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馬:柳青墓前的沉思

狄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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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3日訊】2005年「十·一」長假,我和陝西師範大學的劉九生夫婦到西安城南的長安縣玩了一遭。我們先是乘車在常寧宮下車,然後沿著滈河邊信步閒逛。由於連日陰雨,我們去的那天,天剛剛放晴,太陽暖暖地照在剛收割過的麥田裡,空氣清新宜人。河兩邊的小樹被沖刷得東倒西歪,枯枝野花落了一地。遊到中午,我們在常寧宮外邊的一家小餐館用過午飯,劉九生依然興致不減,提議再到常寧宮東邊的村子裡去玩。穿過廢棄的垃圾、到處亂堆的玉米秸,沿著村公路一直往東,站在神禾塬的一個土崖上,我們突然看見塬下一個美麗的村莊,像熟睡的嬰兒躺在土崖圍成的幾字灣裡。村中房舍鱗次櫛比,小巷深處一兩個村民在陽光裡款款移步。村前是常流不息的滈河水,像母親的臂膀護衛著她的兒女。

就在我們立於塬上嘆惋這一處絕佳的風景時,背面的山坡上又走來兩人,一男一女,男的說,這就是皇甫村。我們雖然早就知道皇甫村就在長安縣,但聽了他的話,仍然吃驚不小。想不到我們品評鑑賞了半天的村子,竟然就是柳青創作《創業史》的皇甫村。皇甫村找到了,那麼,柳青墓應該就在附近,我的印象是柳死前曾要求將他葬埋於村邊。正待尋覓,那人又說,不用找了,你們背後那個廢棄的園子就是。我們聽了不禁相視一笑,感覺今天的出行就像一幕高潮迭起的情景劇。急忙轉身,來到一座磚牆圍成的園子前,卻發現大門緊鎖,喊了半天,也不見人來,就知道這是一座常年無人問津的墓園,並無專人看守。從鐵門的柵欄間望進去,只見墓園不大,但荒草足有人高,從大門通往墓碑的道上,隱約可見一條石階鋪成的小路被雜草蔓滅,不辨東西。

我們幾人由我帶頭,爬上鐵柵欄,翻過大門,躍入墓地,然後披荊斬棘,踏出一條人可勉強通過的草徑,來到墓碑前。碑上大書「中國共產黨黨員著名作家 柳青同志之墓」幾個楷體大字,背面簡單記錄了柳青的生平事蹟,但碑文潦草馬虎到只有卒年,沒有生年,而且更令人奇怪的是,作為一個以文學立業的人,碑文中竟然隻字未提他的小說創作,甚至連《創業史》也未著一字,不厭其詳地羅列的倒是他何年加入共青團,何年入黨,再就是一長串他曾擔任過的政協委員、文聯委員的清單。碑後不遠是一圓圓的土堆,外邊用磚砌起,但基本上已為雜草覆蓋,不用心查驗,墓冢輪廓難辨。我走到冢前,正欲參拜,一隻兔子「倏」地竄出,朝天一躍,嚇得我趕忙後退,回過神來,就不由得感慨世事無常,造化弄人之詭譎難測。

算來柳青辭世不足30年,而他的墓園卻已經成了榛莽和狐兔的天下,他的作品也因思想的蒼白、落伍以及赤裸裸地演繹極權主義政策而為讀者見棄。說實話,作為一個中文系畢業的大學生,柳青的作品,不用說《種穀記》、《銅牆鐵壁》,即使是文學史上號稱「里程碑式的」、「史詩般的」《創業史》本人也未能終卷。除了中學課本中節選的《梁生寶買稻種》,大學老師費時一週講解的《創業史》,在同學們聽來都不可思議。儘管據對20世紀文學尤其是魯迅素有研究的劉九生講,柳青對長篇小說的駕馭能力是一流的。他的作品綱明目張、渾然一體,語言細密冷峻、充滿生活氣息,但這些都無法掩飾一個作家在極權主義面前的人格缺失。

