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2日訊】前言：
古典的中華文化，曾是所謂的「禮樂之邦」，由此看來「禮樂文化」曾在中華文明的發展史上，創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在今日看來，雖然受到現代工商業科技文明的影響，使得古典的「禮樂文化」受到商業世俗文化的挑戰，已逐漸失去古典純樸的「禮樂文化」的精神。不過；我們在回顧古典的「禮樂文化」時，還是可以找到一些對我們現代的文化，具有啟示價值的意義……這正是本短文想探討的地方！
（一）「古典禮樂文化」形成的背景在那裡？
我們從《尚書》中得知，最早之「禮」是舜帝時之「禮」，「樂」是舜帝時之「樂」。所以說「古典的禮樂文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舜第的時代是比較妥當的，傳統上我們以周公「制禮作樂」，來說明「禮」與「樂」是政府與民間執行教化的最佳制度。
在古代所謂的「禮」，最重要的功能是為了「祭天」之禮。按司馬遷的《史記》一書所記，較完整而制度化的祭天之禮，大概是在舜帝時所完成的，例如：煙祭、望祭……等。這一方面說明了，舜時的政府組織，比堯帝時的更加複雜而龐大，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在舜帝時，有比較多的發展。
「禮樂」的稱呼從什麼時候開始，現在恐怕已無從查考。一般而言，恐怕自春秋時代，或孔子之後，方有「禮樂」並稱。因為在《尚書》中，並沒有「禮樂」並稱之說。可是在《論語》與《左傳》中都有「禮樂」之說，但從未有「樂禮」之說。按《禮記》（「樂記篇」）所記錄的文本看來：「樂」屬「天」。「禮」屬「地」。所以有：「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由此；可以看出古典「禮樂文化」的形成背景，是以天地自然的和諧代表「樂」的精神，天地自然的秩序，則代表「禮」的精神。「和諧」（樂的精神），所以萬物都能化生。「有序」（禮的精神），所以萬物能各具特性。由此可以看出「樂」是形成於「天」的陽剛之氣。而「禮」則是由「地」的陰柔之性所形成。這就是「禮樂文化」形成的重要背景的參考資料。
（二）何謂「禮」與「樂」的古典意義？
由上一節的論述中，我們說到：「樂」屬「天」，「禮」屬「地」。換句話說；「禮」也可以說是「天樂」在社會性功能的一種形式上的制定。所以當「天樂」失落，而社會淪落時，如能有「禮」（法禮）施行，社會仍能維護相當程度的理想性。可是；如果「天樂」的精神失落，而「禮」又徒留形式的制定，又如何能有真「禮」可言！這也就無怪乎孔子有如下的感嘆：
「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
這句出自《論語》（「陽貨篇」）的話，我們可以做這樣的詮釋：孔子認為「禮」的本質在於「敬」，而「樂」的本質在於「和」。人們如果要學「禮」或「樂」，須從根本上下功夫。現在所謂的「禮」啊！「禮」的，卻沒有一種恭敬的心作為根本，只在送玉帛禮品上的舖排，其實堯、舜、周公時代的先王所傳的「禮」，何曾只說玉帛之類的禮品呢？現在所謂的「樂」啊！「樂」的，也沒有一種和諧平靜的心作為根本，只在鐘鼓樂器上推敲其形式，其實；堯、舜、周公這些先王所傳的「樂」理，何曾只講鐘、鼓的樂器形式呢？這全是捨本逐末，把「禮」與「樂」變成一種社會功能的形式吧！
我們從孔子對「禮」與「樂」的批評中，就能見出我國古典的「禮樂文化」的真正內涵和意義在那裡了！
也許我們可以再引一段《禮記》一書中的「樂記篇」來進一步的引伸我們對「禮樂」精神內涵的詮釋：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從「樂記篇」的這段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出：「樂」是由我們的內心深處發出，「禮」則是在規範人的外在行為。由於「樂」是從內心深處發出，所以能安慰我們的情緒，使我們心情能舒暢。「禮」是對人的外在行為加以規範，所以能使我們進退有規，威儀有序。因此，最盛大的音樂必定是平易近人的，最盛大的禮儀必定是簡樸有序的。音樂的教育如果能通行天下，則人們的心情自然舒暢而無怨恨。禮節的教育如果能通行天下，則人們謙讓而沒有衝突。以拱手相揖和互相謙讓來治理天下，這就是用「禮」與「樂」來治理天下。這也正是古典「禮樂文化」的本義！
（三）「禮樂精神」的文化意涵在那裡？
我們如果從人類的歷史文明的發展來說；人類的文明是從「原始社會」發展到「農業社會」再到今天的「科技商業社會」。所以說一開始的發展，不可能就是所謂「禮樂」並重，或禮重於樂；而是先有簡單而自然的「樂」之形成，然後隨著歷史以及社會愈來愈複雜的發展，才逐漸進入於「禮樂」並重的時代。
所以在《禮記》的「樂記篇」中，才有以下這段有關「禮樂精神」的文化意涵的描述：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故事與時並，明與功偕。」
換句話說；盛大的音樂演奏，具有同天地一樣的和諧精神，盛大的禮儀祭典，具有同天地一樣的差異秩序。由於和諧的精神，萬物得以保持各自固有的特性，由於尊重差異和秩序，於是便祭祀天地以表達報答之情。如果外能提倡禮樂，內能敬奉鬼神，普天之下便能互相敬愛和諧了！
雖然說；禮儀的程序各異，而尊敬之情則相同，音樂曲調彼此不同，而人們友愛之情一樣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禮」與「樂」所貫穿的都是敬愛之情。
