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8日訊】網絡能使人讀到精彩的禁書。《中國第一罪——我在監獄的快樂生活紀實》是秦耕先生對一段坐牢生活的回憶，乍一開卷，便令人拍案叫絕，欲罷不能，廢寢忘食，一氣讀完。讀罷仍覺餘香滿口、餘音繞樑——此番溢美是否言過其實，諸位可先行閱讀，再作評判。
當然，監獄總不是什麼好去處：狹小、陰暗、潮濕，囚禁秦耕先生的監獄，也大致如此。因為少了開闊、明淨和乾爽，自古人起，一旦與監獄扯上關係，便會有「牢獄之災」的說法。這不是什麼錯誤，對一個守法公民來說，身陷牢獄，自是莫大的災難，但在秦耕的回憶中，卻無災難面前的恐慌、沮喪和焦慮，相反，正如該書書名所言，秦耕的監獄生活是「快樂」的。
儘管陰暗潮濕的環境使秦耕的腿部濕疹發炎、流血流膿、浮腫到無法行走，而食物缺乏更導致長期飢餓，以至於「我還記得在那次與父親難得的會見中，我告訴他，希望以後不要給我送吃的東西，理由是：肚子每天都餓，你送來的東西只能管幾個小時，管不了每天；吃完之後幾個小時又餓了，而且餓得更強烈、更難受，如果因為吃了腥葷消化不良造成拉肚子，還得不償失。」可在秦耕筆下，這些不夠快樂的監獄生活構成只是一些細枝末節，他不僅笑著入獄，笑著出獄，而且做到了將監禁生活的每一天都過得有滋有味。這種快樂的「感受」，即使對有過坐牢經歷的人可能也是具有吸引力的。
秦耕先生的文筆美而精練，史料之外，兼具文學價值，因為這個緣故，我一度懷疑他的所謂「快樂」，只是一種「零度寫作」的技巧。然而，作為紀實，所寫又是親身經歷，作為具有痛感的人，飢餓和病痛面前，如何能夠「零度」得起來？清代方苞的《獄中雜記》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名篇，該文展示的獄政弊端，至秦耕時代尚未結束，但作為文人書生，方苞身處監獄時的震驚感，在秦耕這裡確確實實已不存在。1989年，秦耕先生的牢獄之災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經歷，但秦耕先生在入獄前已有充分思想準備，所以，《中國第一罪——我在監獄的快樂生活紀實》中的秦耕先生雖然面對的是無法預知刑期的「中國第一罪」，卻無慌張，也無焦慮，彷彿他不是被囚禁在陝西的監獄，而是在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度假。
那麼，秦耕先生的從容快樂是否是一種矯情？
從文中透露的秦耕先生的經歷看，他曾是一個年輕有為的機關工作人員，但當幹部年輕化和知識化的東風吹落他的頭上，他拒絕了被提拔為局長的機會，局長屬於官員序列中的低層級別，但在一個縣城裡，那可就屬於中層幹部、是手握實權的人物了，而且，當時的秦耕先生年僅23歲，前途不可限量。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自由化思潮」影響下，秦耕想都不想便拒絕了做官的機會，此後，秦耕走的實際是一條民間學者的道路。拒絕體制的招納、並且絕不以此作為博取「名士」聲譽的策略，或許只在秦耕成長的時代才成為具有文化支撐的人生模式，此一模式的放大，便是民間社會自覺意識的生成。由於這樣的人生選擇，秦耕主動遠離權力、貼近民間，這就使他與方苞的士大夫心態迥然不同，對他來說，入獄不過是從民間的一個角落走入另一個角落。
