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
很少有人知道,在歷史的長河中,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起到了同一時代中國自由民主思想運動中其他人沒有可能起到的作用:從科學出發,以科學為依托,用科學語言和科學...
在今天的中國,64是一個社會上可以公開議論的問題嗎?當然不是。絕對不是。64是一個由政府設置和監控的言論禁忌。
小時候看多了反映清朝時期中國人抵抗外辱的愛國電影,印象最深刻的是這樣一個鏡頭:一個義憤填膺的中國漢子怒目噴火,緊握雙拳,把頭上的大辮子一甩,還把辮梢咬在嘴裡,那動作虎虎生風。可以想像,這樣一個光彩奪目的亮相,若沒有那根大辮子這麼呼呼一甩,氣勢起碼就弱了一半。
雖然古巴政府毀滅了古巴的華裔社群,但自一九八九年古巴支持中共鎮壓天安門運動、兩黨成了後冷戰時期的同盟之後,隨著中共對古巴經濟上源源不斷的輸血,古巴政府開始支持哈瓦那中國城的復興。
自冷戰的「冰點」以來,冰封了半個世紀的美古關係,在勞爾接任古巴國家領導人和奧巴馬就任總統後,終於有了些許解凍的希望。自今年四月份以來,美古之間一系列互動向外界釋放出一些兩國關係有可能在最近的將來發生實質性變化的信息。
像金家王朝這樣的政權,離開了製造一個外部敵人是難以生存的,如果美國從東北亞撤身,中國就是它的下一個敵人。它的導彈夠不著洛杉磯,但打到哈爾濱和瀋陽 (說不定還有北京)還是綽綽有餘的。但哪怕所有的這一切加在一起,北京也不但不著急,還把朝核問題當作制衡美國的一張王牌,反過來認為是美國有求於己,時而合作時而不合作時而半心半意地合作。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事莫過於此。
印度的GDP比中國低,貧窮的印度人的照片常常充斥著西方媒體的版面,國際上雖然有所謂"龍(中國)象(印度)之爭",指的是中印搭乘全球化的快車,經濟迅速起飛,成為兩個新興經濟大國,但在很多為崛起的祖國而自豪的中國人那裡,印度人始終是"紅鼻子阿三"(這是殖民地時期上海人對英租界裡印度巡捕的鄙稱)。他們的GDP不如中國,軍事力量似乎也不怎麼的,至少1962年曾經被中...
在《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一書中,三個華裔古巴將軍把到了90年代古巴華裔社區基本消失、古巴華裔後繼乏人的現象歸于自然原因,即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
龔澎是中共從40年代到70年代情報和外交部門的重要成員。她出生安徽世家,父親參加辛亥革命,流亡日本,後追隨孫中山。她養在日本,長在廣州和上海,先後在上海的聖瑪裡亞女子教會學校和北京大燕京大學讀書,天資聰穎,才貌雙全。"九一八"事變後在民族主義影響下逐步接受中共的"愛國反蔣"宣傳,在1936"一二九"學生運動前後成為燕京大學學生會領袖之一,也是北平學聯的重要成...
解構本質上是智力、語言和概念遊戲,是文明本身發展到一定階段後自我異化的產物,其導向是反文明的。難怪很多西方「後學」大師和信奉者對共產黨革命不但當時情有獨鍾,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共產黨革命在精神深處吸引他們的其實是那個反文明的傾向。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過是當年「政治朝聖者」的嫡系後代。
有多少布爾什維克知道他們的偉大導師曾經在流放地僱傭過一個皮包骨頭的鄉下女童工?又有誰知道克魯普斯卡婭的掃盲竟然是為了讓這個目不識丁的鄉下女孩能看懂給她的訓示?
談起本世紀中葉中國農村所經歷的那場巨變,人們總會聯想起打先鋒的往往是痞子、無賴、光棍和流氓,而受害的則是那些靠辛勤勞動發家致富的莊稼漢。從魯迅的《阿Q正傳》和當代作家古華的《芙蓉鎮》中,我們可以看到正是中國農村中那些遊手好閒之徒最渴望革命。
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人馬克思一輩子痛恨剝削和僱傭勞動,但他還沒有發現一個連起碼的報酬都沒有的勞動者。而事實上,這樣的勞動者倒是有的,不過既不在大英博物館的檔案裡,也不在西裡西亞的礦井和英格蘭的紡織廠內,更不在他的《資本論》中,而就在他的家裏。
1918年一月五日,俄國首都彼得格勒塔裡達宮被布爾什維克的武裝圍得水洩不通,街道上不但堆起了沙袋,架起了大炮和機槍,而且還有供整個師團用的野戰炊廚設備,氣氛肅殺,一派大戰將臨的景象。
上一期《動向》雜誌報道大陸內部人士傳出消息:張學良曾經是中共秘密黨員。前不久去世的榮毅仁,據報道又是一位中共秘密黨員。張和榮,一個是大軍閥,一個是大資本家,前者是中共民族民主革命的對象,他倆與共產黨的關係不過是類似的「秘密黨員」的冰山之角,因為他們身份的特殊,也因為他們隱瞞之深。和他們類似身份的人實在太多,所有那些堅持到文化大革命以後還認同中共統治的「民主人...