所以說；歷代英明的國家領導人，都相互沿襲以禮樂的精神內涵來治理國家，只不過「禮」的文質損益依據時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樂」的名稱也隨同功業的不同，而訂立不同的名稱。
我們從上面這段的論述中，就不難看出古典的「禮樂」的精神文化內涵在那裡了！如以哲學的觀點來說，「禮」與「樂」的文化內涵，並不在於要能達成某種社會功能的一定效果，而更在於發揮真正的「禮」與「樂」的精神意義。換句話說，也就是要使「禮」與「樂」的真正基礎、精神或動機能保存下來。這也正是《禮記》這部古典文獻中，提供給我們最好的參考價值之所在。
（四）探討「禮樂文化」的現代啟示在那裡？
從古典中華文明的「禮樂文化」的發展史上看來，不論是在「制禮」或「作樂」的本身，還是它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所佔的地位，從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看來，其實質的精神意義，仍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不過；從人類文明史的發展步驟看來，似乎「分工」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如以哲學的「分工」觀點來看，「分工」有二種：一種是「內在的分工」，另一種則是「外在的分工」。所謂：外在的分工，就是一般我們所謂的工作分工、社會分工、學術分工、技術分工，特別是現代工商業科技社會的「分工」就更細分了！
但所謂的「內在的分工」，具體來說，就是一種「情感的分工」，尤其是在現代商業文明的「外在分工」發展前的分工，都可說是一種「內在的分工」，如古代具有一定宗教儀式的祭祀禮儀，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為在古代的祭祀中，一旦出現一定的「禮儀」，此禮儀必將宗教性的崇高情感與祭典的音樂精神融合在一齊，所以在古代有「雅樂舞」的祭典儀式，以表達古人純樸又自然廣大的心懷。這也正是《禮記》「樂記篇」中所指：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
從「樂記篇」中的這段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古典的制禮作樂，是為了維護人們的內在道德情感。所以會認為詩，是抒發人的心志，歌，是吟詠人的心聲；舞蹈，是通過人的形體動作，來表現人的情感。因此，心志，心聲，情感三者都發自內心，然後詩、歌、舞三者方能得到相應的表現。
所以說；制禮作樂者的心志深遠又有純樸的情感，就能使詩、歌、舞的文采有旺盛的氣勢，那麼它們的影響也將是無遠弗屆。制禮作樂者和順的心志，在其內心深處積續越旺盛，表現於外的光華就會越展露。因此「樂」是不可以作假偽造的。
反觀；我們現代的商業科技文明，由於太重視商業的利益，以及科學技術的不斷開發，也使人類流傳幾千年的「禮樂精神文化」，受到割裂的危機……對這種「文化危機」的反思早在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及現代「實證科學」成為社會發展主流時，就有不少哲學家、文學家或藝術家對此危機提出反思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偉大的俄國大文豪：拖爾斯泰（Tolstoy，1828-1910），在他的著名評論著作《藝術論》（On Art）一書中，就提出深刻的反思。托氏認為十九世紀以來由於歐洲社會的道德墮落，使「藝術」本身也退廢下來，這也就造成「禮教」和「樂教」的逐漸退廢下來。
他認為第一個結果就是：「藝術的文化活動」，缺乏它應有的，並且深刻的宗教、道德的精神內涵。
第二個結果就是：「藝術的文化活動」只成為少數上層社會的玩賞範圍，因而成為徒有裝飾，並且缺乏深刻的文化精神內涵。
第三個結果就：「藝術的文化活動」失其「真」和「善」，而變成「幻想」和「推理」。
托爾斯泰嚴格的宗教性與道德性的批判，不但指向別人，也刺向他自己的作品。他以那種毫不猶疑的道德上的堅定，使我們震撼，他那種不斷自省與上進的精神，使我們感動……。
（五）結論
本短論文，在此只提供一些我個人在閱讀《禮記》一書，特別是其中的「樂記篇」。發現其中一些有關中華文明古典的「禮樂文化」的精神內涵，值得我們今天再提出來反思……古典中國的讀書人，認為「文以載道」，我們現在也可以提倡「藝以載道」！記得前「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先生，也曾提倡所謂的「美育教育」。換句話說；就是希望「藝術的文化活動」的學習或欣賞，能使人們達到「教化」的功能。所謂「教」就是人格上的「教導」，而「化」就是指精神上的「感化」。
這也正是中華古典「禮樂文化」所要達到的教化功能，也是給我們現代文化教育的重要啟示！
參考資料
1.《禮記讀本》台灣，「三民書局」，2004年10月版。
2.《廣解四書》台灣，「華星出版社」，1972年，11月版。
3.《史記》司馬遷著，台灣，「鼎文書局」，2002年12月版。
4.《尚書》台灣，「地球出版社」，1994年3月版。
5.《藝術與人生》托爾斯泰著，台灣「遠流出版」，1981年2月版。
6.《中國哲學精神溯源》史作檉著，台灣，「書鄉文化」，2000年4月版。
（作者為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任教於台灣文化大學哲研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