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1日訊】毛澤東的反右「陽謀」最早形成於何時：以書寫《事情正在起變化》為標誌，還是從蘇共二十大或波茲南事件起就有了「誘敵深入」的打算？這一問題至今尚無定論，也難有定論，對狡詐多變的毛澤東來說，其「存乎一心」的隱秘動機，如若被人輕易看破，他也就不是毛澤東了。
但從專制權力的特性出發，卻又似乎不難破解。綜觀其一生，權力是毛澤東的全部生活中心，權謀則是他的日常生活方式。皇權中國幾千年的權謀智慧到了毛澤東這裡，可以說達到了一個爐火純青的程度。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東方文化中的諸多組成部分均與權謀文化靈犀相通並互為營養，以極具東方文化代表性的太極拳為例，作為以取勝為目的的搏擊文化系統，它為權謀高手提供了豐富的思想來源，其「陰陽虛實」、「開合收放」的拳法義理，對直來直去的西洋拳師來說，實在並不容易理解，李亦畬在《虛實圖解》中說：「實非全然站煞，實中有虛，虛非全然無力，虛中有實」、「虛實即是開合」，武澄清在《太極拳論》中指出：「進固是進，進中有退。退仍是進，退中隱有進機。」演練過太極拳的人都懂得：招招式式，無所謂進，無所謂退，進招中含有退意，退招轉瞬可以轉化為進擊。
毛澤東作為一個頂尖權謀高手，正如臻於化境的太極武師，出招背後有著深厚的權謀文化根基，對他來說，這是一種政治和生活藝術，毛氏曾經有言：「與人斗，其樂無窮」，如果爭鬥是全無章法的亂鬥，自然毫無樂趣可言，因此，我們不可機械地以常理揣測毛澤東的行為動機。
理解了鬥爭對於毛氏權謀藝術的載體作用，也就不難理解其所有的行為動機。用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辨證」概念，毛澤東堂而皇之地為權謀藝術作了與時俱進的註解。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說：「陳其通等四同志對文藝工作的意見不好‧‧‧‧‧‧也許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為黨為國，但意見是不對的。」這「意見是不對的」的評語與「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褒贊相比，顯系輕描淡寫的側筆。但從文字上看，必須承認，毛澤東既肯定了其「左」，又對其「過左」有所警示，這與鄧小平的「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一樣，屬於絕對正確的絕對廢話。科學哲學家波普說過：「同義反覆和列舉了一切可能性或模棱兩可的命題，都無法驗證，因而是非科學的。」對毛澤東來說，這種模棱兩可的廢話卻是一種權謀語言藝術，1957年 3月10日，毛澤東在與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談時，握著徐鑄成的手錶揚了《文匯報》，徐鑄成趁機提問：「關於在報紙中宣傳『雙百方針』，無覺得心中無數，難以掌握。怕抓緊了犯教條主義錯誤，抓鬆了犯修正主義錯誤，請主席指示該怎麼掌握。」毛澤東迴避正面答覆，只是說：「我們當年打仗的時候，一點打仗的經驗都沒有，就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你們各位有二十多年的辦報經驗，應該好辦得多了，如何掌握，這叫做從打仗中學習打仗嘛。」
從實戰的角度，這種在打仗中學習打仗的經驗，不過是見招拆招的手法，既符合拳法中後發制人的要義，也是權謀高手的機警本能。其中的真諦是：管你什麼教條主義、什麼修正主義，該修理一下的時候，都會毫不客氣地修理。因此，毛澤東在發動鳴放之際，不忘讚揚陳其通等人的「忠心耿耿，位黨為國」，而在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報》反右社論之後，官方組織的批判文章中卻也不忘敲打一下「教條主義」。在反右運動已全面展開的 1957年8月21日，鹹魚翻身的陳其通、陳亞丁發表文章《克服教條主義，投入發右派鬥爭》時也首先要表明克服「教條主義」錯誤的決心，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鳴放」的壓力（嚴格說來不是來自右派的壓力，而是毛澤東訓斥鄧拓「死人辦報」的壓力），「四位同志」中的馬寒冰已自殺身亡。總之，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都是要反的，只有毛澤東永遠正確。如果說1957年的鳴放最終以「修正主義」的徹底失敗而告終，那麼，9年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又何嘗不是反「教條主義」、「官僚主義」的週期性輪迴？同理，鄧小平可以在幾小時前鼓勵胡耀邦與鄧力群攤牌，也可以在幾小時後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公開打胡耀邦的臉。