正是這種主動自覺的民間身份定位和追求，使秦耕先生既不以官為榮，也不以囚為恥。相反，活在一個罪惡的時代而飛黃騰達，正是一個人的恥辱。在六四這樣一個善惡分明的歷史時刻，秦耕先生「甚至固執的認為，在中國，作為一個清醒、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被抓進監獄就是必然的命運，否則就一定是在罪惡面前有意沉默、有意迴避和暗中屈服；監獄，也只有監獄才能洗刷一個知識分子在專製麵前表現出的懦弱、恐懼、麻木、選擇性沉默或精明算計而蒙受的層層羞恥，才能與專制罪惡保持起碼的距離。」
有了這樣的意識，入獄便是心靈的自我救贖。當高牆擋住了外視的目光，人就很自然地轉朝向內的自視，在一個知識分子而言，這樣的內視正是難得的契機，也就是說，監獄囚禁了人的身體，卻未使之喪失心靈的自由，乃至於我們可以說，監禁成就了秦耕先生的自由。
當然，《中國第一罪——我在監獄的快樂生活紀實》並非秦耕先生的心靈獨白，也不是盧梭式的漫步遐思，佛家有云：一樹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對樂觀、積極地熱愛生活的秦耕先生來說，監獄還是他接觸特殊人群的獨特視角。草根的秦耕與儒雅的楊建利不同，同是坐監的政治犯，楊建利先生從不打探身邊囚犯的案情，只以人與人的平等姿態與之相處，由此贏得了囚犯的尊重與敬佩，秦耕的做法卻是與囚犯「打成一片」，短暫的戒備之後，秦耕便與同室囚犯「情同手足、親如兄弟了」，他不僅詳細瞭解並記錄同室囚犯的案情，還興致盎然地參與各種囚室內遊戲，直至惡作劇般地捉弄看守警察。《中國第一罪——我在監獄的快樂生活紀實》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普通刑事犯罪者的故事：飛簷走壁的關雙喜、行竊鄉里的張新良、「撮」癮甚大的少年趙紅兵‧‧‧‧‧‧這不是法制類報紙居高臨下的報道，也不是以訛傳訛的民間故事，而是對身邊人的真實記錄，為研究當代中國底層生活提供了真實的範本，這些故事自然穿插於書中，連同秦耕對監獄管理者的觀察與記錄一起，使《中國第一罪——我在監獄的快樂生活紀實》成為一本可讀性極強的社會記錄。司法制度掌控者大概無法想像，將政治犯與普通刑事犯混同關押的做法，一方面增加了政治犯對社會底層生活的瞭解，一方面也讓政治犯的思想影響波及最底層的社會人群。
實際上，秦耕的快樂生活在我看來並不快樂，當同室囚犯為能揀到一個看守丟棄的煙屁而制定複雜周密的「香煙行動」時，我們能夠想像監獄生活的單調、困乏和無助，但無論會見親屬時提出的「三不主義」，還是戲弄女警官盧某時的「不懷好意、不露聲色」，都顯示出秦耕先生「蠻不在乎」的性情，而這些都發生在六四剛過、第一罪的刑期長短尚在未定之天的時候。如果說解除收容審查時秦耕的「表演」比較容易理解（「我想了想，覺得也表演得差不多了，就說：『把筆拿來！』於是我在解除收容審查通知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那麼，從抓捕到審訊以至日復一日的單調生活，他卻總能以這種幽默、快樂的心情坦然面對，不能不說是一個「奇人」了。
「奇人」非指具有特意功能、而是那些行為處事超出一般想像的人。面對秦耕的如下文字，誰能不為之稱奇稱怪：「我在監獄反覆爭取、申訴、抗議，要求得到的選舉權，其實就是準備再投一次莊嚴的棄權票。後來監獄正式投票時，有人鼓動大家抵制，郭鐵漢表揚說秦耕還不錯，還主動要求參與選舉，我說：不，我是為了投棄權票才爭取投票權的。」其實，類似的怪人並不少見，如果由一個人所處的交際圈子而判定其是否奇人，那是一種愚蠢到家的做法，可是，十多年間，在政治異議這個圈子裡，著實可以見到許多既奇而怪的人士，由於這個緣故，初識任何一個形容衣著寒愴的前政治犯，我都不敢懷有輕慢之心，在他們的背後，往往有著曲折離奇的故事，有著一份干雲之豪情，即使多年的底層生活已經打磨掉他們臉上的稜角‧‧‧‧‧‧
