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中國的民族/國家主義焦慮（上）

【大紀元8月8日訊】小引

針對此類愛國狂熱和仇外情緒，最近網上貼出了不少尖銳批評的言論。或以「單刃毒劍」標籤民族主義，或斥愛國主義為「無賴最後的避難所」，所有怒加指責的言論多限於羅列現象和就事論事，貶斥之餘，明顯有剖析欠足之嫌。對那種長期受壓下從安全閥縫隙間迸發的情緒及其滋生的病態環境，論者尚乏深入的討論；對民族主義這個在太多的上下文中已磨損得趨於偏解的概念，更未放在歷史脈絡和世界背景中做適當的還原。總的來說，在批評水平、更大的包容性、有效的說服力以及啟發引導作用諸方面，都還顯得用力不足。本文擬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作出正本清源的檢討，清除其備受扭曲的積垢，追尋其有待完成的使命，並力求在歷史還原和真偽剝離的勘探中觸摸出建設性的可能。

一、民族/國家主義溯源

從民族國家說起英語「nation」一詞兼有「國家」和「民族」兩義，通常所說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也有人譯作「國家主義」。就民族這一面言，該詞更強調民族和文化的共同體；就國家這一面言，則又強調一個具有高度主權的政治實體。在今日的世界上，大量的國家都是民族國家，但並非所有的民族都具備構成主權國家的條件。因此，提起中文「民族主義」這一用語，我們首先應考慮到，在不同的語境中，它既有民族（ethnic）導向的一面，更有國家（state）導向的一面。由於各國的國情及其歷史境況存在差異，這兩方面的導向自會有各不相同的側重。為避免「民族主義」這一中文通譯可能造成的偏解，本文特以「民族 /國家主義」命題，意在強調其被忽視的國家導向。

須知，我們今天泛泛而談的民族主義，本是在荷蘭、英國等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發揮過構成作用的一個因素。它表現為不受教區限制的共同體（civic communities）追求自治的努力，納稅者參與議政和決策的要求，議會對王權的挑戰，商業協會尋求和建立武裝保護的謀劃。歐洲社會衝突摩擦了好幾百年，正是在這一締造商業繁榮和開展貿易競爭的過程中，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封建割據被逐步整合，帝國解體，貴族沒落，一個個現代民族國家才陸續取代了原有的君主政體（monarchy）。早在清末，一位去英國考察的大臣就曾敏銳地指出英國值得中國的傚法之處：「至其一國精神之所在雖在海軍之強盛，商業之經營，而其特色實在地方自治之完密。」 1這位大臣並沒提說「民族主義」，僅就他對英國這兩句扼要的讚賞而言，已多少點出該詞在當時英國脈絡中的要義。

歐洲現代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發展可分兩階段簡述如下。起先是從割據走向統一，從另一角度看，也可說是由各個自治的共同體組成共利的聯合。比如早在十四世紀出現的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就是由很多自由城市中的商會為保護商業利益而結成的組織。這種組織進一步發展，則是被迫徵稅以設立海軍，以自費裝備的武力抵禦海盜，抗拒王權，在共同價值和優先權的基礎上開了國際合作的先河。2再如「光榮革命」後的英國，王權越來越受到限制，主權轉入由選舉產生的議會手中。生活在英倫三島的人民雖各以英格蘭人、威爾士人、蘇格蘭人或愛爾蘭人自居，但等到1707年聯合王國形成，標準英語在官方推行下日益普及，英吉利民族遂在融合過程中逐漸形成對大不列顛的認同。在這一自上而下推行國家—民族認同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著另一個很重要的動向，那就是由下而上，邊抗爭邊和解地走向共和的趨勢。

