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6日訊】在一個專制的社會裏，也許只會出現詩人、畫家、劇作家、治印家、作家等傳統文人，卻難以出現思想啟蒙家。如此下去，所謂的啟蒙，那是很遙遠的事了。
如果追溯一下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在春秋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學派的創始者孔子、老子、韓非子、墨子等為了使自己的學說“經世致用”，不惜勞動身軀，到處奔波，處處遊說，並且開館授徒。
最典型例子當屬孔子。孔子是魯國人，30歲時，已博學多才，成為當地較有名氣的一位學者，並在魯國闕裏收徒授業，開創私人辦學之先河，後來為了使自己的學說“見用於統治者”，曾周遊宋、衛、陳、蔡、齊、楚等國，自稱“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沿途鞍馬勞頓，顛簸流離，受盡苦難，在離開衛國去陳國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圍困了五日；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在陳國住了三年，吳攻陳，兵荒馬亂，孔子便帶弟子離開；楚國人聽說孔子到了陳、蔡交界處，派人去迎接孔子。陳國、蔡國的大夫們知道孔子對他們的所做所為有意見，怕孔子到了楚國被重用，對他們不利，於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後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七日；最後還是子貢找到楚國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於一死。但終未見用。孔子晚年致力於教育，其學說雖然沒有被當時的統治者採納，但在社會上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以至於有門徒三千，賢者72人。儒家學之所以延續幾千年，無異和孔子當時這種無奈的“四處演說”、“開館授徒”有很大的關係。
儒家學說開創了一代學風，堪稱思想的先河。但學說的內核卻擺脫不了為統治者提供統治之術，就象孔子所說的“待價而沽”。至於學說裏所談論的人性等學問，只是為了論證其所宣揚的統治之術，可以當作一種“作料”而已。不但儒家學說如此，其他的諸如墨家、法家、道家、陰陽家、兵家等無不如此。因此，這幾大學派的門人，諸如蘇秦、張儀、范睢、韓非子、李斯、孫臏之輩，學成後，都紛紛出山投奔到當時的統治者，弄個一官半職，見用於社會。如此，當然儒家等學說的“經世致用”，自然就是為統治者服務，使得後世的文人們紛紛“學以致士”，做起當官的理想來。卻忽略了孔子功澤後人的實質內涵。
從孔子身上，我想起了歐洲的思想啟蒙時期。那時的思想家不光躲在書齋中，而是走向“街頭”，走到群眾中，極力鼓吹自己的學說。就象哥白尼一樣，雖然研究出了“日心說”，但因為受到教會的威脅遲遲不敢發佈，直到他死後多年後才公佈於眾。又多虧布魯諾、伽利略等一大批科學家到處宣揚，才使得這一研究成果人人皆知。說實話，如果沒有布魯諾、伽利略等人的宣傳，哥白尼的學說的廣為流傳肯定還會更晚些。所以，布魯諾的偉大絕不亞於哥白尼。受火刑而死的他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這說明了這麼一個道理：再好的學說，也應該走到群眾中去，只有這樣才能放射出它的光芒，否則，便會淹沒在歷史故紙堆中，徒供後人感歎不已。
我以為，這才是“經世致用”的真正含義──從平民中蜿蜒而起，漫漫呈波浪之勢，最終掀起一股社會思想浪潮。而孔子以降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多走的卻是另一條道路。那就是“入仕”。他們的眼睛是向上看的，對官場始終含情脈脈，有著一種解不開的留戀情緒。他們所謂的“致用”，就是做官報傚國家、報傚社稷。而所謂的國家社稷當然主要是指封建帝王。
比如李白，就始終圍繞著皇帝老兒轉，他幾下長安、多次出入宮廷，可惜“終被明主棄”，李白也就終其一生感歎：“天生我才必有用”，卻終不得用，在湖北的一次遊玩中懷揣鬱郁摯情撲向水中的月亮……李白留下大量浪漫情懷的詩詞，卻隱藏著苦悶無奈的情感，誰人能解？
