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0日訊】山西發生的黑磚窯事件，在令人吃驚之餘，不免要問：省領導幹嘛去了？
省領導的表演，令人失望。人們看到，在此事件剛剛被揭發出來，省委書記就想給此事件定性，稱之“違反勞動法”，這明明是要開脫罪犯。人們很難判斷：難道說省委、省政府與黑窯主有什麼勾結？這也太離譜了。那些省級大員，在省裏還是高高在上的，如果說從黑窯主哪裡拿錢？他們似乎犯不著做這麼下賤的事情。後來，當事件越揭發越使人瞠目結舌的時候，省長終於出來道歉了！
這就算還好，他終於知道該向人民道歉了！
這在中國的昏官場上，也不容易。
但是人們不免還是要問：他早幹嘛去了？事件揭發出來之後，又有那麼多中央高官都一一作了批示，山西省官們才不痛不癢地表示一番。而且，首先，又念起了“保護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穩定”這樣幾句最常見的經文，也就是套話。
我們的官場，現在，不管大會小會，不管是接見還是談話，反正除了一整套、一整套的套話，官員們已經不會講別的、有內容的話了。我不知道，官們在家裏，是不是也對他的家屬們講套話？奇異的是，在有數千年文字史的中國，首長也好，電視臺也好，報社也好，甚至老百姓也好，也都是一張口“套話”就來，確實練出來了。幾十年就這麼練出來了。也可以說是“被訓練”出來了。
在我尚還年輕的那個年代裏，是全民全黨都在背毛選，大段大段地，整篇整篇地背誦，讓人們失去“自己的”思想，而全都變成沒有任何創造性的、只會簡單地重複“偉大領袖教導”的活工具。文革時候，在任何稍微正式的場合，人們發言，若是不背上幾段毛主席語錄，簡直就張不開嘴了。人們的思想被“鉗制”到極點，就這樣了，毛主席還說這就是“解放思想”，解放了嗎？實在是奇哉怪哉！
在中國近三千年的文明史中，把一個人說的話，要讓全國人民每人每天都重複上幾遍、乃致幾十遍，就像每天少不了的吃東西喝水一樣，莫此為甚。歷史上，還沒有一個皇帝做到這一點，孔夫子就更不用說了。
只有文革做到了！
文革，在這一點上，算是登峰造極了。
林彪曾教導說：七億人民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為什麼要把八億人口的頭腦全都變成“一個思想”？這還是唯物主義嗎？但不管，中國就是有這個勁頭兒。
林彪還說：對毛主席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大意）可見，專制主義者林彪也還知道，會有人“不理解”的。這個林彪其實一點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都沒有。您想想，既然有很多人“不理解”，在文革初期連劉周都表示了對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那還怎麼可能“統一思想”呢？
如果在文革中，誰敢不把思想都統一到毛澤東那裏去，那就會得到一個字：
打！
這就是文革“統一思想”的方法。
歷史上，只有宗教，才要求信徒尊崇主的教導。在現代的世界各國裏，人們的自由思想，都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了。當蘇聯解體後，經濟一片凋敝，但是人民大多數都不願意回到過去的蘇聯，為什麼？我認為，因為思想自由了！
思想自由，屬於人類的動物性質的要求。所以，歐洲的啟蒙學者說，人是生而自由的。思想是生而自由的。
壓制自由思想，並不是中國統治者一家的“特色”，它曾經也是歐洲中世紀存在的普遍情況。宗教裁判所，裁判了伽利略，燒死了布魯諾，也是不允許自由思想的。但是，現在早已經沒有這種壓制了，歐洲早已完成了偉大的啟蒙，完成了真正的思想自由的偉大歷程，因此，歐美國家突飛猛進。所以，自由思想的旗幟，可以說已高高飄揚在大半個世界。世上只有極少數的國家，依然維持著“思想”禁錮，中國就是一個。