民族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按照Greenfield富有啟發的說法，民族主義這一獨特的社會意識首先出現在十六世紀的英國，再由英國移民帶到美國，十八世紀傳至法國和俄國，進而遍及歐美各國，隨後遠達亞洲。她把現代西方文明界定為「經濟文明」，其發展趨勢為追求經濟的持續增長。但她所強調的這個民族主義動力，只有在經濟成就、競爭性和繁榮被確定為正面的和重要的國家價值的情況下，才能從中起積極推動的作用。比較地看，在歐美國家，這一經濟文明的發展多呈現由國內向國外擴張的趨勢，而在經濟落後的亞洲國家，特別是在皇權吞噬一切的中國，則呈現為對外來挑戰的消極響應，與前者自發而主動進取的勢態明顯地形成了被動挨打的對比。

Greenfield非常推崇《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的經濟學見解，並引用笛福的觀點說，國家的財富就是國民的財富，是個人福利的總合，而非該國的經濟資源。國家支配經濟資源和將國家的財富用於政治或軍事目的的權力正是國民財富本身的功能。這就是說，既然稅收、源源不斷的基金和軍費的開支主要來自貿易和商人，國家的武力便應保護商人的利益，為開闢國外的市場和貿易擴張而大力服務。經濟上的民族主義把英國社會重新界定為一個現代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中，經濟不但不再受政治和宗教的束縛，且一躍而升至價值的頂端。一個人的出身於是不再完全決定他的社會地位，職位的聲望在很大的程度上成為一種被期待為公益服務的功能。國家利益就在國民的利益之中，因而公益就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隨著國家更加關注國民的需求，平民也就日益受到尊重。國民財富正是英聯邦（commonwealth）這一由共同利益組成的政治實體立國的基礎。由此可見，英國脈絡中的民族主義其實與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所強調的自由、法治、主權自民（popular sovereignty）等要點是一致的和相通的。

Greenfield反復強調說，民族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精神源泉，是促使現代經濟增長的倫理動力，而公平和競爭則是它的兩大原則。英國在經濟上發揮了民族主義的帶頭作用，進而在各國喚起一波又一波的反應。對這一起到推動作用的潮流，Greenfield更從理論上讚美說，「賺錢經商的行為從被鄙視的銅臭中蟬蛻而出，盈利於是成為一種與貪婪無關，且值得為之奮鬥的事業。物質自利中因而增加了利他的成分，在我們今日的集體想像中，經濟已被提升到具有榮耀的地步。」3經濟的持續增長和貿易上的競爭必然促使民族主義的動力從內部聯合趨向一致對外的國際衝突。發生在國家之間的戰爭並不都是純粹的入侵和燒殺搶劫，特別是在歐洲，很多戰爭都雜有貿易衝突和爭奪資源分配的因素。歐洲國家所結集的武力，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在為各自的商業護駕開道，早在中世紀，打起宗教旗幟的十字軍遠征，據說就帶有打通歐亞商路的目的。在不久前大陸推出的大型記錄片《大國崛起》中，我們更可以明顯地看出，海洋上一艘艘滿載財富的商船，其百舸爭流的氣勢幾乎都是在本國海軍的支持下壯大起來和得到安全保障的。1815 年，歐洲各大國海軍的總噸位數排名如下：第一名英國為60.93萬噸，其次為法國的22.83萬噸，俄國的16.73萬噸，西班牙的（從早先的24.22 萬噸下跌到）不足6萬噸。英國的總噸位數超過了其它三國的總合，其海上霸權在當時達到頂峰。4此時重商主義的英國進一步向自由貿易的擴張過渡，歐洲各國的商船競相靠武力開闢亞洲市場，閉關自守的清王朝首當其衝。在古老的中國大陸上，西方民族主義的經濟文明所追求的公平競爭原則先是碰了不平等對待的釘子，接下來他們便動用武力，迫使連續吃敗仗的清政府接受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

二、天朝心態vs貿易擴張

天下主義的妄自尊大 「中國」者，四國之中之謂也。該詞在最初僅表示方位，並非專有的國名。四國泛指周邊的蠻夷，中心便是華夏政教的「天下」。天下的位置恆久不變，它延伸廣闊，富於包容，像一個想像的舞台，可供不斷更替的王朝上台來展示各自的文治武功。在這個泛天下的文化地理範圍內，中國與蠻夷的界限既劃分嚴格，又伸縮可變：「華夏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華夏則華夏之。」 華夏模式被奉為唯一的標準，本為夷狄的滿清入主中國，一旦擁有了天下，也就以華夏自居起來。

