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0日訊】龔澎是中共從40年代到70年代情報和外交部門的重要成員。她出生安徽世家，父親參加辛亥革命，流亡日本，後追隨孫中山。她養在日本，長在廣州和上海，先後在上海的聖瑪裡亞女子教會學校和北京大燕京大學讀書，天資聰穎，才貌雙全。”九一八”事變後在民族主義影響下逐步接受中共的”愛國反蔣”宣傳，在1936″一二九”學生運動前後成為燕京大學學生會領袖之一，也是北平學聯的重要成員，不久加入了中共。她後來前往延安，又被派到重慶國民黨統治區，一直在周恩來手下從事對外宣傳和聯絡工作。她和中共筆桿子喬冠華之間的婚姻更是被誇為革命婚姻的珠聯璧合。
今天，當越來越多的歷史真相在瓦解中共的歷史神話的時候，也還不斷有一些歷史敘述被產生出來，維持著這個革命神話。龔澎的身世就是如此。在中共的革命神話中，龔澎象徵著革命理想主義和無私無畏的精神: 她放棄了舒適穩定的知識分子和上流社會的前途加入了革命，用她的知識和才幹為革命作貢獻。此外她更像征著革命和青春、女性魅力的完美結合。作為共產黨陣營中的才女和美女，龔澎在國統區的外國記者、專家和知識分子中贏得了眾多崇拜者，這些人中相當一部分把這個完美的女性看作中共革命的個人象徵，從而支持和同情這個革命。可以說，龔澎不但是革命理想主義的化身，也是革命浪漫主義的象徵，正是這兩個主義成了共產黨在國統區宣傳工作–今天叫作”公關”–的有力武器。確實，就在龔澎用她的魅力風度為共產黨贏得一個又一個同情者的時候，人們很難把這個美麗幹練風韻十足的女性和當時正在發生的延安整風中那些駭人聽聞的事件聯繫在一起(有關延安整風的陰暗面，只要看一下另一個革命女性、曾經是毛澤東的戰友後來是陶鑄的妻子曾志的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就夠了)。
龔澎當時身在重慶，她是否瞭解革命聖地延安的陰暗面，或者瞭解了又會怎麼樣呢?我們今天很難知道，但從她對另一場學生運動的態度中我們或許可以揣測出一點線索。
1946年初，國民黨統治區爆發了以青年學生為主幹的反蘇反共遊行。這個遊行被過去的中共歷史宣傳一筆抹黑，今天我們知道那是抗議蘇聯利用出兵中國東北之機攫取在華特權，尤其是旅順、大連的軍事基地和中長鐵路，也包括蘇聯進軍中國東北後所發生的暴行，如強姦中國婦女，殺害中國政府人員(甚至包括阻止暴行的中共幹部)和其他軍紀敗壞的醜行和大量掠奪中國工業資源。蘇聯這些公然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行徑發生在西方各國都已經放棄在華特權、中國不但是二戰戰勝國而且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時候，因此特別惡劣和難以容忍。因為蘇共是中共公開的政治盟友，這些遊行把中共作為抗議對象是不難理解的，至於有國民黨在背後支持或縱恿並不能成為否定這些遊行的理由，正像學生運動背後的共產黨策劃和支持並不能成為否定這些運動的理由一樣，關鍵是看這些抗議本身是否有理。
龔澎女兒根據劉白羽的回憶說，1946年二月的一天，大量學生遊行到龔澎所在的重慶曾家巖中共辦事處，當面交給中共代表團一份”致共產黨書”。當時在場的有王若飛和博古，還有分管青年工作的龔澎。當學生唱起”義勇軍交響曲”的時候，受到了龔澎的訓斥:
“母親威嚴地站了起來對學生們說，不客氣地講，你們學生不知天高地厚，唱《義勇軍交響曲》來向我們共產黨示威，你們知道這支歌是誰寫的嗎?是共產黨員寫的!國民黨罵我們賣國、漢奸，請問，這種歌曲國民黨能寫出來嗎?我們搞學生運動的時候還沒有你們呢!有本事你們去找日本人鬧去!學生們像見到了嚴厲的老師，頓時被鎮住了，他們再也無話可說。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遊行隊伍撤退了。事後同事們欽佩地說，嘿，龔澎同志還真有兩下子!”
和任何回憶一樣，這段敘述可能與真相在細節上有一定出入。但作為和當事人關係密切的同志和親人，這麼寫當然有相當的根據，特別是他們認為這個敘述完全吻合龔澎的形象和作風，讀者似乎沒有理由懷疑這個描寫的真實性。
那麼，無論是在當年還是今天，對於瞭解蘇聯帝國主義面目的中國人來說，只要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應該不會覺得當年那些學生有什麼錯。在那之前十年，龔澎也不過是一個示威學生，也是以愛國名義參加和發動學生運動的，何以十年後她就以如此”威嚴”的口吻訓斥學生呢?她有什麼理由說”義勇軍交響曲”是共產黨人寫的，非共學生唱了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了呢?難道這首歌不是屬於全民族的嗎?她不過只比這些學生年長十歲，憑什麼說她當年搞學生運動的時候還沒有他們呢?至於她所說的”有本事找日本人鬧去”更是胡說，因為當年她自己在北平鬧學運的時候也根本不是和日本人鬧，而是和國民黨政府在鬧，她也知道和日本人鬧是沒有好果子吃的，而和國民黨政府鬧不但太平無事，鬧完了還可以出名，還可以去延安。
我倒寧願相信龔澎十年前參加學生運動時並不是真的出於愛國熱情，而是政治投機，所以她十年後聽到非共學生唱”義勇軍交響曲”就拍案而起訓斥他們也就談不上對曾經投身過的愛國主義的背叛。不然，十年時間，中共就把一個純真可愛的愛國青年變成了這樣一個令人厭惡的政治官僚，愛國與否完全取決於黨派立場，如果對自己政黨不利，哪怕是再眾所周知的外國在華暴行也可以置之不理(不要忘了，中共同時正以一兩個婦女被美軍強姦而大作文章，發起一波又一波的”愛國反蔣運動”呢!)，還要對自己的學弟學妹擺出這樣一付嘴臉來訓斥，想想真是可怕。如果當時是在中共的”解放區”，”主管青年工作”的她說不定會毫不猶豫地建議把這些天真的學生關進監獄或者起碼送去”思想改造”的吧?
不過，在後來的年代裡，比較起來，龔澎還算是共產黨幹部中比較明智、比較有人性的，這和她的家庭背景和最初受的西方教育可能有關，為此她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吃過苦頭。但是，也僅此而已。她1946年對愛國學生的訓斥已經把她定格在了歷史的那一頁上。如果今天我們要在中國二十世紀歷史上真正找出明知有殺頭風險而又沒有組織可以依靠更沒有延安或者重慶可以一走了之甚至連可以推心置腹的同志都幾乎沒有的傑出的美麗而勇敢的女性，恐怕只有林昭。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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