也就是說，當掌握最高專制權力的君主鼓勵別人去做某件事，他只是在利用別人，而不會給予無保留的支持，即使關係到「生死存亡」的最重大問題，比如說六四鎮壓，鄧小平在戒嚴部隊取得全面勝利的1989年6月9日之前，也會從公眾視野裡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是獨裁者的行為本能，當他們出拳打人的時候，總要減少自己身體的暴露面，儘量不給對手留下空檔，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戒嚴部隊無法取得全面勝利，那麼，楊家將被犧牲的時間將會大大提前到1989，而不是1992年。獨裁者隨時可以犧牲任何人，包括他的敵人和朋友。
這種判斷不能解釋毛澤東為什麼一定在1957年5月15日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卻可以解釋這種變化的更深層根源。要尋求毛澤東招式「起變化」的機緣，須從權力的致幻作用說起。專制和獨裁權力是逐漸趨向於評價一律的，也就是說，隨著專制權力的形成，專制者必然生活在歌功頌德的聲浪中，久而久之，權力和掌握權力者就會被神化，這一神化的過程也是反面輿論被消聲的過程，專制者最終成為正義的唯一化身，這一造神過程的結果是，專制者將他維護權力的努力視為維護社會正義的努力，從而卸掉了權力爭鬥過程中所有的道德約束。無論毛澤東整死多少個左派、右派，他都不會有心理負擔，無論鄧小平讓多少無辜者喪失幸福生活，他都會為自己找到合理性論證（即使在十八年後，他的長女鄧林女士還在香港的媒體上繼續為他尋求論證），在毛澤東看來，他是馬列主義的唯一正確代表，在鄧小平看來，他是不左不右的唯一社會平衡器。
無論權力對正義的定義如何狹隘，權力代表了唯一的正義！當人們指責專制者濫用權力的時候，他在內心是感到無辜的。
由於這種正義性的幻覺，專制者總會是開明的，他們願意聽取各方面意見。左右兩方意見他們都願意聽（如果你不說，他甚至想方設法強迫你說），通過對這些意見的收集，他們更加欣賞自己的開明統治，並且認為，只要完成這一意見收集的過程，他們就可以完全代表「人民群眾」了。通過「運動群眾」奪取政權的專制者不會傻到無視群眾的地步，但與普通人一樣，他們經常接觸的人，大概也不會超出幾百個，其信息來源同樣具有片面性，不僅如此，由於利害關係，他們聽到的意見多是被各級官員篩選過的，為此，他們必須借助「民主」。有趣的是，造成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史上第一暴君毛澤東，甚至比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更經常地使用「民主」一詞，另外一個被頻繁使用的詞當然就是「人民」了。如果說這是一種欺騙的話，他可能首先已把自己欺騙，問題是，對「民主」的錯誤理解和權力的自我神化，使他把「和風細雨」和恭順無比的提意見，當作唯一可以接受的「民主」表達，他們的邏輯是：既然我這麼虛心地接受「民主」意見，那麼，任何人對我不友好的批評就是反民主的。也就是說，無論蘇共二十大後的反個人崇拜、1957年春季的鼓勵鳴放，還是此後的反右，都是維護民主的正義之舉——讓你們給我提意見，不是讓你們質疑黨天下的制度，不是讓你們呼籲議會民主、新聞自由（「你們主張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實際上與上大街沒什麼不同」）——既然威脅到專制者的權力便是危害民主和社會正義，那麼，順手變招給來自右邊的人一擊，不就是順理成章的嗎？拳法如此嫻熟，既可以借A力擊打 B點，當然也可以順手借B力擊打A點。《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毛澤東是何等坦蕩：「『你們這一篇話為什麼不早講？』為什麼沒有早講？我們不是早已講了一切毒草必須鋤掉嗎？」
