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廣:六四赴京受阻記

——悼念六四19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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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4日訊】今年六月三日,我準備去北京天安門廣場悼念六四、悼念汶川地震受難者,但是在火車站候車室,被濟南警方以「傳喚」為名,押到派出所拘禁十個多小時。從5月31日到六四上午,我家門口都有警警察車監視。

明年是六四20週年,我還會去北京天安門廣場,悼念六四。現將這次赴京受阻的經過和前幾次赴京的情況記錄下來。

(一)前幾年赴京受阻情況

2002年,我寫了一篇《「六四」看看天安門廣場》大意是說為了紀念六四我們可以在每年的六四到天安門廣場,看看走走,用這種方式表達我們的哀思。

2004年我到香港參加六四燭光晚會,2005年六月四日我等四人,到了天安門廣場,並攝影留念。六月七日,我發了一篇《六四我和「老鼠」逛天安門》。

2006年六四前,我寫了幾篇短文:《六四我要去天安門廣場朝聖》(6月1日),《朝聖與悼念六四》(6月2日)文章在海外發表後我於6 月3日登上去北京火車。濟南警方派了七名警員追趕到北京火車站。將我押回濟南,扣押到六四凌晨1點。為了防止六四當天再去北京,一早警方又對我「傳喚」。在派出所扣押了八個小時,6月6日我發了《中共不敢面對六四》的文章。

2007年六四前十天,我買了去北京的火車票,準備再去天安門廣場悼六四,但是六四之前我家樓下就來了警警察車監視。 我只得給管院書記打電話,告訴他我有去北京進行悼念活動的權利,警方干預是違法的。

結果六月三日晚上,兩位書記到我家,讓我一定不要去北京,他們事先找了我的妻子,警方還多次找了我在上海那兒唸書的孩子,她當年七月大學畢業,五六月正在找工作,畢業考試,形勢很嚴峻,在警方威逼下,孩子恐懼萬分,對我哭泣,要求我不要去北京,根據這個情況,我最後答應了書記的要求。決定當年不去北京,他們拿走車票,且全額退還了現金,同時我也向書記表示,明年六四我還要去天安門廣場,我有人身自由權利,我有悼念六四的自由權利。

(二)今年六四前,去北京再次受阻

考慮前幾年的遭遇,今年我事先沒有發表要去北京悼六四的文章,儘管如此,5月31日,三名警官在山大管院書記的陪同下找我妻子談話,向她說明孫文廣的問題如何嚴重,一定讓她阻止我六四去北京天安門廣場。當天就有警警察車在我家樓下站崗,六月二日,兩位書記又找我談話,說:最近是敏感時期,不要去北京,我回答他們說,你們的敏感時期我不感到敏感,去北京是我的自由,六四必須平反,將來一定平反,我有去北京的權利,我有去天安門廣場悼念亡者的權利。

我事先買好六月三號去北京的車票,車次是D42早晨七點08分開車,當天早上,五點起床,五點半出門,到了火車站,進入候車室,六點多時,一個車站的工作人員,過來要車票看看,問我姓名,讓我到辦公室談談,進入辦公室後,幾個警方國保,在等著,出示了對我的「傳喚通知書」,並讓我交出手機等攜帶物品,以後,開車將我押送到山大路派出所, 上午七點,他們讓一個警員看著我,八點多,警員出去吃飯,一個穿便衣的六十多歲的老者進來替他看我。

這位老者叫我「老大哥」,我問他多大,他說六十二了,我和他談了談,才知道,他是,濟南化纖廠的一個退休人員,現在到派出所拿「補差」,於是我和他攀談化纖廠的情況,他說濟南化纖廠有五千多人,現在快要破產了,建於1986年,總投資約20億,也泡湯了,屬於紡織局領導,我問他現在有些私人辦的紡織廠很賺錢,為什麼國有的紡織廠都倒閉,他說不太清楚,但是他說,化纖廠有幾個人後來出去辦私人紡織廠,現在發了。我跟他講了一些,為什麼國營企業比不過私人企業的道理,過了約一個小時,他走了,又來了一個中年的下崗工人是鋼窗廠的,我跟他攀談,他說鋼窗廠也完了,我問他鋼窗現在不是大量需要嗎,為什麼不做防盜門,他說有幾個人出去辦私營也不錯,他描述的情況再次印證了我已經形成的的觀點,中國過去的國有化是錯誤的,當前還在在強化毫無競爭性的國有、國控企業同樣是錯誤的。

