自己的靈魂。他們沒有能力為中國文學再次提供動人的文本，只是用自己的矯情和筆耕不輟為印刷部門和廢紙收購商的錢囊鼓脹做著卓越的貢獻。
就是這樣。作為一個散文的時代突然來臨，又突然消失，像羅布泊湖神秘的水。
然而，你無法指責大眾的淺薄無聊。因為在任何時代他們總是大多數。他們一人一口唾沫就會把一個堅持獨立思想的哲人淹沒。尼采不相信，曾站在歐洲文明的假山上，只是親切地叫了一聲：“蒼蠅”，就遭到毆打和放逐，最後發了瘋。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擁有一些健康而自由的靈魂？只有寄希望於時間的無限延宕和永恆推進。也許有一天，當地球上最後一批義人醒來，發現大洪水已浸過周邊，黑暗籠罩了這個孤獨的星球。這時水面上騰起了一群歡快而永恆的精靈，他們拆毀了廟宇、砸碎了歌廳，用酸辣果汁灌我們的港臺明星，把“科普戰線上的輕騎兵”壓在水底打嗝，“金話筒”則自動鑽進我們主持人的喉嚨，散文家則找不到一張紙、一根筆，只有滿面愁容，靠收啤酒瓶子為生。
就是這樣。
──轉自《自由聖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