和李白一樣的那些大文人，比如屈原、杜甫、韓愈、柳宗元等等，在他們的文章詩詞中真正能促進國民生產、改進人們觀念的並不多，而有限的思想，也僅僅限於早期應試中的策論和偶爾的反應民間疾苦的詩詞中。比如，蘇軾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殿試中寫的幾篇策論，曾經驚動了朝野，被認為棟樑之材，但是終其一生卻始終因“黨錮”和散漫的情趣而不被重用，也就只能屢屢上書，屢屢被貶謫，一輩子窮其詩文，在詩、書、畫、印等方面雖卓有成就，成一代大家。但是在“學以致用”方面卻是很失敗的，因為他的策論除了獲得廣泛讚歎以外，並沒有得到實際的運用，再說他也沒有興趣、沒有動力、沒有能力朝這方面發展，其思想也就沒有成為系統化，難以獨立城說。至於那些詩詞、書畫、學問，從來就是知識分子的專有物，在歷史的延續下，只是文人們自娛自樂的一種載體，是懷才不遇後的一種消遣，放到治國之上可就難之又難了。
至於宋明理學，如朱熹、周敦頤、王陽明等人，其思想仍舊沒有脫出儒家的窠臼，而且因為統治者的支持，才使得他們的一些“思想”得到社會實踐。這和法國啟蒙時期的盧梭、孟德斯鴆、休謨等的“自下而上”顯然是不同的。
這無疑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性結局，其根源當然在於對“經世致用”的錯誤理解和使用上。中國知識份子所理解的“經世致用”主要還是在獲得官場的認可。因為要獲得官場的認可，他們當然會去應試，窮其一生奔波在科舉之路上，知識份子被牢牢系在科舉的鎖鏈上，抹煞了創造力和思想力；也因為要獲得官場的認可，他們當然會根據官場的需要，一方面痛陳官場的弊病，顯示自己的清高；另一方面，也會根據實際情況就事論事提出療救的建議。
應該肯定的一點是：所有這些如果得不到“帝王們”的注意，寫作的動力便會一點點消失掉。李斯如果不是為了引起秦始皇的注意，他就不會寫《諫逐客書》來；賈誼如果不是為了引起漢文帝的注意，他就不會寫出《過秦論》來；蘇軾如果不是為了參加科舉，當然也就不會寫出那些著名的策論來。
清朝中期的龔自珍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龔自珍（1792～1841），又名鞏祚，字瑟人，號定庵，別號雨岑山民、碧天怨史。他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生于嘉慶、道光年間。他所生活的時代正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時期。當時的社會矛盾激烈，滿清的統治又十分腐敗，再加上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經濟滲透，鴉片輸入，使得這個古老的帝國在內憂外患中搖搖欲墜。可歎的是：清朝的帝王和那些官僚卻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依然爭權奪利、窮奢極欲，歌舞昇平。表現在官場上就是，正義之士受到壓制，而溜鬚拍馬之徒卻得到重用，至於被西方文化人羡慕的科舉取士，也走到了腐朽階段，幾乎成為了一種形式，成為扼殺人才的枷鎖。有良心的知識份子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科舉考試，不光是八股害人，而且考生們終其一生，到了50歲才能取得進士，做上一官，這時已經“垂垂老矣”，焉能再為國家做出貢獻？
龔自珍出身于世代官宦學者家庭。祖父龔禔身，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詩》。父麗正，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著有《國語注補》、《三禮圖考》、《兩漢書質疑》、《楚辭名物考》等書。母段馴，著名小學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綠華吟榭詩草》。和其他知識份子一樣，他走的也是一條科舉之路，19歲，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1818年，26歲，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次年應會試落選。1820年，28歲開始入仕，為內閣中書。