天下主義的心態是一種文化政治上的妄自尊大，與那些在發展商業文明的過程中富強起來的西方國家不同，滿清皇帝和官員既不懂各國之間已經確立的國際法和關稅保護，對西方意義上的外交關係和國家主權更缺乏起碼的認識。這是因為，自明至清，中國與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的往來，一直都屬於高度禮儀化的封貢關係。封貢關係重視的是泛文化性質的禮儀交往，而非國際貿易，是政治虛榮，而非經濟實利，在「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文化自負氛圍中，清王朝並不認為中國與他國之間存在著平等的外交關係。其涉外機構理藩院處理的只是把外國當藩屬對待的藩務，與西方國家的外交部性質上根本不同。因此，當西方國家本著自由貿易的觀念前來與清王朝接觸，試圖建立對等的外交和貿易關係時，滿清皇帝及其官員依然把那些洋人視為蠻夷。早在鴉片戰爭前，英國先後兩次派外交使團來中國交涉通商事宜，滿清的官方文件對人家仍以貶低的「貢使」相稱，而且堅持要他們見皇帝時行叩頭大禮。只因在此類繁文縟節上爭持不下，英國使團與清王朝最終未達成任何協議。中國自稱天下宗主的角色與西方的主權觀念難以相容，華夏的朝貢體制與西方的外交往來體制發生了重大的衝突，中國農業社會的自給自足與英國的自由貿易實在無法接軌，正是在最初那些雞同鴨講的齟齬誤解中一再地衝撞摩擦，最終觸發了鴉片戰爭。

把這種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態泛稱為「種族主義」，又把受到列強欺壓後從朝廷到民間的排外仇外情緒歸結為愛國或民族主義，實屬概念不清的模糊影響之說。6 「種族主義」（racism）仍為來自西方的觀念，它源於歐洲19世紀已降的人地學（anthropogeography）及其白種優越論，主要指白種人歧視和排斥其它非白種人的種族優越感，屬於宣揚優等民族統治劣等民族和種族清洗的反人類罪行，與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根本是不沾邊的。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態最關心的是維持天朝的尊嚴，即皇帝和官員的面子，只要能保住皇權的至尊，即使犧牲國家利益和臣民的生命財產也在所不惜。清王朝在鴉片戰爭及其後與列強發生的一系列衝突中，種種自取其辱的做法都吃了妄自尊大之虧，其中既無種族自我優越意識可言，也無關於保護國家民族的利益。種族主義固不足稱讚，但如此腐朽而虛榮的天朝心態，實不配稱為種族主義。

我在此特指出這一點，並非對列強的侵華史做合理化的解釋，而是要強調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態在國民心理和歷史教科書導向上所埋下的病根。《南京條約》簽訂後，列強對割地賠款和開放口岸的要求愈益嚴苛，清王朝遂從敬酒不吃的老大帝國墮入不斷吃罰酒的半殖民地狀態。英法等國一味按照西方自由貿易的原則在中國不斷擴張，所謂公平競爭，不過是列強那一方獨霸的公平，對硬著頭皮挨打的清政府已無任何公平可言。Greenfield在她的書中津津樂道西方的經濟文明，更從理論上把那一整套規則講得頭頭是道，不幸它在炮艦護送下傳入中國，卻成了打破天朝中心局面的災難性衝擊。這就是李鴻章驚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它造成了幾代人仇恨列強和怨憤滿清的心理，至今仍如鬼魂縈繞，成了中國人心中難以泯滅的民族/國家主義焦慮。