壓制自由思想，好像顯得咱們中國人大家都有“紀律性”了。好像社會好得不得了了。但實際上，人民的創造性，人們的心靈，卻被沉重地壓制了。
壓制思想自由，就是壓制民族的創造性。
中國的當代史，已經證明，這是一條沉重的真理。
歷史證明，咱國家改造物質世界，是不拿手的；但是要“改造人們的思想”，卻是得心應手。
建國前，從孫中山時代起，講的乃是“喚起民眾”，而並不想要求人們腦袋裏都裝有“一個思想”。因為孫中山是革命者，不是統治者。那時候，共產黨也在向民眾宣傳自己的主張，以爭取民眾的支持，而不是把自己的“思想體系”硬裝到老百姓的頭腦裏去。
建國以後，形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偉大領袖已經不用爭取人民在思想上同意自己了，於是，他要改造人們的思想了。把全體人民的思想都改造成、或者都統一到“毛澤東思想”那裏去，把毛澤東看成神。人民的思想，也就由“主體”轉變為“被改造體”了，領導者不用去迎合人民的思想以獲得多數的支持，領袖要用自己的思想去改變全民的思想。這也算得是一個浩大的“系統工程”。經過了批胡風、批武訓傳等，經過了反右、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偉大領袖在60年代後期幾乎做到了這一點。但顯然，這不是一個順乎歷史潮流的事情。
起初，由於人民盼望打倒蔣介石，所以文革前人民曾衷心高呼“毛主席萬歲”和高唱《東方紅》，來表達自己的情感。文革初期達到了高潮。其實，狂暴的文革爆發後，不幾年，大約70年代初，人們讚美領袖的味道，就逐漸變了。建國初期的情感，已漸漸消退。這個時候，人們再來表達自己對毛澤東“三忠於、四無限”，就已摻有了“害怕領袖”的成份了。而這份懼怕，到了周恩來忽然去世的時候，就又逐漸地演變為對領袖“不滿”了。所以，發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1966年還春風得意的毛澤東，乃自己毀了自己。
所以，聽到人們吹捧領袖，當官的人們，應當仔細考察一下，人們是否真心？
其實無論如何，從歷史的角度看，人們吹捧領袖，其結果也往往和願望相反，人們大量的吹捧，很快，就會把領袖自己也吹壞了。弄來弄去，領袖們就往往會被人們吹捧得頭腦麻木了，糊塗了，會誤以為自己真的是神人了。這時，他們往往就開始胡作非為了。
中國歷史上，據說共計有大大小小550多個皇帝，但是，不讓人吹捧自己的，只有一個皇帝，那就是李世民。這是一個極為罕見的例外。民國以後，非皇帝的這些領袖們，哪一個不是被人們吹捧得昏頭昏腦？特別是建國以後，領袖自己往往被吹捧得糊裏糊塗。特別是毛澤東，劉少奇批評了他，只是經濟政策上，他就恨死了劉，並將其迫害致死。他幾乎沒有放過任何一個與他意見不同的高級幹部。所以，吹捧領袖，對領袖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當然，矛盾的主要方面，還在領袖自己。正如魏徵對李世民說的，如果李世民本身就暴而拒諫的話，那誰還敢諫呢？
（時光雖已經過去，但就是今天，人們仍可大量看到《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歷史選擇了毛澤東》這樣一類繼續進行“造神運動”的書，而不是大量出現例如伏爾泰式的“啟蒙運動”的書；中國的學者們，似乎已很難擺脫思想造神，不是造毛澤東，就是造鄧小平，甚至還要造第三代領導核心，似乎只有這些偉大的神靈，才能拯救芸芸眾生，拯救愚昧的中國老百姓；而中國人民呢，顯然，在這些學者們看來，永遠不是歷史的首創者）在中國，就是直到現在，情況仍然是：不僅領導者們會對民眾提出各種各樣的“思想要求”，就是民眾自己，對於“思想要求”一詞也很是熟悉，並普遍接受。似乎人民的“思想”，也確實應當受到某種大人物們來“領導”似的。這樣一來，中國人民還怎麼可能有創造性、有歷史首創精神呢？