會試落選後，他又參加了五次會試。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會試，始中進士，時年38歲。在此期間，他仍為內閣中書。道光15年（1835），他遷宗人府主事，改為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兩年後，他又補主客司主事。這類官職都很卑微，困厄下僚，一直到他50歲時離開人世。生活窘迫，靠父親龔麗正的接濟才能維持生活。
龔自珍生性豪放，倜儻不群，才華出眾，多思、善辯、廣交。在他短暫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詩文，傳到今天的有文章300多篇、詩詞近800首。
就象許多科舉失意後內心憤懣的知識份子一樣，龔自珍也在憤懣中敏感到封建國家的嚴重危機，“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梁啟超說：“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龔自珍、魏源）輩若不勝其憂危，恒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清代學術概論》）早在嘉慶25年，他已指出“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議》。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認識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造成嚴重的民族危機，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阮尚書年譜第一序》）。有人認為，他的文章不僅是舊勢力的挽歌，更是民主思想、未來開拓者的戰鼓。正因為此，龔自珍被一些人譽為中國的啟蒙思想家，“承接舊時代和新時代”的第一人。其地位可和法國啟蒙時期的思想家、文學家伏爾泰、盧梭等相比。
當然，對龔自珍的這種評價，也有許多人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龔自珍只不過是中國知識份子中的一員，偶爾一些思想火花觸動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卻沒有產生出巨大的效應。這點和法國的啟蒙思想運動截然不同。法國的啟蒙運動，乃是一場波及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運動，是一場從文化、政治、經濟、倫理等各方面展開的運動，它直接導致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它所產生的思想也奠定了以後資產階級建國思想的基礎。象美利堅合眾國等民主國家，其建國思想仍舊可以從其中找到淵源。用一句話說就是：“功莫大焉，源遠流長”。
但是，龔自珍卻不是這樣的，其思想始終在一個小圈子裏縈繞。他很善於交友，著名的朋友就有吳虹生、湯鵬、魏源、張際亮、姚瑩等等。這些人幾乎都是科舉失意後，“坐耗蒼茫想，全憑瑣屑謀”（《撰羽林山館金石墨本記成，弁端二十字》），對腐敗制度有清醒認識的文人。再就是一些中下級官員，如林則徐等。他求學時並沒有按照漢學那套考據、訓詁的路子走下去，而是關心現實的社會政治問題，大力提倡“經世致用”之學。他在20幾歲時就寫了好幾篇文章，相當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封建統治的腐敗，指出社會變革的風暴即將來臨，積極主張改革弊政，提拔人材，以安定社會。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在看到他23歲時寫的四篇《明良論》後，曾十分讚賞地說：“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髦（耄）矣！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龔自珍全集》），著名的學者、兵部侍郎姚學爽看到他應試的八股文後，也長歎到：“吾文著墨不著筆，汝文筆墨兼用。”意思是說，當年我寫功令，完全是依照八股文的程式來寫。至於裏面的內容，考慮得並不多。而你的文章，程式和內容都兼顧到了。