作為一個精神貧困年月裡為數不多的有才華作家,柳青曾經達到了那個年代意識形態當局所能給予的榮譽巔峰。《創業史》問世後,他更成為那個時代文學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儘管「文革」開始後不久,柳就被揪出批鬥,皇甫村的家被作為「修正主義的黑窩子」連窩端掉,妻子跳井,兒女流落街頭,但這些都不足以動搖他對極權主義政治的根本信心。而文學的殘酷在於,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不管你生前是輝煌還是貧賤,受過多大委屈,死後都得將文本放在歷史的審判台上。時間是迄今為止地上最嚴正的法官。

想通了這,你就會覺得人世間的一切名利角逐都不過是過眼雲煙。也許有人會說,想通了又能怎麼樣?想通了當然也不能怎麼樣,但想通了你就會對多如過江之鯽的體制內作家,沐皇恩,表忠心,爭課題,搶鏡頭,甚至為了職稱和房子不惜以女妻之的猴戲,多一份淡然,少一份怨忿;你就不會因一時的得失捶胸頓足,誰能知道他死之後的風朝哪個方向吹?站在柳青的墓前,眼見蓬蒿亂飛,野雀交尾,你相信在黨道、官道、世道之上還有人道、天道。「文以載道」的「道」過去將它簡單理解為「孔孟之道」,現在看來何嘗不是指「天道」、「人道」。《紅樓夢》在概括人的命運時有「乘除加減,上有蒼穹」的讖語;《新約全書》中耶穌對門徒論道,說「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具體到文學方面,就是一個作家如果他確實是有才華的,他的作品確實是有價值的,生前哪怕潦倒得像吳敬梓,冬天靠繞著城牆跑步取暖,死後也會被人挖掘,紀念;反過來,一個作家本來就毫無才能,他的作品靠時勢推動風行天下,獎盃鮮花灑滿一地,熱鬧得像劉德華,得寵得像小燕子,死後也會悄無聲息,生養過他的土地也會不記得他。對一個作家來說,所謂的歷史公正性就是,生前給了你的,死後便不再給你;反過來,生前沒有給你的,死後必加倍償還。

當然你可以說,我只管生前逍遙,不管死後蕭條,像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的「我死之後哪管它洪水滔天」,但這是一個典型的「唯物主義者」的態度,一個真正有信仰的作家,哪怕他只有些模模糊糊的世俗信念,他也不會連死後的毀譽都不顧及。順便說一句,「十月革命」以來半個地球的監禁、殺戮、陰謀、流放、政變、饑荒、戰爭、擄掠的苦難告訴我們,唯物主義是世界上最可怕,最無恥,最肆無忌憚,最不擇手段的信仰,如果這也叫信仰的話,那麼,哪怕是在最偏僻、最愚昧的鄉村,信仰一些牛鬼蛇神、藤妖樹怪的老太太都比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做起事來有操守,有底線。

柳青當然是有信仰的,柳對底層農民的感情也是用不著懷疑的,這從他曾利用創作間隙先後完成的《長安縣王曲人民公社的田間生產點》、《耕畜飼養管理三字經》和《建議改變陝北的土地經營方針》可以看出他對底層民瘼的深切關注,他甚至把《創業史》的稿費全部捐給長安縣架電線,又把零星稿費捐給生產隊裝燈泡。但問題是,指導柳青創作的基本信念是錯誤的,因而,建立在這種基本信念之上的創作方法自然也是靠不住的,甚至因為他對這種信念愈堅定、愈真誠,做起事來便愈會覺得真理在握,不顧一切。簡單地說,就是越真誠越壞。柳青在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上有一段發言:「只要你不從個人的角度考慮,時刻記住這是黨和人民的事業,任何國內外不正確的理論和不負責任的空談,都不能利用你前進中的困難把你誘出軌道!」這種為大多數人著想,為人民的利益赤膊上陣的熱忱值得欽佩,但作為一個作家,他恰好遺漏了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個人的角度」。「任何國內外不正確的理論和不負責任的空談」都沒有把他「誘出軌道」,是因為他在黨自己的「不正確的理論和不負責任的空談」中陷得太深。換句話說,「任何國內外不正確的理論和不負責任的空談」都沒有能夠利用我們「前進中的困難」,而恰好是黨自己的「不正確的理論和不負責任的空談」為我們製造了眾多的「前進中的困難」。眾所周知,《創業史》發表的60年代初,正是「人禍」橫行,有穀不能收,三千萬農民被餓死在自己莊稼地的年份,而最直接的原因恰好導源於柳青在《創業史》中竭力謳歌的「合作化道路」。現在專家指出,甚至不用專家,智力正常的人都會明白,如果當初不要將農民的土地搶奪淨盡,哪怕多留一點自留地,農民中就連一個「二流子」都不會餓死。