執政者們大模大樣地要求人們、甚至全國人民“統一思想”和“取得共識”，要求他們“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後來，大概覺得這後一點有些太脫離實際，就改成“和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但老百姓怎麼能“在政治上”有表現？他們又沒有一張選舉黨中央的選票。所以，實際上，這樣的說法，說破了，還是要求人們“在思想上”和黨中央保持一致。而如前所述，人們的思想，怎麼可能會“一致”呢？這顯然是違反唯物主義常識的。
道理其實很簡單。例如軍隊，強調“服從命令”、“統一行動”。以前常見的話是：“軍人以服從為天職”，“軍令如山倒”什麼的。這就說明：即使在一個以紀律來維繫的組織中，例如在軍隊中，人們也不可能全都“統一思想”，只能要求“統一行動”。那麼，在複雜的社會生活中，人們怎麼可能“統一思想”呢？
毛澤東自己也曾說過，除沙漠外，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會有左中右（大意）。他既然知道這一點，怎麼又要去要求人們“統一思想”呢？其實，事情很明白，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只應有“行為規範”，而不應有“思想規範”。
但是我們搞“思想規範”，起碼搞了幾十年，現在也並沒有停止。
當然，人們的思想，總會受到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影響。這不奇怪。但是，鼓勵“思想自由”的國家，例如美歐，成了世界最發達的地方，這不是偶然的。在這些國家裏，已經根本不會有“思想犯”了。
在西方，只有希特勒的思想，被德國的法律禁止，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希特勒的思想，造成了全世界異乎尋常的大災難。因此，人們反對鼓吹暴力犯罪的思想。我想，除法西斯思想以外，任何“思想”都應當是自由的。
如果中國也做到這一點，我想，中國也會很快成為發達國家的。
例如，近來香港正在熱鬧地慶祝，我看了一下電視，裏面介紹說：港英時期，香港的電影業異常發達，能夠達到年產400故事片的規模。這的確令人吃驚。我以前只知道日本和印度，達到年產400部故事片的生產規模。但日本有1億人口，而印度當時則起碼有5億人口。小小一個香港，當時不過500萬人口，居然達到如此生產規模，足可以令中國大陸汗顏。
香港電影怎麼能生產那麼多？我想，有一個條件，那就是：
思想自由！對創作演藝隊伍沒有任何行政壓力！
這是一條起碼的條件吧。日本和印度，也是如此，美國好萊塢就更不用說了，那是全世界的電影之都！
大陸為什麼故事片電影如此難產？又如此沒有水準？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沒有“思想自由”！大陸的領袖和官員們，都以為自己是人民的保姆，人民全成兒童，領袖和官員們必須對中國人民這個“老兒童”，來進行各種極為嚴格的思想限制，至於“審查員們”，大概具有領袖所賦予的免疫力，由他們來決定人民能看什麼。是啊，這樣才像個社會主義專制制度！
比起古代中國所有的專制制度，咱們當代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專制”，那算是登峰造極的了。
過去，甚至80年代前中期也如此，凡出版的書籍，外國書、古書等，都要嚴格審查、大量刪節，好像中國人民（不管其中有人多麼老）都是童蒙未開的小童子，可不能讓中國人民看到有關“性”的文字。就是出現一個字，也要刪掉。那時候，據專家說，《兩拍》比《三言》要腐朽得多了，因而要刪掉很多文字，以免把人民看壞了。但其實，《三言》裏的性描寫也不少，公開出版時也都刪掉了，只是沒有告訴老百姓罷了。不過，無論如何，這個刪書時期，算是過去了。
現在，“思想控制”中更為嚴厲的，還是在所謂“思想政治領域”。
不讓老百姓看的東西，就是不讓老百姓看！不僅不同的政見，不同的分析，老百姓不能看。甚至包括某些新聞，有時也要死命封鎖，讓人民什麼都不知道才行！
中國當局的這種禁錮辦法，現今，簡直可以讓世界笑掉大牙。
