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甕安6．28事件，首當其衝是警民衝突。
事件發生時，當地百姓把他們積累多時的怨氣和不滿，首先一股腦都發洩到了公安部門身上。衝突發生後，當局為了平息民怨，先免的也是甕安縣公安局局長的職。然而，無論是對民眾的怨恨還是上司的處理，被免職的甕安縣公安局局長申貴榮都顯得有些牢騷，這從他接受《中國新聞週刊》專訪時對記者說的話中看的很清楚。
申貴榮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的時候特意喝了酒。他比誰都清楚，這對於一個膀胱癌中晚期患者意味著什麼。
「我并非想為自己開脫。」他說，「這些年，我工作的失誤，我從不逃避；但不是我們的問題，我要替公安澄清。」
「我從不逃避」的是什麼呢？「我要替公安澄清」的又是指什麼呢？」
用申貴榮自己的話說，前者是指「這些年我們有50%以上的案件沒有偵破。大案、命案一般都偵破了，但今年有一起命案沒有破，這在當地引起了不安。－－－－另外，在去年9到10月，甕安縣城就連續發生了四起爆炸案，讓人們恐慌不已。－－－－因為沒有偵破這起連續爆炸案，民眾對公安的埋怨很多，大家覺得社會不穩定，覺得公安人員都沒出息。公安的威信自此掃地，這是我們的責任。」
後者指的是「作為公安，這兩年我們的非警務活動比較多，這不是我們的問題。比如，遇到群體事件就出動警察，這種『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們去做。」據申貴榮計算，這幾年，針對群體事件，當地公安出動百人以上的大行動就有五次。這其中包括礦權糾紛、移民搬遷、房屋拆遷等等。他們幾乎把人都「得罪」完了。
他回憶說，「 2004年，為移民糾紛，我們一年裏就出動了好多次。最後造成移民包圍了龍潭鄉政府。我還記得那是2004年12月16日，那天差不多有五六十人去砸鄉政府。
起初，是副縣長帶著一幫幹部去做群眾工作。移民們不理解，不讓官員走，扣下了。我們公安趕去營救，怕矛盾鬧大，沒敢進去。後來，縣長、縣委副書記都下去，全被扣下了，不救不行。解救時，警察和移民發生了衝突，最終傷到了幾個移民。」
「2007年10月以後，縣裏把移民安置到城裏，他們開始建房子。一些移民和開發商私下達成協議，開發商幫助們建房子，不要錢，建好後的房子雙方分。
這個事情，縣裏的某些部門可能早就知道，他們不管。當有些房子建到五六樓了，這時候才說他們違規，要強制拆除，城裏一共涉及兩百多戶，又讓我們去，搞得我們在庫區移民中，抬不起頭。」
申貴榮還舉例說，「這兩年煤價瘋漲，礦主與當地老百姓的關係日益脆弱。雙方利益出現衝突，政府就讓公安介入。」
從申貴榮「澄清」的情況來看，甕安官民衝突實源於政府對群眾利益的屢屢侵犯，公安在這種衝突中扮演的只不過是打手的角色，政府才是衝突的始作俑者和指使公安鎮壓民眾的主謀。
劇情往往是這樣展開的：先是政府在移民安置、建築拆遷、礦產資源開發等工作中侵犯了群眾的利益，遭到了群眾的反對，一些措施和政策由於阻力太大推行不下去了，這時候他們不是與群眾柔性溝通，或是反躬自省，改弦更張，而是一意孤行，并直接把作為國家暴力工具的公安推向矛盾的第一線，用強權強力逼迫群眾就範。連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也不得不承認：「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導火索是女中學生的死因爭議,但背後深層次原因是當地在移民安置、建築拆遷、礦產資源開發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在處置一些矛盾糾紛和群體事件過程中,一些幹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甚至隨意動用警力……一些幹部工作不作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機關推上第一線,群眾意見很大,不但導致幹群關係緊張,而且促使警民關係緊張。」當然，照石宗源的意思，上述情況似乎只限於一些幹部和一些群體事件中，而且僅僅屬於工作作風和方法方面的問題，但實際上，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它其實已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不但跟官員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有關，更是集權制度的必然產物。
如此說來，前甕安縣公安局局長申貴榮的牢騷自有幾分道理，因為歸根結底，不是中國公安天生就是鎮壓民眾的打手，也不是他們主動要充當鎮壓民眾的打手，而是政府要他們充當這種打手，作為「黨和政府」的專政工具，他們也不得不充當這種打手。當然，當打手不免辛苦和危險，主子決不會讓他們白乾，自會論功行賞。久而久之，他們的積極性隨之也就被培養出來了。甚至於有時主子沒發令，也會主動出擊了，一付狗仗人勢的模樣。
常言道酒後吐真言。在當今中國，政府和公安其實就是一種主謀與打手的關係，它再清楚不過的表現了中共對暴力的極端偏愛和依賴。感謝《中國新聞週刊》的採訪，讓下臺局長申貴榮借酒後的牢騷洩露了這番玄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