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1日訊】1932年12月，上海老牌的《申報》老闆史量才起用 28歲的黎烈文改革「自由談」副刊。在一年多時間內，魯迅一個人就在「自由談」發表143篇含沙射影的雜文，結集的有《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等。此外，茅盾、巴金、老舍、郁達夫、陶行知等人也在上面發表了大量評論、雜文，「自由談」成為「一種站在時代前面的副刊」，超過了國民黨當局容忍的尺度。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醒亞向史量才施加壓力，要他撤掉黎烈文。沒想到他竟回應說：「《申報》是我個人產業，用人的事不勞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張。章依萍決不聘用，黎烈文決不撤換。」「感謝諸公惠臨施教，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成『不自由談』吧！」到1934年5月9日，黎烈文為了不連累史量才，主動提出辭職，主持「自由談」1年6個月零9天。
《良友》是1926年在上海創辦的一本綜合性畫報，沒有政治傾向性。1933年，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之後，《良友》發表她的一篇小說《楊媽的日記》，主編馬國亮還在後面寫了個編者按，稱這是她失蹤後由她的朋友投寄的未完成之作，因為是日記體小說，片段成文，可以從中看出這位中國女作家的文筆和意境。此文一出，驚動了上海國民黨市黨部的主任委員潘公展。良友公司的經理余漢生及趙家璧被請去談話，潘指責良友出版左翼作家的作品，還有《蘇聯大觀》、《活躍的蘇聯》等書，《良友》畫報也經常發表這些作家的文章，認為馬國亮、趙家璧和共產黨有關係，要良友公司炒了他們兩個的魷魚。良友總經理伍聯德聽了匯報，只是淡淡地說：良友是民營的企業，政府管不著。叫馬、趙兩人照常工作，不必理會他們。接著，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又給良友公司來函，要公司將他們解僱。公司一面為他們向潘公展申辯，一面託人向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去說情。此事最終不了了之。馬國亮晚年回憶，他們的編輯方針仍一如既往，並未因此而改變，感嘆良友公司當年不要求他們自律，絕不干預，「這是十分難得的」。
1933年是「九一八」事變兩週年，《大公報》計劃出一期紀念特刊，張季鸞、胡政之兩巨頭事先已安排好，請曾在哈爾濱郵局工作多年的票友記者陳紀瀅秘密前往東北採訪。陳於這年9月16日上午順利回到天津的報館，一天多的時間就寫出了36000多字，足足三個版面，題為《東北勘察記》，對淪陷後的東北方方面面的情況做了第一手的詳細報導。「九一八」特刊完全是獨家新聞，轟動一時，日本大使館接到天津領事館的報告後大為惱火，當天就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理由是「有礙邦交」。當南京來電話時，胡政之正好在宴請陳紀瀅等人，陳向胡表示歉意。胡的回答是：「這與你無涉，報館既刊出，即應由報館負責。」
1936年，《大公報》開辦上海版，重心開始南移，蕭乾那時主持文藝副刊，發表陳白塵一個抗日題材的獨幕劇《演不出的戲》，惹了麻煩，儘管他在編輯時把所有「東洋人」中「東」字都換成了「×」，日本人還是不依不饒，向租界法院控告《大公報》犯了「反日」罪，「妨害秩序」。9月11日，一襲布衣長衫的張季鸞出庭應訴。因為那個「×」，一週後法庭判決《大公報》勝訴。張季鸞和胡政之不僅沒有責怪蕭乾，還讚許他那個「×」打得好。上海淪陷後，《大公報》除了維持張季鸞主持的漢口版，胡政之另帶一支人馬開辦了香港版，蕭乾繼續編「文藝」副刊，他的版面經常因為檢查官抽文章而開了天窗。有一次整個版都沒通過，被審查官打了個大紅「×」，那天他正好看電影去了，去哪家影院沒有人知道，胡政之派人一家家去找他，終於把他從黑洞洞的電影院裡找出來，補發了稿子。此事急得他滿身是汗，可是胡只詛咒審查官的蠻不講理，還是沒有怪他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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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片段使一部中國新聞史有了永遠都活著的聲音，有了生氣和力量，雖然這一切正在離我們遠去，但這些片段構成了新聞史的精神脈絡，這些脈絡要比發行量、廣告收入重要得多，那才是一家報紙或雜誌的精、氣、神。(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