對比滿清的妄自尊大及其對列強的笨拙抵制，再看一看中共政權今日自恃的「偉光正」形象及其拒不兌現人權承諾的強硬態度，兩者的力不從心和死不認輸何其相似乃爾！一百多年前，每當中國落後的海軍抵擋不住洋人炮艦的進攻，清政府就縱容民間的仇外勢力濫殺傳教士或外交使節。這種無力在軍事上對抗列強，轉而煽動暴民襲擊非武裝外國人的做法，無論就當時的國際公約或交戰國雙方應守的道德準則來說，都是很卑劣的。中共慣用的「人民戰爭」其實並非甚麼新玩意，慈禧太后和滿清王爺早在對付八國聯軍時已作過惹火燒身的示範。1949 年以來的歷史課本一直把此類義和團行為作為反帝愛國的英烈事跡大加宣揚，致使幾代人從小深懷民族受害的心理，排外仇外情緒幾乎成為國人的本能。近年來，每逢當局遭遇外來壓力，此種情緒便獲得猛烈釋放的機會，政府不便直接出面去做的事情暗中唆使民眾去做，讓富有中國特色的愛國狂熱一再發揮出官方無從施展的威力。

日本對列強的反應鴉片戰爭後，西方的貿易擴張很快也指向閉關自守的日本，這個被中國一貫蔑視為小日本的島國卻做出了遠比中國積極的反應。1854年，在美國炮艦的威懾下，日本被迫接受了類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但與只打算「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滿清不同，日本並沒停留在僅僅買回堅船利炮以加強防守的水平上，而是很快就實行了全面的改革。首先，通過「倒幕開國」的戰爭，逐漸消除封建領主的割據，加強了天皇的集權。其次，大力傚法俾斯麥主導下迅速崛起的德國，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基礎上，日本開始推行「文明開化」、「殖業生產」和「富國強兵」三大政策。而對於同為島國，地理形勢又很相近的英國，日本的改革者更加以全面對比，瞄準英國人成功發展海上貿易的方向，從一開始就把經濟民族主義置於改革的首位。大久保利通考察歐洲後，深為西方的經濟成就所震撼，他帶著某種自卑的心情回到日本，立即向政府提出指導和鼓勵民眾努力致富的建議。另一個改革倡導者福澤諭吉則認為，政府的決策管理只是西方國家強盛的一個因素，培養國民情操其實比前者更為重要。他指出，與西方相比，日本人的國民情操相對薄弱，因此要建立西方的經濟文明，除改革制度，還要加強國民情操的培養。7日本人顯然看出了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本同源的道理，人家並沒有把自己的劣勢歸罪於列強的欺凌，而是迅速走自強的道路，首先建立起願意和有能力推動變革的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政府也很重視提高國民的教育水平和國民性的培養。成功的改革使日本很快就有效地發揮了民族主義的動力，從此不但擺脫了落後挨打的劣勢，而且大有追蹤列強，後來居上的勢頭。

順便在此指出，在學習西方的事情上比中國早了一步的日本，後來很快就成為西方思想觀念向中國傳播的中轉站。派往日本的留學生多從日文語境中搬回中國急需的西學，西文中不少關鍵詞在早期的中譯，最初都是直接從漢字書寫的日文中直接挪用過來的。比如「國民」和「國民性」兩個用語，即照搬自日文。國民乃組成國家與民族的實體，無國民則無國家民族可言，而國家民族的興衰強弱，自然與國民素質之高低有直接的關係。嚴復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之論，梁啟超的「新民說」，都是在面對清王朝一敗再敗的危機形勢下，對比了日本改革的成就而提出的。自晚清以至五四，有識之士一再對中國人國民性的衰弱提出批評和改良的言論，他們多持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論調，把國民性的衰弱貶斥得似乎中國人的人種本身就很成問題。對比日本的情況看，那些責備中國人國民性衰弱的言論顯然忽視了一個視而不見的事實，那就是日本人已獲得國民身份，並受到了國民教育，而滿清統治下的中國人則根本沒有。

