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6日訊】近日，採訪了在台灣政治大學，所舉辦的「2008年『中國苦難文學』暨『戒嚴臺灣文學』國際研討會」第三場研討會。步入會場，有儒雅的唐裝學者，也有著英挺西服的研究專家。有白髮蒼蒼的莊嚴紳士，亦有剃盡頭髮或長髮一束，任真率性之徒。他們來自世界各地，研究的領域也各不相同。他們都致力追求中國自由文化，或為此奮戰多年。相較於台灣的一般民眾來說，曾在中國歷經滄桑，從事文藝學家與自由鬥士的的氣質是那麼敏銳又獨特，以致於初入會場時，感覺彷彿走入了另一個時空錯置的場域。
當天發表的論文主題，大多與中國流亡文學有關。台灣所發表關於戒嚴文學的論文，僅有一篇，那就是來自清華大學謝靜國的「昨日再會——朱天心小說的創傷記憶」一枝獨秀，自然備受矚目。
朱天心生於台灣，從小便受到大陸來台的父親朱西甯──來自大陸山東家鄉，軍人出身的著名反共文學家，以及父執輩舊式才子──張愛玲前夫──胡蘭成的影響。初期以擁抱禮樂中國、恢復傳統文化為文章主要內容與走向，其後卻因為台灣解嚴之後，本土文學勢力崛起，朱天心以及所謂外省籍第二代作家，便成為第二波鄉土文學論戰中，備受攻擊的主要目標。而在這樣的過程中形成了她的迷失、創傷與怨意，並陶鑄了她的文學。在朱天心的作品主人翁，會以各種年齡、各種身份出現，而作品中的每一個主角，幾乎都走向了舊有理想的崩解與失落。此篇論文便在探討其在斷瓦殘垣的價值觀中，另一種流亡狀態的意義。
論文內容涵蓋廣闊，引起我深思的有兩點，僅此與讀者分享。
當日謝靜國提到：「1977到1979年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很類似」時，立即引起會場人士不同的意見與想法。
文學家張成覺以為，兩者程度相較之下，一輕微，一悲烈，簡直不可比擬。袁紅冰也以親身經歷，述說在文革期間，自己熱愛文學的哥哥，是如何嘔心瀝血、曠日費時創作的一部小說，竟被懼怕抄家的父親，連同塑料包投入烈火，付之一炬。袁紅冰眼看他遭受重大打擊，整整一個星期不喝、不吃、不眠，之後就從一個藝術家成為了「庸人」……。當時不知有多少懷著良心與才華的藝術家因此受害，暴政斲傷才華之毒之甚，難以想像。相較之下，台灣作家朱天心的文學生命，在歷經文學論戰後的反思與改向情況，獲得文壇青睞與屢屢得獎的發展，似乎難以比擬。
此外，從整個大局勢來看，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象徵本土人民文學力量的崛起，反撲與批判當時執政國民黨所喜的「御用作家」，不論觀點是對是錯，可稱其為戒嚴時期自由開放的前聲。其後的「美麗島事件」審判過程全台震盪，引發追求民主政府的訴求，促使民進黨終能完成政黨輪替的理想，可謂一大勝利。
反觀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卻是執政黨濫用國家權力，以仇恨鬥爭消弭歧異人士，以種種方式踐踏扼殺藝術家的人性與靈魂自由，一次一次的荼害創作自由，至今中國仍是言論箝制最嚴重的國家，兩者怎能相提並論呢？
即使如此，任何一個人創作生命中，最微小的不公待遇，以及惡意的打擊，應該都是要正視的。我想這是有其意義之處。
另外引起我深思的是，謝靜國說到他的論文投稿一篇學報時，「激怒」了兩位評審教授，以致於無法通過。由於評審的政治立場高於文學立場，致使論文遭受貶抑，使他難以釋懷。因此，此篇論文也帶有他的「傷痕」記憶，近似於朱天心身為外省第二代作家，文人抑鬱的情懷。
雖然我不了解教授們會被「激怒」的理由。但是我只明白每一個憤怒之後，必有其原因。正如學者謝靜國基於與作家朱天心同樣的生長環境，使他感同身受，並選擇這個題目為研究方向。而那些教授們，會不會也背負了一個龐大記憶的傷痕與包袱，致使他們做出了如此的選擇？
想到這裡，不禁默然。就如同朱天心錯綜複雜的成長歷程：父親來自大中國的山東人，母親劉慕沙為客家人，並為著名日文翻譯小說家，其丈夫又是福佬系……。每一個生長在台灣的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符應了一位與會者對台灣街頭的印象：「好像剛走出日本，又走進廈門。」在這樣盤根錯結的各方勢力環伺影響下，台灣能有今天的發展，除了上天厚愛，我想不出更好的解釋。
生長在台灣的人，要追尋一個認同的方向，的確不易。然而如此深厚的歷程也增加了我們的理解與信心。經過戒嚴、解嚴、和平的政黨二次輪替……我們已經走了這麼長一段路了，相信眼前只會是越來越光明，不會再有更多的傾軋與苦難！(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