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國農村土地應當走私有化道路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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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7日訊】20世紀70年代末葉,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是以農村包產到戶開始的。這一政策典型地體現了鄧小平的改革思路的局限:機會主義地回避意識形態問題的不徹底性。就在執政者慶祝這一思路的巨大成就小康社會的同時,這一思路的局限所導致的嚴重的問題正在浮現:失業、腐敗、財富差距拉大、社會秩序混亂、全社會暴力氾濫、道德淪喪、人權紀錄惡劣、環境惡化等問題。人民不滿仍以加劇,導致所謂群體性事件快速增加。清算改革的不全面和不徹底已經是中國大了的必然趨勢:席捲各界的憲政法治運動、維權運動、社會運動等是嘗試。

土地制度是實現這樣的國家制度改革和民運戰略調整的適宜的突破點。目前,土地制度改革最集中體現了回避意識形態和僅搞經濟領域的改革思路的局限性問題,是三分之一群體性事件的直接根源.根據於建嶸的調查,”就全國而言,農村土地糾紛已經取代稅費爭議而成為了目前農民維權抗爭活動的焦點”。而土地爭議最多的地區是沿海發達地區.非法或者強制性徵地已經成為農村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

中共當局對農村問題的嚴重性是有認識的,但是限於意識形態的束縛和利益集團的需求,他們提出的農村改革方案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今天提出”切實保障農民對土地的長期使用權”實際上是一句空話。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本身就提供了國家剝奪農民的法律基礎,必須從法律層面上解決問題,而不是從政策層面上進行調整。基層政府由於利益驅動,不可能主動放棄對農村土地的徵用權.只有限制,進而剝奪他們的權利,才能解決問題.中國改革的問題,說到底是分權和放權的問題,農村問題也是一樣。

我認為,實行土地私有化,才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途徑。必須明確農民土地所有權,讓市場機制取代鄉鎮官僚決定土地的合理轉移。如此才能有效阻隔地方官員對權力的濫用。同時,實現土地私有化,農民可以用土地抵押貸款,這樣就有足夠的資金進行提高勞動力,農村經濟發展才能有長遠的保障。

由中華學人聯誼會與中國憲政協進會共同主辦的第二屆中國論壇將於2007年9月9日至9月10日在美國紐約舉行。這次研討會的主題就是《中國農村土地私有化問題》。參加會議的包括來自大陸的著名農村問題專家秦暉,曾經主持推動早期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原國務院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美國普度大學經濟史教授洪朝暉,以及來自臺灣的中國問題專家,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所長林文程等.國內長期關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學者黨治國,李智英等也將提供書面發言。我們期待海外的自由討論可以為中國未來的改革之路提供有建設性的意見。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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