三、從排滿到國民革命

從臣民到國民中國人顯得素質低下，是因為王朝統治下的個人並不具備國民的身份。天下主義的王朝只能滋生臣民意識，一朝天子一朝臣，臣民的身份是相對於朝廷和君主而言的，故無從確立現代的民族國家觀念。臣民與他們的君主在華夏的天下相處了幾千年，並沒有出現素質低下問題或需要改造國民性的問題。清末民初的國民性焦慮，都是在貧弱的中國受外來挑戰的情況下，因落後挨打而激發出來的。這種一面自怨國家弱，一面憎惡洋人強的民族主義情緒，其實在本質上是一個現代化焦慮的問題。這就是說，學習和追趕西方，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途，但由於時勢所迫，社會的積弊太重，走不出經濟的瓶頸，既向想要師法的對象發出怨恨的攻擊，也對天下主義的威望失去信心。在從前，每一朝代滅亡後，通常都會留下一批以遺民自居的人物，這些遺民對現政權的反抗僅以恢復前朝的政權為目的。遺民只論朝廷，不論民族，連金和元那樣的異族王朝，都有各自的漢族遺民。直到孫中山及其同盟會打起民族主義旗號鼓動革命，明亡以來的反清活動才突破了「反清復明」的局限。中國人從此逐漸擺脫臣民意識，在亡國亡種的危機中開始尋求民族和國家的認同。

百日維新失敗後，梁啟超逃亡日本，為了在文章中確立一個有別於清王朝的中華，竟因無國名可用而不得不借用日文中「支那」一詞稱呼自己的國家。面對延續數千年的「天下」即將瓦解的局面，梁啟超在確立民族國家觀念的問題上忽然陷入了認同的焦慮。他說：「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也。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為國也。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天下，而不謂之為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雲？」8 今日以漢族自居者若仔細回顧歷史，其實就連「漢」這個族名本來也是匈奴對漢朝臣民的稱呼——正如後來稱唐朝臣民為「唐人」，稱宋朝臣民為「宋人」一樣 ——，而非天下化的華夏人固有的族名。只是在長期對抗異族的歷史積澱中，族群意識漸趨明確，直到清末，才出於排滿的迫切需要而提出了漢族認同。至於被稱為漢族始祖的軒轅黃帝，這個在《史記》中被描繪得荒誕不經的神仙家人物，也是在那時候才與漢族扯上了關係。在西方持續的衝擊下，隨著清王朝的崩潰，幾千年來自我定位的華夏中心論遂趨於幻滅。自我忽然被置於「他者」定位的尷尬地步，中國人不得不根據外來的標準和界定來確立國家民族的認同，連那個剛挖掘出來的民族始祖黃帝，也被中國文明西來論者說成是從崑崙那邊進入中原的征服者。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 同盟會排滿的號召在五族共和的民國成立後隨即作廢，國民革命語境中的「民族主義」主張國內各族共存共治，對外一致反帝。按照孫中山的論述，這個民族主義的綱領就是「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際平等、國家獨立。」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綱領明顯地偏於國家導向，而非狹隘的漢族族群導向。從帝制轉向民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改朝換代，但並非清帝一退位，滿人被打倒，天下隨即平定，秩序迅速建立。帝制時代，朝廷派官管民，官員任吏辦事，那一體系運轉已久，如今一旦解體，要建立政府，管理財政，處理外交，一系列社會轉型的問題都迫切需要解決。因此孫中山在提出民族主義綱領的同時，也提到有關民生、民權等必須一起推行的設想。按照孫中山的設計，在爭取國家獨立自主的同時，國民政府更需提高國民的政治知識能力，要保證國民能「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製權，行使其復決權。」 在確立國家獨立和實施民權的基礎上，國家應進一步把更多的工作轉向民生的建設，也就是對「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