當然，我認為不應當有任何“思想”來統一全中國人民的“思想”。中國要想真正進步，就要有多元化的思想存在。一元化，只能扼殺民族。毛澤東自己就寫過《矛盾論》，他應當知道“矛盾”總有兩個面，而不會是只有“一個面”。但是，他又要求實行什麼“一元化”的領導，自相矛盾，這正是他缺水準的地方。
不過公正地說，毛選中還是有些生動的文字，讀來有時比較有趣；待到後來，大家都仿照鄧選、還有“三個代表”的格式來講“套話”的時候，偌大的中國，那就連生動的語言文字也都沒有了。難怪，中國學校的語文教學，也變得越來越枯燥和索然無味了。
有趣的現像是，現在，中國的學生們都一門心思地學英語去了。
“套話之國”，真是有點可悲。
我想還是回到原題目，講一講山西省：
省長固然道歉了，但我認為，現在不是道歉的問題，應當引咎辭職！
或者，因瀆職而撤職查辦！這種事，上面能做得到嗎？我看還不行。
不過，中國若真想表現進步，應當就此給昏官官場，做一個樣子出來。
我總感到，人們最憤恨的，往往就是目前中國的這些各級昏官。
由於我國是一個不民主的政治制度，這使一些昏聵無能、沒有任何責任心、只知道吃喝玩樂的人，僅僅由於它們能拍好上級的馬屁股，就爬上了各級官位。所以他們這些人，便不可能真正做一點“為人民服務”的事情。
這是當代世界裏“非民主制度”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
如果山西的省長，像美國的州長那樣，是競選和全民投票才產生出來的，又受到獨立的立法和司法機構的制約和監督，山西還會出現這樣大規模的奴隸勞動嗎？或出了這樣的事件，那些省級幹部們卻都像沒事人一樣嗎？如果在一個法制國家，這些官員們要立刻面臨著彈劾和失職的調查的。
中國山西的省官們，還有其他地方的省官們，對於他們來說，他們實在是趕上了“幸福的時代”。
因為中國沒有民主制度，所以，他們太幸福了。
其實，國家如果真想平穩地民主起來，就算候選人現在先由“中央組織部”來提出幾個，而不是一個，讓“這幾個”到選民中去“競選”，也好。
關於中國建立民主制度的問題，我認為，責任必須追溯到毛澤東時代。因為，當開國立基的時候，這件事便沒有解決好。
如果從制度上解決了民主問題，後來的許多壞事情，我認為就不會發生了。我以前說過，這些主要是指：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關閉西單牆、1989年的流血、還有“新的三座大山”等等。
我認為，儘管建國初當時形勢上有困難，但是理論上，社會主義國家，並不是不能實現民主制度的。
不過，在二戰後形成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卻沒有一個採取民主制度。到底是為什麼？個中原因很值得探討。由於共產黨、解放軍在戰爭年代與人民發生魚水關係，建國初人民就誤會了，以為建國之後這種非民主政治，反而可以實現對絕大多數人的、最廣泛的人民民主。因為是共產黨麼！這些人好麼！後來，經過了漫長的數十年歲月，人們終於發現，沒有民主的“程式”，好人是待不了多久的。沒有民主程序，很快，人民實際上也就沒有了任何政治權利，而最終，他們的經濟權利也無法保證了。
看看兩個特例：
1958年革命成功的卡斯楚先生，那時並不是共產黨員，而是726黨人。後來合併到共產黨，菲‧卡斯楚取代了多爾蒂科斯的總書記的位置，成了古巴共產黨的領袖。與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一樣，古巴採取了“非民主制度”。但據說，其國內政策，還是有些與蘇中陣營不同的地方，例如其國內仍有合法的娼妓制度，像德國一樣，和美日等國都不一樣。這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裏，都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古巴公民的“思想自由”度，也可想而知。小小一個千萬人口規模的古巴，1/3白人，1/3黑人，1/3黑白混血，但其醫療事業的成就，其體育強國的姿態，都給世界留下很深的印象。