劉曉波最近在海外出版了他的《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一書。對於那些平時無瑕追蹤曉波如噴泉般奔湧的時政和文化評論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為他們提供了一條捷徑。
八十年前的中華民國國慶,毛澤東在報上大發民族虛無主義的宏論,主張解散中國,各省自決自治,只要省慶不要國慶。而毛並未因此言罹禍。
近來中國掀起了舉世囑目的反日浪潮。「掀起」這個詞用在這裡是恰如其分的,因為在目前的中國,任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只要不以政府為對象,都離不開政府為了某種目的策劃和控制。
19世紀最后十年,當沙俄帝國風雨飄搖,人人都在談論到底是革命還是改良時,一位名叫巴甫洛夫的俄國科學家卻在俄國實驗醫學研究所生理系的實驗室中孜孜不倦地做著一項實驗。他的實驗對象和工具非常簡單:一只狗,一個鈴和一包狗食。
在列宁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中,約翰· 里德和埃德加· 斯諾是兩個為他們立過大功的美國人。里德十月革命發生時在俄國,后來寫了《震撼世界的十天》,成為在西方宣傳俄國革命的第一部也是最有影響的著作,列宁親自為這本書的俄文版寫了序。斯諾1936年去延安,1938年出版了《西行漫記》。把中共領導人描寫成羅賓漢式的傳奇英雄。這本書至今還是中共党史教育的好教材。
很多人都知道中蘇六十年代初的論戰,但對那場論戰的一個重要付產品,即中國和古巴1966年的論戰卻不甚了了。
1989年12月21日上午,當羅馬尼亞共產党總書記齊奧塞思庫和太太伊麗娜出現在共產党中央委員會大樓外面的陽台上時,這個獨裁者立刻听見下面的共和國廣場上成千上万的人發出的三呼万歲聲。他俯首下望,只見一望無際的人海上飄浮著數不清的他自己的畫像,陽台上和廣場四周固定架設的攝像机正把此刻他的形象和聲音傳遍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他就是羅馬尼亞,這一點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
九十年代的世界輿論對北朝鮮人民挨餓受凍甚至活活餓死的消息已經不再覺得新鮮,和北朝鮮僅一江之隔的中國東北的老百姓對成千上万逃過鴨綠江來討飯的北韓飢民也早就習以為常。然而,從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當北朝鮮的真相被金日成的鐵幕遮得密不透風時,很多飢不擇食的發展中國家竟然听信了這個東北亞的共產党獨裁小國的自吹自擂,把它當作成功地解決了民生問題的榜樣。
去年(1999年)六月初,前蘇共總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儿子謝爾蓋。赫魯曉夫在美國羅德島的移民局通過了加入美國國籍的考試。入藉的20道題中他答對了19道,唯一做錯的是在被問到美國政府是“三權分立的”還是“行政主導的”時,他一時糊涂選了后者,沒有得滿分。雖然對于一個政治和歷史學者來說這是個荒唐的錯誤,但這絲毫不影響他一個月后宣誓加入美國籍,從此在法律上必須效忠...
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人馬克思一輩子痛恨剝削和雇佣勞動,但他還沒有發現一個連起碼的報酬都沒有的勞動者。而事實上,這樣的勞動者倒是有的,不過既不在大英博物館的檔案里,也不在西里西亞的礦井和英格蘭的紡織厂內,更不在他的《資本論》中,而就在他的家里。
1964年四月,蘇聯當局突然關閉了英國《泰晤士報》駐莫斯科的記者站,將該報記者驅逐出境,罪名是這家報紙"污蔑了對每一個蘇維埃人來說是崇高和神聖的東西","它的骯髒的手指玷污了我們對蘇維埃政權之父的記憶"。蘇聯的這個突如其來的行動使得人們莫名其妙,紛紛打聽《泰晤士報》觸犯了甚麼大忌。
中共早期創建人中,人們往往只注意到陳獨秀和李大釗這些大知識分子,和毛澤東這些小知識分子,而忽略了一些半知識分子。例如有一個叫楊明齋的,除了專門研究中共党史的人以外,很少有人听說過這個名字。但實際上,這個人的經歷很不一般。要了解早期中共究竟是由一些什么樣的人所組成的,他的故事會有一定的幫助。
曾志寫了一本書,那些不知甚么叫中國共產党,甚么叫中國革命的,不知共產党為甚么搞不好經濟,那些以為文革僅始于五十年代末的人都應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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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至29日兩天間,中共5名省部級高官被密集「處理」,包括剛剛落馬的四川省副省長彭宇行,內蒙古人大原副主任邢雲、陝西省委前祕書長錢引安、江蘇前副省長繆瑞林三人被「雙開」,廣東省委統戰部前部長曾志權受賄案被開庭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