從上引孫中山這些淺顯、粗略而貼近當時現實需求的建國綱要可以看出，在帝制廢除，共和初創之日，對不再是臣民的中國人來說，獲得國民的權利，乃是進入民國社會一個重大的身份變化。在這一潦草的民國建國藍圖中，國民的權利和國家的獨立自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可謂與 Greenfield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統一的說法遙相呼應。正因為「民國」和「國民」這兩個新用語與西方脈絡中的民族主義在觀念上彼此相通，今日英美所出版有關民國歷史和國民黨的英文論著中，在翻譯「國民革命」、「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這些關鍵詞時，對「國民」這一定語都通譯為「nationalist」。這樣看來，西方意義上的nationalism，置諸民國的語境，也許譯作「國民主義」或「民國主義」才更貼切通達。

買辦和軍閥但孫中山那些有關民權和民生的設想，當時只是口頭上提說而已，真正要全面實行，眼前還有很多障礙。剪掉臣民的辮子並不難，獲得國民的權利就不是起草一個綱要那麼容易的事了。在革命者眼中，帝制崩潰和外國勢力侵入過程中出現的兩個新興階層就是很大的障礙。他們是被稱為買辦的富豪階層和被稱作軍閥的權力階層。前者因代理服務外商而快速致富，在社會上獲得了比早期的公行商人更富裕更自主的地位；後者因掌握了一定的軍權而對當時的政局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二者在歷史傳播中一向被描述得形象很差，幾乎統統背上了腐蝕社會，勾結帝國主義剝削和壓迫中國人民的罪名。

應該看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在西方的壓迫下啟動的。西方勢力的陸續侵入，固然衝擊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但外國投資者同時也以其先進的經營方式提供了示範，在租界和通商口岸區相對穩定的環境下最先刺激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就是列強侵略所具有的兩面性：既有因侵犯中國主權，控制中國經濟而激起中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的一面，也有引入西方法制觀念，打破了官商壟斷市場，開拓了民間私商的空間，從而促使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面。買辦階層儘管幫洋人辦了很多在中國謀取利益的事情，但畢竟通過他們那種兩頭週旋的活動，中國人才學到了洋行內的管理技能和討價還價的遊戲，進而自行創業，開辦了中國人投資的公司和工廠。10買辦的作為多少帶有Greenfield所說的民族主義創造財富和勇於競爭的精神。只可惜那一切都出現在內亂和外患頻仍的年代，在西方壓迫下的現代化起步並未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孫中山關於民生問題的設想僅粗淺地談到歐美各國經濟利益相調和促使了各種事業發達的現象，但他對資本主義，多著眼於可被利用的價值，卻並未洞察到它與民族主義的同源關係，沒有從富國強兵的角度構想發展經濟的宏圖。西方的資本主義更多地被視為外在於中國社會的東西，常被同中國人的苦難聯繫在一起，像通商口岸和租界區那些被渲染地概括為「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地方，在激進的愛國主義者筆下，就都成了洋場的罪惡象徵，包括買辦以及其它富裕階層的形象，也一併被染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妖孽的陰影。

不只是孫中山有關民生問題的設想沒有條件融入西方壓迫下的現代化進程，他另一個有關民權的設想在軍閥割據的情況下也徒托空言而難以落實。於是就有了國民革命軍討伐軍閥，收編和重組軍閥部隊的國民革命。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帶兵打仗已成為一種爭奪權力的新興行業，大量的失業人口正好可補充不斷需要的兵源，上軍校和入伍當兵，於是都成了便捷的謀生之途。戰爭消耗著過剩的人口，也給形形色色的冒險者帶來了發跡或實現抱負的機會。所謂參加革命，也就是找到一個危險的，但也可能很有前途的工作。在各路兵馬分合不定的情況下，因人員的互相流動而呈現出譜系混雜的狀況，不管是軍閥還是國共，他們的實際面貌都並非書本或銀幕上刻畫的那麼黑白分明。新事物正在隨著舊事物的剝落而蛻變出來，正是這些採取日式或德式練兵的軍隊被一批批推向戰場，中國軍隊的訓練和裝備才逐漸向現代化過渡。中國並沒有贏得日本人那種在國家獨立統一的狀況下建立現代化軍隊的環境，更不具備英國那種商船和海軍互相壯大的發展條件。整個的國家長期陷入混戰，在軍閥與軍閥、革命與反革命的廝殺中，舊勢力逐漸衰落，新成分隨之而生。中國的民族/國家主義焦慮就是在這樣紛亂的色調中痙攣悸動，派系或黨派的衝突，以及其間的路線分歧，大都在國際局勢的影響下，配合著外國勢力的介入而分合消長，起到積極或消極的作用。

