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小拉萨”的西藏青年
藏族民歌这样唱道：“前面是雪山，后面是冰川，藏族的孩子，成长于冰雪之间。”
我在达兰萨拉接触到的，都是下了雪山的、会汉语且有一定学历的藏族青年。就象当年汉族知识青年投奔延安，他们千难万险地投奔达兰萨拉──他们心中的“小拉萨”。对于他们来说，“拉萨”就是达赖喇嘛居住的地方。
离开家的时候，为了不连累家人，他们有的只留下一张条子：
“我走了，我要回到母亲的怀抱里去。”
我曾经仔细阅读过一些藏族朋友在出逃前后写的日记和诗歌。那些跋山涉水、面临死亡绝境的真实逼人的感受，那些自如地用汉语写作、却又对自己的被汉化痛恨不已的矛盾复杂心理，令我在达兰萨拉小旅馆的春夜里夜不能寐。
这些年轻人在西藏的处境大都不错。有的在单位里甚至是中共提拔的对象。为什么他们突然抛开一切就走了？他们的诗里这样吟咏着：
“昨天错过了当兵的机会
敌人的刺刀
杀死了我们。
脚踩着懊悔的尸体，说：
瞧！
这是奴隶。”
为了心中的天国，为了雪域民族不再做奴隶，他们怀着战士的悲壮豪情来了，还带来了西藏内部人民的誓言：“请告诉达赖喇嘛，什么时候需要我们起事，只要他说一声。”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曾经在刚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请求流亡政府派遣他回去搞爆炸之类的任务，以实现“驱逐鞑虏”般的大业。可是，直到他盘缠用尽，流亡政府也没有一个任务给他。
渐渐地，达赖喇嘛的爱与非暴力的信仰和教诲，消解了这些勇士们愿以牺牲换取自由的冒险冲动，而印度生活的艰难现实又清楚地摆在面前。
老一代流亡藏人初到印度时，被炎热、疾病和穷困夺走大批人生命。这些早已为世人所知。而今天西藏人已经得到了世界的支持。一些流亡者仍然生活艰难。这却是人们不太了解的。
倒是中共方面了解得最清楚不过。大陆的《中国西藏》杂志97年第二期就报导有一位元“学者”到过达兰萨拉。他在小酒馆里接触到一些从西藏逃来的年轻人。这位“学者”这样记述道：
“年轻人听信谣言，以为达兰萨拉是个自由世界，便私自逃出来。……沿途吃尽了苦，九死一生方才来到达兰萨拉，来后却感到极度的失望，他们既没有受到热情的接待，也没有人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只能靠亲友的一点接济勉强度日。……苦恼极了，想回去又怕家乡的人们不愿再接受他们，继续留在印度又没有出路。”
这位元中共“学者”记录的情况大致还符合真实。逃到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确实大都经历过一个失望的时期。由于印度本身是个人口众多的贫穷国家，西藏流亡者在印度购买土地、开办事业诸方面都受到限制，甚至连获得一张难民证都不容易。虽然流亡世界各地的藏人都捐款供给自己的政府，但政府运作必须处处节俭才行。而西方的资助大都是专款专用，最多的是用在孩子们的教育上了。
所以满怀豪情逃来的年轻人大都碰到一个令人苦恼的生存问题。和我交往的一个年轻朋友过去是拉萨酒店的常客，现在却睡在印度人丢弃的地棚子里，过着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的早餐在哪里的半饥半饱的日子。而回去的话，那就不是那位中共“学者”说的没有人接受的问题，而是一旦被发现到过达兰萨拉就被抓起来，轻则在监狱收审一年半载，重则以“间谍罪”判上十几年。由于中共阻扰流亡藏人和家乡的通信，所以一些被关押入狱的藏人，其家属都没法知道他们下落。
还有这位中共方面“学者”没能了解到的重要情况是：“失望”只是这些年轻的流亡者经历中的一个初级阶段；经过一段失望之后，这些流亡者不是胼手胼足地闯出了一条生路，就是设法回西藏或出国去了。而不论是留下的、回去的还是出国的，他们都对自己的政府和前辈有了更深沉的理解和体认；他们理解了自己的政府多年来艰难地救亡图存的苦衷，体认了自己的前辈在那么无助的境况下“避秦”的苦难──他们因此产生更强烈的民族使命感。
流亡是一堂锤炼他们的功课，失望使他们成熟。高原上祖祖辈辈燃烧的牛粪火，使他们继承了旺盛的生命力。对未来的希望压倒一切，于是，苦难对他们来说变得不象苦难，而化作上进的阶石。我作为一个昔日的中国教师，在参观西藏流亡政府所办的成人语言学校──苏噶学校，和那些住在极端拥挤简陋的铁皮棚子里，仍然朝气勃勃、努力学习的可爱的年轻人交谈后，不由得有了这种既心酸、又欣慰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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