由於一個足夠強大的內心世界，由於對良知與正義的自信，監獄的牆壁對秦耕這樣的政治犯來說，實在是不夠堅硬的，如果一個人鐵了心要趟一趟監獄的「混水」，那麼，空洞的四面牆又算什麼？「我要認認真真、一本正經、心安理得的度過我的監獄時光，因為這就是我選擇的生活。作為這個監獄後來的囚犯之一，我在監獄期間，腦海中從未閃過越獄的念頭，甚至我希望自己被關押得更長久一些，因為我堅信坐牢與中國人的自由直接相關，坐牢的人越多，中國人離自由的距離就越近；不再懼怕監獄的人越多，中國人得到自由的機會就越大；只有在監獄再也無法使人們感到恐懼、再也無法使人們屈服時，只有知識分子以自己的慷慨赴獄，把監獄變為不是懲罰罪惡的場所而是反抗罪惡的場所時，只有中國知識分子在內心確信中，把坐牢當作最高獎賞、最高享受和最高榮譽而不是一種拙劣的懲罰時，只有當一個知識分子光榮入獄、更多的清醒者就迫切等待自己也光榮入獄的時刻來臨而不是莫名恐懼、竟相逃避甚至互相推委時，中國人才能真正獲得希望！」
一個「認認真真、一本正經」選擇監獄生活的人必是一個傻子，但秦耕這個清醒、自信而又快樂進出監獄的傻子，卻會讓很多聰明人懷疑自己的生活經驗和信念：監獄是否是世間最不可承受的痛苦？如果入獄是一種莫大的榮光，知識分子的莫名恐懼和竟相逃避是否不過是一種膽怯和無力把握生活的表現？也許，種種現實因素使我們無法象秦耕這樣坦蕩、快樂地走進監獄，但由於秦耕先生的快樂的監獄生活，「我們要戰勝內心的恐懼」、「勇敢說」不就是一種基本的人生境界和修為嗎？人們未必敢於追隨勇士所為，但當勇士將勇敢者的遊戲玩到如此精彩，使人讀來欲哭欲笑，苦笑不得後不由擊節讚歎，人們難道不會萌生出尋求快樂與精彩的衝動？生活未必需要悲壯，畢竟卻總不能少了快樂。
內心世界充盈的秦耕讓我們明白了快樂的源泉在哪裡，這與一個人身處的環境無關：監獄中同樣會有快樂，腦滿腸肥的優遊同樣可以使人失去生活的興致。當然，捨身入獄未必關乎政治追求，我們知道秦耕是不喜做官的人，大到局長、小到牢頭都引不起他的興趣，他只是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知識分子，僅僅為了「不肯繼續以豬狗的方式接受奴役」而借監獄洗除恥辱而已。這甚至算不上富有策略的政治抗爭，在「自由本身就是罪惡」的地方，他的入獄僅僅是為真正做一個人。
入獄並非實現做人願望的唯一方式，但對1989年的秦耕來說，他無悔地做出了這樣的選擇。一般來說，異議者的第一次入獄多不能令自己滿意，秦耕卻能在離開監獄之際「看著他們尷尬的樣子，我大聲說：『其實我最後想告訴你們的是，監獄對我沒有任何改變！我進去時滿面笑容，今天我依然笑著走出來。』」這是足可讓他可以驕傲一生的經歷。自由民主必勝的未來預期之下，無須以短暫的成敗來論英雄，對秦耕來說，在1990年他就已經取得勝利，他戰勝了監獄，更重要的是戰勝了自己，並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戰勝了卑瑣和恐懼，同樣重要的是，他還以一本書戰勝了一個讀者的懦弱：種種現實牽絆之下，我不敢說自己能夠達到秦耕先生的人生境界，但是，如果有一天被迫再次面對高牆，我希望能像他那樣活得平靜一些，快樂一些。
謝謝秦耕先生以及秦耕先生的作品！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