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9日讯】袁隆平先生最近发出严厉警告“很多地方国家粮库存在严重虚报现象”。媒体也爆出新闻说：安徽当涂的粮食储备严重亏空，库存连10%都不到。
然而，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却建伟却用我熟悉的汉语说着我听不懂的话，他说：“粮库常态是应该有粮食的，但粮库没粮食本身不能说明问题。都说粮库没粮食好像是多大的问题，这其实不是；如果粮库应该有粮食，但它没粮食，这才是问题。”更让人感到惊诧的是这位副局长对粮库亏空的一段解释，“因为粮库的储备粮得轮换，如果轮换时刚好有人去看了，就据此判断粮库没粮食，这种说法其实不全面。”
我看到却建伟副局长说的这段话后，我差点惊呆了。这哪像一个有13多亿人吃饭的大国的粮食局长啊？按照《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规定，储备粮实行均衡轮换制度，但每年轮换的数量一般为储备粮储存总量的20%至30%。也就是说，中国任何一个粮库都必须保持库存的70%-80%，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粮库没粮的一个时间节点。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公务员拿着人民的纳税钱，到底在干什么？
最近又读了一遍刘恒先生的小说《狗日的粮食》。洪山峪的农民杨天宽用二百斤谷子买来媳妇曹杏花，而后生育了六个用粮食命名的儿女。大儿子唤做大谷，下边一溜儿四个女儿，是大豆、小豆、红豆、绿豆，煞尾的又是儿子，叫个二谷，两谷夹四豆，人丁兴旺。可一旦睡下来，撂一炕瘪肚子，天宽和女人就只剩下叹息。他们的生活却始终与饥饿相伴。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们到处寻找粮食，最后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女人因为丢了只有每月20斤的购粮证而吃农药寻了短见。
曹杏花临死前的一段对话，让人潸然泪下：
大谷唤他：“爹，娘有话！” 门板撂稳，天宽把耳朵凑上去。听不清，他挨她嘴近些，只听女人说：“狗日的！” 静了半天，又吐出两个字，“粮……食……”
天宽赞同地点点头，很悲哀。他在女人头发上摸了一把，最后一把。
小说的最后，粮证找到了，但是曹杏花却再也吃不到粮食了。
我接触很多苦难、善良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奢望什么民主，他们自己也坦言，他们的一生，就是吃粮食的一生。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最低级的愿望，我们的国家粮食局都无法保障，这实在让我要思考，到底是狗日的粮食，还是狗日的粮食局？
4月9日，粮农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全球粮食储备已降至1980年以来最低水平，只有4.05亿吨，仅够全球人食用8至12周。
那么，中国的粮食情况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几个数字：
保证我国13亿人口粮食供应的耕地是18亿亩。这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一根“红线”。 耕地低于18亿亩，就要饿死人。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透露：“截止到2006年，全国的耕地面积为18亿2700万亩，人均只有1.39亩。”
2007年一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征地进行，新农村建设要征地、城市扩建要征地、基础设施建设要征地、招商引资也要征地，几乎是发展中的每一步都在打土地的主意，土地似乎成了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顶梁柱。
2007年，中国发生了大量政府圈耕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的事件，失地农民维权事件层出不穷。例如，据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10月底，甘肃当年耕地减少了6.7万亩，其中建设用地占34.89%。利用廉价的土地来“招商引资”，致使征用土地越来越多。
2008年3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广东就表示：“耕地持续减少，仍然令我国粮食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之一。”
去年来，中国新民党在帮助失地农民的维权案件中顺带调查了土地情况，发现2007年一年中国大约减少耕地500万亩，而中国国土资源部日前发布的2007年《国土资源公报》称减少耕地354.76万亩。
今年以来，全国耕地受灾达到2亿亩，减产是确定的事实。
另外，由于农资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粮食直补和取消农业税等惠农政策带来的收益基本被涨价的农资吃掉了，因此农民已经没有种粮的积极性了。
例如，嘉兴种植技术推广总站的《嘉兴市春耕生产调研报告》指出，农资价格3年来像脱缰的“野马”，化肥、种子、农膜和农业用工费用等都大幅度上涨，最高的同比增长了70%。而作为收益的农产品价格，虽也有上涨但远不能跟上成本上升速度。以嘉兴市农民主要种植的晚稻为例，亩均成本增加了近100元，亩均收益已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农民种粮收益减少肯定影响农民种地的积极性。
由于农资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2008年嘉兴春粮面积就比去年减少了1万多亩。另据调查，在江西农村，由于农资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农民纷纷撂下土地而外出打工。
目前大量农民弃田外出打工，已使春田出现大面积荒芜。
综合多方情报，2008年中国将出现粮食危机已是不争的定论。
《管子•枢言》有曰：“慎富在务地”， 如今大量的良田被非农征用，人民将无粮可食。
《墨子•七患》有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 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
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此道理，古时人人皆知，而今日之执政党不知，岂不怪哉。
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一旦粮食发生危机，其后果确实不堪设想。
如今，国家储备粮库严重匮乏，中共当局意欲何为？
中共已经造成了一次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的惨绝人寰的灾难，难道还想再作一次孽吗？
1959至1961年，全中国陷入饥饿状态。2005年，中央政治局两次下令对1959年到1962年大饥荒档案解密，已证实那三年因饥饿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民众的总数为3755.8万人。
这还只是官方统计的数字。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大灾难，它竟然超过了中国历史上饿死人数1万人以上的其他28次大饥荒的饿死人数总和。那三年的中国，许多地方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十室九空。
最为邪恶的是，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就算农民饿得快死了，中共当局也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或人吃人。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这与直接杀人有什么两样？有农民控诉说：“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目前中共对那场灾难的辩解一是自然灾害，二是苏联逼债。但是，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金辉先生在《方法》1998年第10期上发表了《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指出中国当时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
1961年4月8日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上说，“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新华社4月8日电，原载1961年4月9日《人民日报》）
另据前苏联资料，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这说明，中共栽赃陷害苏联完全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
那么，那场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当时中共的农业政策。
很不幸，我们在现在政府疯狂的圈地运动中再次看到了“那三年”人民公社、大食堂、大炼钢铁的影子。
权贵们圈地搞房地产开发或工业园区，他们挣到了钱，可以到国外吃饭，但是中国人民怎么吃呢？
曹杏花在那个时代被粮食逼死了，不知道杨天宽和他的六个孩子现在是否还活着，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曹杏花的临终遗言：“狗日的粮食”。
如果他们还活着，如果他们还记得，我想，再加上这么多年的思索和觉醒，他们一定会喊出：“狗日的世道！”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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