像那個年代大多數的作家一樣,柳青真誠地相信,「私有制」乃萬惡之源,人們,尤其是農民,只有將自己的土地和財產和盤託付給一個自稱是為人民的黨,然後再由這個黨認定的計劃當局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分配生產和生活資料,就能擺脫貧困和不幸。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個有權支配一切——包括億萬人的生命——的黨都是一些有缺點,能跌倒,會撒謊,要死亡的人。和我們一樣,這些人貪財好色、驕奢淫逸,沒有一種侷限能夠小於我們。因而,當人們在竭力按照一種高聳入雲的理想締造未來時,未來卻朝我們預計的相反方向奔去。這是人類在二十世紀製造出的最大悲劇,當然在全能者看來,這無疑也是一出喜劇。

事實上,如果人們僅僅把這樣一種認識限定在理論的範圍內,那麼,從東亞到歐洲,再到西伯利亞的廣大地區,數以億計的人死於非命就可以避免。但令人驚奇的是,這個理論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滿足於僅僅是一種理論。它公開宣揚暴力革命,而當暴力革命真的在一些國家試驗成功時,權力的中心就成了真理的中心。具體到作家柳青,他所從屬的黨要他按照一種「先進的世界觀」武裝自己的頭腦,然後用武裝起來的頭腦看待尤其是要指導世界萬物。他們不承認人的靈魂是上帝給的,只說,人的靈魂可以而且必須按照黨的意志重新塑造,這樣,作家就成了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上個世紀數以萬計的作家、文人、知識分子、自然科學家庾斃、流放、家破人亡的歷史,恰好證明人的靈魂是不能改造的。上帝賦予每個人的智慧和悟性是不一樣的,就像上帝賦予每一種生命的智慧和悟性不一樣一樣。作家用一種自以為先進的世界觀圖解生活是錯誤的,實踐證明是誤人誤己的。作家的靈魂只能按照自然的法則在生活中慢慢餵養。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家,必須遵循自然的生活邏輯,與天地萬物交通,從而感悟造化的神奇和美,而不是從一種先驗的世界觀中,推演出一種理想的烏托邦,然後再用這種理想的烏托邦強暴生活。

在走出墓園下到皇甫村的路上,我們遇到一對提筐行走的母女。我們問她,柳青住過的房子是不是還保存完好?她說,好個啥呀!沒有人來,早就被雨水沖跨了。我們又問,皇甫村人的生活現在怎樣?她說,能怎樣!靠山吃不上,靠城路太遠,湊合過日子哩!如果坡上的柳青地下有知,聽了這個婦女的話,並知道他所謳歌的「合作化道路」已被他所熱愛的黨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代替,梁三老漢不再是落後的代表,而是知道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好公民,梁生寶用喝麵湯省下來的錢,為當時的工業積累提供了「第一桶金」,而僅僅過了五十年,這些國有企業的老闆,揣著由無數個梁生寶省下來的錢到澳門豪賭,或者乾脆轉在國外銀行,這個自奉甚儉的老人不知會不會在地下嘆氣?

在皇甫村轉了一圈,傍晚時分,我和劉九生夫婦重新回到塬上,向這個古典共產黨人、長眠於此的我的同鄉告別。晚霞中的墓園淒涼如血。我不知道,我死之後的人們會怎樣評價柳青;但我知道,在可以想見的將來,除了專業的文學史研究者,他的作品不會有太多的人關注。《創業史》和他的其他小說用不了多久就只具有文獻價值。簡單地說,就是他墓園裡的荒草只會越長越高,兔子只會越來越多。就是這樣。

2005年10月16日草就於長安

──轉自狄馬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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