當獨裁暴君的權力代表了唯一的正義，那麼，為了維護權力之需而犯下的一切罪惡，都不會給獨裁者帶來心理負擔，獨裁者可以在任何時候犧牲掉任何人，否則，何以解釋斯大林把凶殘的特務頭子亞戈達和葉若夫置於死地？他們是否忠誠、是否該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斯大林認為讓他們死掉更好一些。所以，蘇共二十大之後也好，波茲南事件之後也好，1957年5月15日之後也好，甚至在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具備隨時讓任何人成為右派的心理準備，認識到這一點，就連時任總政文化部部長的終生思想「左派」陳沂也不會對自己的右派身份有什麼不解了。座上賓片刻間淪為階下囚並不奇怪，專制者的拳理本就如此，瞬間可以完成虛實開合的轉變。在獨裁者眼裡甚至沒有什麼嚴格的左右之分，只要客觀上威脅到他的權力，總會被找出一個罪名，當劉少奇和薄一波等人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的時候，毛澤東卻放心地讓「叛徒」江青和張春橋繼續做他的打手，並且不允許周恩來和康生清查他們的歷史叛變問題——這中間根本沒有什麼事實和情、理、法，只有權力的需要，一切符合暴君維護權力既時之需的人，都被歸入正義一方，反之，則成為地富反壞右。
蘇共二十大後，斯大林的「刀子」被蘇共拋棄，波蘭、匈牙利共產黨險些失去政權，使毛澤東不得不思考權力的隱性威脅問題，一方面，他知道共產黨的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是失去民心的根源，為此，他需要人民群眾給這些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者提意見，另一方面，他這個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真正的總後台，卻想當然地自視為正義和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他和他所創立的制度，是絕對不可以被批評的。如果說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危害的是人民利益，對毛澤東的統治造成的也只是間接威脅，那麼，指向他和他所創立的制度的批評，則是對他的直接挑戰，是絕對不允許存在的。這一直接和間接的區別，使毛澤東成為一個終生的「極左」暴君。文革時期，毛澤東對劉鄧向高校派駐工作組的反感，也不應被視為低級權力鬥爭的需要，1964年毛澤東就很自信地對劉少奇說過，「我動一動小指頭，就能把你打倒。」如果只是為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不需要發展他的繼續革命理論，他對劉鄧派駐工作組的反感，是因為他自視為人民和正義的唯一代表，他需要通過對官僚主義的打擊來維護他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以降低失去權力的可能性，不過，這不妨礙他在1976年清明節對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施以更殘酷的暴力，因為他永遠都是唯一正確的代表，威脅他的權力就是直接威脅人民利益和社會正義。
回到1957年。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數隻有600萬，佔全國人口的1%左右，但一次次的思想改造運動並沒有抹掉這 600萬知識分子中的民主自由記憶，今天重溫鳴放時的言論，我們不能不驚訝於部分知識精英的民主認識之深刻，僅就民主理論和人格魅力而言，這些知識精英並不遜色當時任何國家的知識分子。如果毛澤東具備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的歷史視野，自上而下或者說上下結合的社會改革並非不能實現，杜光先生回憶中央高級黨校的鳴放與反右時寫到：面對如火如荼的鳴放和紛至沓來的批評，有的學員擔心「反革命分子會利用反官僚主義來反對黨的領導，利用反教條主義來反對馬列主義」，有的學員感到委屈，「現在是四面圍攻，好像兩塊鋼板夾塊肉」，有的甚至把形勢比喻為「第四次反共高潮」，有些學員認為「這些意見完全違背了和風細雨、從團結出發的精神」，「這樣搞法會渙散組織、損害黨的威信」，但是，也有一些學員對大鳴大放表示讚賞，認為「絕大部分意見是正確的」，有的學員說，「人民內部矛盾緊張，不少問題的根子在上面，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中央，整我們這號幹部不頂事」，「不能樹幹不動，光讓樹梢搖晃」，還有些學員對鳴放中的某些觀點抱有同感，如認為胡風不是反革命，肅反成績不是主要的，合作化違背了自願原則，統購統銷造成了農村緊張，等等。
