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9日訊】袁隆平先生最近發出嚴厲警告「很多地方國家糧庫存在嚴重虛報現象」。媒體也爆出新聞說：安徽當塗的糧食儲備嚴重虧空，庫存連10%都不到。
然而，國家糧食局副局長卻建偉卻用我熟悉的漢語說著我聽不懂的話，他說：「糧庫常態是應該有糧食的，但糧庫沒糧食本身不能說明問題。都說糧庫沒糧食好像是多大的問題，這其實不是；如果糧庫應該有糧食，但它沒糧食，這才是問題。」更讓人感到驚詫的是這位副局長對糧庫虧空的一段解釋，「因為糧庫的儲備糧得輪換，如果輪換時剛好有人去看了，就據此判斷糧庫沒糧食，這種說法其實不全面。」
我看到卻建偉副局長說的這段話後，我差點驚呆了。這哪像一個有13多億人吃飯的大國的糧食局長啊？按照《中央儲備糧管理條例》規定，儲備糧實行均衡輪換制度，但每年輪換的數量一般為儲備糧儲存總量的20%至30%。也就是說，中國任何一個糧庫都必須保持庫存的70%-80%，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現糧庫沒糧的一個時間節點。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所謂的公務員拿著人民的納稅錢，到底在幹什麼？
最近又讀了一遍劉恆先生的小說《狗日的糧食》。洪山峪的農民楊天寬用二百斤穀子買來媳婦曹杏花，而後生育了六個用糧食命名的兒女。大兒子喚做大谷，下邊一溜兒四個女兒，是大豆、小豆、紅豆、綠豆，煞尾的又是兒子，叫個二谷，兩谷夾四豆，人丁興旺。可一旦睡下來，撂一炕癟肚子，天寬和女人就只剩下歎息。他們的生活卻始終與飢餓相伴。為了一家人的生計，他們到處尋找糧食，最後這個堅強了一輩子的女人因為丟了只有每月20斤的購糧證而吃農藥尋了短見。
曹杏花臨死前的一段對話，讓人潸然淚下：
大谷喚他：「爹，娘有話！」 門板撂穩，天寬把耳朵湊上去。聽不清，他挨她嘴近些，只聽女人說：「狗日的！」 靜了半天，又吐出兩個字，「糧……食……」
天寬贊同地點點頭，很悲哀。他在女人頭髮上摸了一把，最後一把。
小說的最後，糧證找到了，但是曹杏花卻再也吃不到糧食了。
我接觸很多苦難、善良的中國人，他們並不奢望什麼民主，他們自己也坦言，他們的一生，就是吃糧食的一生。但是就是這樣的一種最低級的願望，我們的國家糧食局都無法保障，這實在讓我要思考，到底是狗日的糧食，還是狗日的糧食局？
4月9日，糧農組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總幹事雅克•迪烏夫在印度新德里召開新聞發佈會說，全球糧食儲備已降至1980年以來最低水平，只有4.05億噸，僅夠全球人食用8至12週。
那麼，中國的糧食情況如何呢？我們先來看看幾個數字：
保證我國13億人口糧食供應的耕地是18億畝。這是保證我國糧食安全的一根「紅線」。 耕地低於18億畝，就要餓死人。國家土地總督察徐紹史透露：「截止到2006年，全國的耕地面積為18億2700萬畝，人均只有1.39畝。」
2007年一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伴隨著征地進行，新農村建設要征地、城市擴建要征地、基礎設施建設要征地、招商引資也要征地，幾乎是發展中的每一步都在打土地的主意，土地似乎成了支撐地方經濟發展的頂樑柱。
2007年，中國發生了大量政府圈耕地賣給房地產開發商的事件，失地農民維權事件層出不窮。例如，據甘肅省國土資源廳統計顯示，截至2007年10月底，甘肅當年耕地減少了6.7萬畝，其中建設用地占34.89%。利用廉價的土地來「招商引資」，致使徵用土地越來越多。
2008年3月20日，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廣東就表示：「耕地持續減少，仍然令我國糧食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隱患之一。」
去年來，中國新民黨在幫助失地農民的維權案件中順帶調查了土地情況，發現2007年一年中國大約減少耕地500萬畝，而中國國土資源部日前發佈的2007年《國土資源公報》稱減少耕地354.76萬畝。
今年以來，全國耕地受災達到2億畝，減產是確定的事實。
另外，由於農資產品價格的快速上漲，糧食直補和取消農業稅等惠農政策帶來的收益基本被漲價的農資吃掉了，因此農民已經沒有種糧的積極性了。
例如，嘉興種植技術推廣總站的《嘉興市春耕生產調研報告》指出，農資價格3年來像脫韁的「野馬」，化肥、種子、農膜和農業用工費用等都大幅度上漲，最高的同比增長了70%。而作為收益的農產品價格，雖也有上漲但遠不能跟上成本上升速度。以嘉興市農民主要種植的晚稻為例，畝均成本增加了近100元，畝均收益已連續3年呈下降趨勢。農民種糧收益減少肯定影響農民種地的積極性。
由於農資產品價格的快速上漲，2008年嘉興春糧面積就比去年減少了1萬多畝。另據調查，在江西農村，由於農資產品價格的大幅度上漲，農民紛紛撂下土地而外出打工。
