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1日訊】2008年是台灣和美國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年，剛落幕的台灣大選以及正在進行的美國初選，不約而同的提到一個熱門話題：全球化（globalization）。台灣辯論的焦點是所謂「兩岸共同市場」的概念，而美國則在討論已實行十多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利弊。這類區域間或兩個國家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多國多邊談判受阻時空下，成為務實的替代潮流。用任何不同類型的自貿易協定來降低貿易障礙、關稅等都屬於全球化的一環。
究竟這樣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好不好呢？簡單的說，答案是好的。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入門教科書，開宗明義就會教讀者一個基本模型：基於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原則下所進行的專業、分工及貿易，會讓交易雙方享有更大的經濟產出和收入。這個原則從300年前的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李嘉圖（David Recardo）一直到現在，已深入應用在人類生活的每一角落。
既然自由貿易是有利的，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反對呢？原因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會產生贏家和輸家。在富裕國家中，原來享有比較利益的產業會擴大其市場和收入，他們是贏家。相對的，原來比較利益較低的產業和其勞工，會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失去其市場競爭力和工作，他們是輸家，通常這類型的勞工所從事的多半是低技術的製造業。在全球化的模型中，這類產品應由工資較低的國家來生產，比如說中國和印度。
但是我們必須了解到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贏家所得到的是大於輸家所失去的，所以對整體社會是會有淨利益。針對這個在全球化過程中，短期所造成的痛苦和問題，理論上有兩種解決之道：一是政府和社會能透過稅制或福利制度來幫助這些輸家，進行所得重分配；二是運用職業訓練和教育，讓這些輸家盡快能加入贏家的行列。但是以上理論說是容易，執行上則是複雜的多。另一方面，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全球化則能讓其絕大多數的人民成為贏家，成為擺脫貧窮的大好機會。
除了經濟利益之外，全球化也會引起另一種考量：國家安全。當跨國的商品、服務、資金和人的貿易交流越來越頻繁和容易時，開放的社會是較易受到敵人的滲透和攻擊，但我們不應該因咽廢食從而關閉自由貿易之門。這就好像怕開車出車禍，就永不開車或坐車了。的確，國家安全是全球化的過程中要注意和加強的重點，對多數想加入全球化潮流的自由國家而言，共產黨政權和一些中東恐怖份子均被視為潛在的威脅。如何兼顧全球化與國家安全的需求？其實，做法有許多，比如說政府可以大大增加機場和港口的安全檢驗人員，以及相關金融審核及安全部門的編制，這樣即可以維護國家安全，也可以吸收那些因全球化而失業的國內勞工。
諷刺的是，國家安全往往會被極權政府所利用，而成為其迫害異己的工具。中國自改革開放後，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中共政權也一直在努力平衡此一經濟開放利益和其所謂的國家安全。只不過在中共口中，威脅其「國家安全」的敵人，竟是其國內手無寸鐵的民眾和在媒體、網路、搜尋引擎以及Youtube上自由流傳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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