就是說，儘管當時的社會矛盾分歧以黨與非黨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即使在共產黨內部，對於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要求也是大量存在的。在鎮反、三反、肅反等歷次運動之後，黨與社會的力量對比已呈嚴重不平衡，在這種情況下，反黨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如果毛澤東具備基本的民主素質與歷史責任感，他完全可以借助社會力量和一部分黨內力量完成中國的溫和民主革命，這一點，從他大躍進之後威望嚴重受損仍然可以發動文革將老幹部打倒，就可以得到證實。因此，今天的中國，當民主已成民間基本共識，當專制與民主的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逆轉，如果中共黨魁有意進行民主改革，成功的幾率遠大於一般想像，民主的阻力遠小於「民主緩行」者的渲染。但由於毛澤東把自己視為正義的唯一代表，並將其權力的穩固視為維護正義的基礎，1957年，他徹底毀掉了中國社會和平轉型的可能，並為權力對民意的鎮壓確立了一種極壞的典型模式。
事實上，毛澤東是不可能進行民主改革的，即使他一次次鼓動鳴放（文革時又對年輕一代玩這種把戲，先是鼓動他們造反，既而將他們發配到農村的「廣闊天地」），那只是為了從左右兩方面消除對他的權力威脅，他所謂的「造反有理」只不過是「反貪官不反皇帝」。1957年的鳴放之所以很快引起毛澤東震怒，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共的歷次鎮壓（尤其是剛剛過去不久的肅反運動）使民眾一旦獲得說話機會，必然會以比較激烈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意見。對毛澤東來說，鎮反也好，肅反也好，都只是維護權力的一個招式，但對受害者來說，卻意味著整個人生和前途的毀滅，誰能讓這些無「組織」的民眾「和風細雨」地描述他們的傷痛？民眾的激烈情緒和追究責任的要求，必然大大刺激葉公好龍的「民主倡導者」毛澤東，而這些民眾的憤怒背後，是毛澤東手上的鮮血。作為一個不停地殺人的專制權力擁有者，倡導鳴放和「民主」的毛澤東早在井岡山時期，就通過殺AB團的權力操作堵死了自己的「民主」可能，怎麼能指望一個手上大量沾血的暴君開啟民主之路呢？這一點對於當今時代仍具現實意義，歷史上是否大量沾血，或者說，是否在行動中不怕沾血，仍是判斷權力持有者是否可能開啟民主之路的重要指標。
1957年反右運動是必然的，長期的殺人經歷早已使毛澤東成為一個人格分裂的精神病人。作為一個殺人犯，他卻在內心裡認定自己是正義的唯一代表和化身。在無人能夠挑戰其權力的情況下，毛澤東如果全然一副獨裁暴君的面目反倒更好一些，人們至少不會被他輕易地「誘敵深入」，但對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反感，乃至於對民主的承諾（毛澤東對吳冷西說過當時處在訓政時期），在人格分裂的精神病人毛澤東心中卻可能是真誠的（死在毛澤東手下的左派同樣為數甚多）。這種「真誠」更為可怕，以鞏固權力或「正義」為目的的真誠，使之更具欺騙性，也更無禁忌，於是，即便鳴放以「反左」起，同樣會導致對「右派」的反向鳴放與聲討，使更多呼喚自由的人失去自由。
祛除政治烏托邦造成的道德潔癖、「黨」的力量的削弱、知識分子和教育的普及、權力制衡觀念、官員退休制度的建立、私有財產的神聖性、民間社會的自覺、民意對權力的天然不信任和防範‧‧‧‧‧‧這些，在1957年都是不可能出現的，於是，對教條主義的鳴放必然導致對「修正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致命創傷，「愛民」的皇帝毛澤東（他需要通過愛民鞏固自己的權力並維持內心深處的正義自信）必然步步演化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暴君。反右過後，毛澤東的權力再次強化，於是，大躍進就要開始了，餓死千萬人的悲劇就要到來。不過，即使幾千萬人餓死，在毛澤東看來，也只是好心辦了壞事而已，因此，他不會承認錯誤，而恐懼和輿論管制使民眾不敢相信他的錯誤。於是，包括他自己在內，越來越多的人將毛澤東看成一尊神，但這是一具肉身之神，他需要衣食享樂，更會感到疼痛和恐懼，尤其是失去權力的恐懼，於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幸福，他只能通過一次次運動殺死越來越多的人。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