(三)與國保辯論

到了十點多,才進來兩個國保的警員,他們拿出了兩篇我在今年三月寫的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問我怎麼知道軍隊在西藏開槍打死了藏民,問我去過西藏沒有,眼看為實,你沒看到怎麼能寫。我反問他們,你看到毛澤東在1893年出生嗎,他們說當然沒有,我說,現在寫的很多事情,多數都不是自己看到的,但是,有文字記載,經過自己的分析,就可相信是真的。西藏開槍,射殺藏民,海外媒體有很多報導,經過我的分析,我認為這是基本上真實的,他們問我,你為什麼不相信中國的媒體,我對他說,中國的媒體,也有正確的內容,但是也有很多造假的宣傳,你們知道國家主席劉少奇,被說成叛徒內奸工賊的事情嗎,一個年輕的說,我現在才二十八歲,那個時候的事情我不太清楚,我說,我可以告訴你們,那完全是謊言,是宣傳,是欺騙,但是在中國的黨報上,登載了十幾年。人民公社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但中國的黨報從來不承認, 外國的媒體在幾十年以前,就報導過餓死了人,他們問我,你為什麼相信外國媒體,我說相對來講,中國的媒體宣傳,是錯誤多真相少。發達國家的媒體,真相多錯誤少,發達國家的媒體是多元化的,幾乎全部是私人媒體,他們相互競爭,一個媒體出了錯,另外一個媒體就會搶著把他們的錯誤當新聞,這樣天長日久他們的媒體就相對的比較客觀,比較真實。

快到十二點了,他們要去吃飯,讓我到傳達室坐著,給我買了碗炸醬麵吃,一屋七八個人都穿便衣,開始我認為他們和我是一樣的身份,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都是來幫忙的臨時工,在那裏一直等到下午三點多,警官又把我叫到小屋問話,還是問那兩篇文章,又開始辯論,他們最後,讓我在兩篇文章的後面簽名承認是我寫的文章,他們說是網上下載的,我不給他簽,他們說你仔細看看,我說沒帶花鏡,於是他們出去借了一副花鏡,我看了一下文章的大體內容,我說,寫過類似的文章,但是這篇東西我不能簽字,因為這是一個複製稿,你們有沒有改動我不知道,編輯有沒有修改我不知道,我怎麼能簽字,問,怎麼才能證明文章是你寫的,我說拿原稿來,他們問原稿哪去了,我說早讓我燒了,最後不了了之。

(四)讓我按十二個手印,照標準像,好像要逮捕

快到五點,他們讓我到一個房間,分別按了十個指頭的指印,還按了倆手掌印,另外還給我拍了幾張鑒別照,是在有細方格的背景下,從不同的角度照出來的,根據我的過去的了解,這是在要逮捕了或者判刑前所做的處理,這也是我兩次判刑並坐牢的經驗中想到的,我心裡暗想快要宣布對我的逮捕,這時心裡有一陣涼,但是再想,對逮捕不是早已有了準備嗎,外邊的事情也基本上告一段落,心裡也坦然了。後來知道這是一場心理遭遇戰。

這些操作之後,還讓我交了100元的拍照費(沒有收據),又把我叫到小屋裡面繼續問那兩篇文章,做筆錄,我仍然堅持原來的態度和觀點,不承認兩篇文章有錯誤,最多也只是說,有的事實,需要進一步調查,我的文章也不是十全十美,後來他們給我做筆錄說孫文廣承認文章過激,讓我簽字,我讓他把「過激」兩個字改掉。他們只好去掉這兩個字。

五點多,警方發還了我被警方扣押的手機等,但是我在香港發表的兩本《呼喚自由》被扣留,山大管理學院一位副書記帶著車來把我接回山東大學,送到家中樓上,原來我以為,警方已經抄了我的家,回家後發現警方沒有來過,倒是四點多鐘,管院兩位書記到我家告訴,說我在派出所被傳喚,請家人放心。

(五)有的朋友受阻 有的到了廣場

後來知道,貴州陳西,今年要去北京天安門廣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在貴州機場,準備登機時,被國保截回,扣押到下半夜兩點,才回到自己家中。

北京浦志強律師,2006年曾經向十幾個朋友發出短信,要在六月三日晚上到北京的廣場悼念六四,結果被警方堵在家中,2007年6月3日他要再到廣場,警方反對,後來達成妥協,由警方陪同,警車相送,當晚去了廣場,雖然時間短,但意義重大。今年六月三日,又受到警方干預。

六四晚上,有朋友從天安門廣場打來電話,說他們到了廣場,說警察表現友好,只是要了身份證看了看。

(六)不忘2009六四20週年

明年是六四第二十週年,對此很多人都在想如何紀念?用什麼方法、方式紀念?寫文章固然是一種方式,但二十年來已寫了很多,現在重要的是,用什麼行動來紀念六四,這些行動應該根據憲法的精神,充分的使用我們的自由權利,包括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等權利。

明年六四20週年,到天安門廣場去進行悼念,應該是一個可選的方式。特別對北京人來講,更是一種簡單易行的方式,可以去走走,看看,散散步,會會朋友。當然還有其他的方式,譬如,貴州的陳西等人,幾乎每年都要在當地舉行燭光悼念活動,還有的人準備在家中以燭光、或者通宵明燈悼念六四。

在中國的南方,靠香港的較近的深圳廣州等省市,我想也可以選擇在六四,去香港旅遊,參加香港的六四燭光晚會,我在2004去過,當年有8萬人參加。

今年,我不能去北京了,我準備像去年一樣,在家中以通宵明燈悼念。 總之,我們要開動腦筋,多想一些實際行動,用以紀念六四。

2008年6月4日星期三於山東大學(0531-88365021,13655317356)(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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