軍閥的當道即使施行了惡政，也不妨視其為中國社會向民治轉型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惡」。帝制下的中央政府與地方的關係是通過朝廷派去的官員聯絡和操控的，按照傳統的迴避規則，所有的地方官均來自外地，他們在地方紳士配合下行使其「外來」的職權。帝制廢除後，各省紛紛宣佈獨立，新興的軍閥依仗手中的兵權，取代了外來的地方官，在各自的故土稱雄一方。就民族/國家主義自下而上的聯合趨勢講，軍閥割據的局面其實就是地方自治的基礎。軍閥割據固然造成了全國性的戰亂，但長遠地看，軍閥們曾主張的「聯省自治」若能在自然發展的趨勢下得到有效的推動，它總比人為的設計——比如像民初的精英們按照法國或美國的模式設計的議會——更有利於共和體制的建成。至少就閻錫山在山西或陳炯明在廣東所取得的局部成就看，資本主義在軍閥的勢力範圍內還是搞得很不錯的。不幸當時的國際形勢不斷發生險惡的變化，列強對中國的壓迫不斷造成北洋政府的執政危機，各種社會矛盾最終都聚焦在列強侵華這個引爆點上，致使民族主義的情緒一再地爆發出反帝的衝動。

蔣介石明眼識蘇俄 孫中山及其國民黨鬥不過擁兵自重的軍閥，只好去南方建立黨軍，試圖武裝奪權，快速解決所有的問題。國民黨從此成為武裝起來的革命政黨，不再走宋教仁那種爭取選舉和議會席位來推行其政治主張的民主政黨道路了。孫中山得不到英美等國的支持，遂轉而向蘇俄尋求合作。為贏得蘇俄的軍事支持，他接受了聯俄容共的條件。但孫中山一開始就明確向第三國際的代表越飛（Adolf Joffe）表示：第一、共產主義不能實行於中國。第二、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儘快統一國家和爭取完全獨立。蘇俄對國民黨的援助以及國民黨與俄共的合作，其目的都是為促成這一偉大事業的成功。針對孫中山這一明確的民族主義態度，囿於俄國語境的列寧竟可笑地稱孫中山為「民粹主義者」。列寧這一頗帶微詞的誤稱說明，蘇聯對國民黨建國的民族主義立場並不感興趣。後來蔣介石去蘇聯考察，根據他在那裏的所見所聞，歸國後立即寫信向廖仲愷警告說：「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將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其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國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慾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寧有是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西澤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11

推翻了沙皇政權的蘇聯，在對華政策上依舊延續了沙俄擴張領土，侵犯中國主權的根性。在滿清所對付的眾列強中，沙俄最為陰險和貪婪。從鴉片戰爭至今，眾列強對中國的諸多侵擾均未能從中國的版圖中瓜分走一寸領土，唯獨俄國，多次趁中國危機之際巧取豪奪，從中國的東北方到西北方，陸續割去的領土達幾百萬平方公里之多。有一種誤傳已久的說法，說列寧代表蘇聯政府宣佈把沙俄從中國人民那裏掠奪的一切都交還給中國人民，其實這是對蘇聯政府1919年對華宣言的誤讀。蘇聯所承諾的，僅指1896年以後的各項條約，在蘇維埃新政權惠及中國的那一點退讓中，根本就沒涉及1896年以前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就是說，蘇聯從來也沒有宣佈要把《璦琿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割去的土地還給中國，列寧的宣佈不過是一個無損於蘇俄既得利益的賣嘴討好罷了。12他對所謂孫中山的「民粹主義色彩」 曾那樣不以為然，足見蘇共以及第三國際想要在中國推行的共產國際運動與國民革命所堅持的民族/國家主義路線從一開始就存在著重大的分歧。