不過，拉丁美洲的小國尼加拉瓜，桑地諾陣線經過武裝鬥爭奪取了政權後，卻採取了“民選制度”。結果，這些武裝奪取政權的執政者，當年就被選舉下臺了。歷史表明，奧爾特加並不是一個獨裁者，他有“功成身退”的境界。他容忍了右派上臺，沒有派軍隊推翻這個右派女總統。開始似乎只是不願意軍隊“國家化”，還想保持黨（桑地諾）領導軍隊的制度。不過，後來，軍隊也還是國家化了，而軍隊不干涉國內政治，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徵之一。結果今年，奧爾特加又被選上了總統。但是，他到現在還沒有與臺灣斷交，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它是一個小國，又實行民主政治，他們的想法，一時難以判斷。
儘管現在許多青年忽又對毛澤東充滿了熱愛，但建國後建立獨裁制度的根基，是那時建立起來的。若從“制度”上講，而不是從“思想體系”上講，顯然，目前的中國，繼承了最早建立的獨裁的政治體制。
當然，思想體系已有所不同，有的地方甚至大相徑庭。例如，“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已經演變為“少數人先富起來”的信條。無可否認，在口號和服務物件上，改革後的中國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中國建立了獨裁制度，而不是民主制度，這使得中國走了半個多世紀的彎路，至今沒有扭轉過來。孫中山先生確定的“三權分立”，和後來的“五權憲法”，即政治權力的分立、以及相互制約的原則，這個對於治國至關重要的原則，在蔣介石和毛澤東那裏，都沒有實現。而這兩個人，看來也根本不想實現它。
這是歷史已經證明瞭的。
經過多年的殘酷戰爭，以毛澤東為旗幟的中共，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但是，因襲“打天下、坐天下”的古代中國舊例，建國後沒有建立民主政體，而是建立了一個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獨裁體制。這簡直是和中國人民開了一個巨大的歷史玩笑。至今想起來，也常使人扼腕歎息。
寫到這裏，就想起了那些參加革命的人們，那是千千萬萬的一代勇者。
由於非民主制度，對於這些勇於獻身的一代人，也帶來了歷史的悲劇。他們在總體上，是很不幸的一代人。
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還受到肅反、反右、反右傾和文革的瘋狂打擊。
今天，他們還被許多老百姓所誤解，竟然以為他們這些人“先富起來了”。
這是天大的誤解。他們沒有發言權，且大多數已經死去，無法辯解了。
有人以為現在的幹部隊伍，就是50-60年代中共幹部的繼承者和“接班人”，那就大錯特錯。由於發生了文革，50-60年代的幹部，總體上已被打倒；由於80年代初的“離休”政策，50-60年代的幹部，基本被驅離了政治舞臺。他們只是沒有再回到“五七幹校”去罷了。他們也參加了房改；他們的孫子孫女也受到高學費的困擾；他們的那點工資，與“少數先富起來的人”根本無法相比……。的確，確有極少數“龍子龍孫”是暴發起來了，但絕大多數離休幹部在改革中生活平平，通常也不至於太過貧困，但絕不是“少數先富起來”的人。
那麼，現在富起來的官員們，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現在的幹部，可以說，那是繼承了文革的“革委會”一代幹部，這些人真正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幹部，同時，他們中大多數，後來又成了“改革”的幹部。
“少數先富起來的人”，特別是高官，多是這些人。
因此，今天的幹部，幾乎可以說是直接繼承了文革。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