目前大量農民棄田外出打工，已使春田出現大面積荒蕪。
綜合多方情報，2008年中國將出現糧食危機已是不爭的定論。
《管子•樞言》有曰：「慎富在務地」， 如今大量的良田被非農徵用，人民將無糧可食。
《墨子•七患》有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
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 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
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兇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
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此道理，古時人人皆知，而今日之執政黨不知，豈不怪哉。
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一旦糧食發生危機，其後果確實不堪設想。
如今，國家儲備糧庫嚴重匱乏，中共當局意慾何為？
中共已經造成了一次餓殍遍野、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的慘絕人寰的災難，難道還想再作一次孽嗎？
1959至1961年，全中國陷入飢餓狀態。2005年，中央政治局兩次下令對1959年到1962年大饑荒檔案解密，已證實那三年因飢餓而導致的非正常死亡民眾的總數為3755.8萬人。
這還只是官方統計的數字。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大災難，它竟然超過了中國歷史上餓死人數1萬人以上的其他28次大饑荒的餓死人數總和。那三年的中國，許多地方餓殍遍野、赤地千里，十室九空。
最為邪惡的是，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就算農民餓得快死了，中共當局也不許農民逃荒尋活路，將他們困在家中活活餓死，或人吃人。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沒有過的，這與直接殺人有什麼兩樣？有農民控訴說：「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麼多。那時我們還能跑，1960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目前中共對那場災難的辯解一是自然災害，二是蘇聯逼債。但是，事實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金輝先生在《方法》1998年第10期上發表了《風調雨順的三年——1959—1961年氣象水文考》，指出中國當時根本沒有什麼自然災害。
1961年4月8日的中蘇貿易會談公報上說，「蘇聯方面表示充分諒解，並向中國政府提出，上述欠帳在五年內分期償還，不計利息。蘇聯還建議，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應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在1964-1967年期間歸還，不計利息。中國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這一建議。」（新華社4月8日電，原載1961年4月9日《人民日報》）
另據前蘇聯資料，赫魯曉夫不但沒有逼債，而且還減輕了中國的債務。他重新調整了盧布對人民幣的兌換率，使中方得益。據蘇聯計算，這一調整把中國欠的債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點五。這說明，中共栽贓陷害蘇聯完全是一種推卸責任的行為。
那麼，那場大饑荒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
答案只有一個，就是當時中共的農業政策。
很不幸，我們在現在政府瘋狂的圈地運動中再次看到了「那三年」人民公社、大食堂、大煉鋼鐵的影子。
權貴們圈地搞房地產開發或工業園區，他們掙到了錢，可以到國外吃飯，但是中國人民怎麼吃呢？
曹杏花在那個時代被糧食逼死了，不知道楊天寬和他的六個孩子現在是否還活著，不知道他們是否還記得曹杏花的臨終遺言：「狗日的糧食」。
如果他們還活著，如果他們還記得，我想，再加上這麼多年的思索和覺醒，他們一定會喊出：「狗日的世道！」
中國新民黨代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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