不過這些功令文都在他鬱悶中燒掉了。但說實話，即使沒有被燒掉，也可以想像到他的這些文章也並沒有什麼“真知灼見”，很難留傳後世的，因為，他的主要的思想其實是在上書時才提出的。他先後上過多次書，比較出名的就有《東南巴番舶議》、《西域置行省議》和《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可惜的是這些上書都石沉大海。可見，無論是他早期的《明良論》，還是後期的上書並沒有在社會上廣為流傳，而只是在政府官員這個小圈子裏傳播。這個小圈子還不是所有，而是為數不多。有一次，80多歲的宰輔東閣大學士富俊還親自登門求教，聆聽他的意見，龔自珍當即寫了《當世急務八條》，不過最後也不了了之。至於其所準備寫的《蒙古圖志》是他一生中唯一有實用價值的書，可惜一場大火燒掉了他的資料，夭折在繈褓中。
龔自珍是《公羊》學派劉逢祿門徒。這位先生十分講究“經世致用”。他曾講過一番慷慨的言論：“古今治經者，多從文字上領會意義。我朝開國以來，顧炎武、章學誠等前輩費盡心機，考據的無可挑剔。而下官認為，古訓固然重要，但真正通經者，務通大義，不專章句才是。孔子所傳《春秋》，至漢代董仲舒、何劭闡發，其目的在於經世致用。當今天下，世風日下之時，我輩正該深入研究，繼承董、何遺願，旨在明天道，規人事，決天下之疑方是根本。”然而從龔自珍的多次奏議來看，他的“經”當然還是從四書五經中尋求營養，而“用”呢，當然還是被“皇帝”所用。這其實仍舊擺脫不了中國舊知識分子的窠臼。這也註定了龔自珍悲劇性的命運。
縱觀龔自珍的一生，他始終在這麼幾個場合裏生活著，第一個是失意文人。這些文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喜歡吟風弄月，二是喜歡發泄心中憤懣。這樣的圈子實際上是排擠“外人”的。有一次幾個朋友在陶然亭散心時，有一個宗室的王孫載福，此公不學無術，卻對龔自珍十分景仰，竟然提議聯句賦詩。龔完全可以應付一下，卻羞辱了這位王孫。當載福高聲朗誦道：“柳暗花明三月天”，龔自珍卻念道：“太夫人移步出堂前。”王孫十分不解：八字怎能相對？龔自珍撇了一下嘴：“原來你這是在賦詩啊？早知道是詩，我定以七言相對了。”惹得眾人哄堂大笑。這就給龔自珍造成了殺身之禍。第二個圈子就是風月場所。和歷史上所有的文人一樣，為了排解鬱悶，龔自珍放浪形骸，十分喜歡去風月場所尋訪紅顏知己，比如小雲、靈蕭等等，就是他所鍾愛的妓女，為此還寫了不少著名的詩詞。三是，官場。由於他出生于豪門貴族，勢必會接觸一些官員，但因為天生倨傲的文人性格，卻為封建官場所不容，最終還與他的親叔叔龔守正當時的禮部尚書分裂。他所結交的也多是中下級官員，許多還是他的同年呢。
正因為處於這樣的社交圈子，再加上當時日益衰弱的封建社會現實，註定了龔自珍的思想流傳不廣，還不如他的詩歌呢，比如他在北京所寫的《無著詞》連遠在千里之外杭州的、不通筆墨的表妹潘惠也能唱道：
一身雲影墮人間，休認彩鸞看。
花葉寄應難，又何況春痕袖斑？
似她身世，似她心性，無恨到眉彎。
月子下屏山，算窺見瑤池夢還。
我一直在思考這樣的一問題，為什麼孔子的學說能流傳後世？而作為承先啟後的龔自珍卻幾乎淹沒在歷史的煙雲沒有放陽發揚光大呢？
我以為，主要原因還是在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經世致用”觀上。因為孔子無奈之下，走的是一條迥異于後世知識份子的路，他“沒有顯達于諸侯”，但其學說卻通過他的宣傳，產生了許許多多的追隨者，流傳甚廣。至於道家、墨家、法家等學派，也莫非如此。然而經過後代知識份子的歪曲，“學以致用”，實際上變成了“學以致士”。於是乎，一代又一代的知識份子疲於奔命于官場上，削尖腦袋做官。這種狹隘的觀念，使得文人們疲于科舉、疲於投機鑽營。李白、蘇軾、杜甫、龔自珍等大文豪概莫能外。知識份子的眼睛是向上看的，他們要麼通過科舉走一條仕途之路，要麼通過上書、奏議，談論國事，引起注意，當上大官。不過，封建官場畢竟是十分黑暗的，當這幾條路被堵死後，他們只好借詩文自娛自樂，發洩不滿情緒。而真正能安幫定國、“經世致用”、開一代學風的啟蒙思想，當然也就寥寥無幾了。
當然，在一個專制的社會裏，當專制權力滲透到人們每一個毛孔時，我們強求龔自珍似乎有點不妥，他畢竟是舊知識份子中的一員，肚子裏還流著專制的血液呢。在一個專制的社會裏，也許只會出現詩人、畫家、劇作家、治印家、作家等傳統文人，卻難以出現思想啟蒙家。如此下去，所謂的啟蒙，那是很遙遠的事了。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