國際主義排斥民族主義 柏林（Isaiah Berlin）未必十分瞭解中國的國民革命，但縱觀他有關民族主義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利用亞洲民族革命服務於歐洲革命的偏狹立場是不會真心實意支持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的。他說，「就是列寧也認為，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只不過是反對歐洲帝國主義的武器，在這些運動似乎會加速或遲滯歐洲革命進程時，才值得關注一下。這非常容易理解，因為他和他的革命同志都相信，歐洲是世界權力的中心，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必然將解放全世界工人，亞洲、非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權將由此而被消滅，他們的臣民將被整合進解放後的國際新秩序。因此，列寧對多樣的共同體生活並不感興趣，這一點他是緊跟馬克思，馬克思關於印度、中國或愛爾蘭問題的論述，對這些國家的前景可以說沒有提出一丁點見解。」因為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民族情感本身就是錯誤的意識，是經濟上居支配地位的階級即資產階級與舊貴族殘餘合謀而致的意識形態，是保持和完善階級控制的工具，這樣的社會以剝削無產階級的勞動力為基礎，其中，生產過程本身必然把工人組織成具有紀律性、規模、政治覺悟、實力不斷壯大的力量，時機成熟，工人將推翻資本家壓迫者，資本家間的殘酷競爭使其兩敗俱傷，削弱他們有組織地抵抗工人的能力。剝奪者將被剝奪，資本主義的喪鐘行將敲響，作為整個意識形態的具體表現形式的民族感情、宗教、議會民主等等，也將隨之被歷史拋棄。民族差異或許依然存在，但與全世界工人大團結及生產者為了全人類的利益自由協作以利用自然的力量相比，地域和種族性之類的東西，就微不足道了。」 13 柏林的描述再明顯不過地讓我們看到，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將要消除一切差別，最終抹平的不只是個人與個人的差別，連作為個人身份依據的民族區分最終也要一筆勾銷。

注:

1 轉引自鐘沛璋：《思考大國崛起》，見博訊網站。

2 參看諾曼‧戴維斯：《歐洲史》，郭方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頁323-325；另見Liah Greenfiel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9-61. 此書乃友人周劍岐推薦，書中要點亦由周君提示，特此致謝。

3 參看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pp. 1-2, 56-58.

4 所有數據均引自唐晉主編：《大國崛起》，人民出版社，2006，頁166。

5 參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計秋楓等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29-133，165-189。需要向中文讀者提醒的是，此書最近在大陸另出有簡體新版，受檢查制度的限制，整個內容被肆意閹割刪改，建議讀者勿讀這個版本。有關情況可參看張耀傑《閹割歷史的盛世和諧》一文，載《北京之春》，2008年5月號。

6 綦彥臣《中國民族主義問題檢討》（「民主中國網」）和Hugo《漢人種族主義的起源》（「博訊網」）兩文便存在脫離歷史脈絡和世界背景而混淆概念，比附不當等問題。

7 參看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pp.328-331.

8 轉引自孫隆基《歷史學家的經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一書頁6。

9 孫中山：《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10參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頁434-435，441-443。

11見蔣介石：《蘇俄在中國》，見「博訊網」：http://www.boxun.com/hero/sulian/4_1.shtml

12 1919年7月25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通稱《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中寫道：「蘇維埃政府把沙皇政府從中國人民那裏掠奪的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給中國人民以後，立即建議中國政府就廢除1896年條約、1901年北京協議及1907 年至1916年與日本簽訂的一切協議進行談判。」

13柏林：《民族主義：被忽視的過去與當代的力量》(秋風譯)，見http: //huanggua80.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48708&PostID=10043741&idWriter=0&Key=0

——轉載自《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